童年趣事
在比武
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没有上学，还是一个一天只知道玩耍的小女孩。一天，父母将我从城里送到乡下的老家去陪伴祖母。
那是一个叫“比武”的村寨，属化力区坡贡乡。寨子前面是宽阔的田坝，后面是长满绿树的山坡。太（当地人对祖母的称呼）和姑妈一家住在我们老家的房子里，整个院子全是内亲，进朝门的左侧厢房住的是二伯伯一家，右侧是大伯伯的儿子我的大堂哥家，正房靠左厢房一侧是太和姑妈家，中间是幺爷家，右侧是大伯母家。
正房和左厢房外是约两米宽的走廊，安放着全院人家共用的石碓、大磨、风车和挞斗等用具。
院坝用平整的长方形石块铺就，跟标准篮球场差不多大，我们常在院内追逐打闹，几乎每天清晨，我都是在二伯伯家两个堂哥打转抛（用棕绳挽成球来拍打）的嬉闹声中醒来的。
那段时间，已初中毕业的表哥（姑妈的长子，我们称老表）因春季班改为秋季班，要待9月份开学时才到兴义上高中（当时的安龙中学即现在的一中，当时只有初中部），而对面寨子的学校办的一个复式班又正缺老师，就把他请去代课，我和表弟（姑妈的次子）就随他到校旁听。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各个年级的都有，老师讲了一个年级的课，布置作业后再讲另一个年级的课，听了几次，我们觉得实在不好玩就没再去了。
一天下午，我和太在走廊上玩，见老表背着一袋很重的东西回来，我好奇地问太：“老表背的是哪样？”太说：“是你老表教的那些娃娃家交给他的学费——大米。”
老表为了锻炼身体，在太家院后土院坝一角挖了个沙坑，专门用来练习跳高跳远，我们也常跟着乱跳一气。
大人们每天都要忙各自的事，我多是和外出干活的姑爹姑妈一同外出就近玩耍。有时，也帮着采点猪菜，放放牛。
一次我和姑妈到一个叫“弯子”的山上采菌，在回家的路上，姑妈将背箩放在老水井附近让我等一会，很快她又用衣服兜着些鸡枞菌回来了。
在比武，与我玩得最多的是比我大三岁的堂姐秀银。我与她到后山砍柴，她会专门为我捆一小挑，用一根两头削尖的小木棒当扁担，让我也挑着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学着挑东西，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
朝门外有棵一丈多高的枇杷树，它分叉的枝丫很容易让我们爬上爬下，人上去后又能坐靠在树上玩耍，我和堂姐常在有月亮的晚上爬上去，用棕叶子的筋当针线，摘枇杷叶当布，缝成“员外帽”，戴着在月光照射的院内来回踱着方步，直到大人催我们睡觉了才回去。
姑妈家的菜都是姑爹姑妈收工时带回来，有一次太推豆腐要用菜，而姑妈们还没有回来，太就让我到朝门外田坎边的刺桑树上摘几把桑叶来做菜豆腐，这时我才知道刺桑叶是可以吃的。
姑妈常在晚饭后扛把板锄带着我去放田水（将附近的水沟掏个缺口，把水引进自家田里，那时人民公社还未成立，田、地是各家各户自种自管），返回时天已擦黑，这时姑妈总会拉着我的手同行，我们俩总是边走边聊天。
院内哪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叫我，太也不反对我去，但我总是以姑妈家为家，以致后来粮食逐渐紧张的年代，我间或到比武时，其他人家吃的是苞谷饭，而姑妈家吃的是红籽糙饭，可我还是要在姑妈家。
马是农村主要的交通工具，哪家都喂得有。眼看我就该报名上学了，父亲趁返家帮助秋收之机，决定用马将我接回家准备上学，可我由于舍不得玩熟了的小伙伴们，总是躲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回家了。
比武让我最难忘的是每年年前打饵块粑。那时正值农闲，大堂哥会趁赶场之便将我们全家接去老家小住，这种活动都是全家一齐出动，最小的弟妹由母亲用背带背着，父亲和大堂哥各拉一匹马，马上除驮着打粑粑的粮食之外，还让我们几姊妹轮流骑，途中母亲往往边走边唱山歌，以缓解大家旅途的疲劳。
打粑粑时，大人们蒸米、舂碓、刨碓、揉粑粑都有明确的分工。而我们小孩则在院内高兴地蹦跳着只等揉粑粑的大人喊去拿收头粑（那时打粑粑全是手工，每揉一个都会有个两把重的收头粑，我们习惯称它揪揪粑），然后趁热按自己意愿捏成想要的式样，如鸡、兔、狗等式样，并把它们存起来，暗暗比谁积得多，谁捏得好，然后慢慢享用。
卖鸡
上小学三年级时，家里喂了十多只鸡，有生蛋的母鸡、仔母鸡、公鸡、阉鸡等。端阳节前的一个赶场天，我和弟弟按父母安排去卖一只仔母鸡。出门前，娘强调：“少了一块六就不要卖哈。”这是我们头一次去卖东西，一路上我们都在商量怎么个卖法，最后决定：就喊一块六角二，卖了一个拿一分。那时是赶鼠场坝，我们将装着鸡的提篮放在鸡市上等了不多一会，一个平时靠搓麻为生、身材高大的老伯妈就把我们的鸡看上了，问卖多少钱，我们按商量好的价喊了，老伯妈揪起鸡在手里掂着，这时鸡还争气地生了个蛋在她手里。正在此时，打听了行情的父母找到了我们，得知鸡还未出手，就不同意以这个价卖，称小娃娃喊的价不算。我们还低声埋怨：“还不是你们大人说的。”最后鸡是以两块一毛钱成交的，我们的“阴谋”没能得逞。
“二部制”教学
我读四年级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学校似乎扩大了招生量，教室和师资力量都显紧张。为腾教室给其他班级用，我们班就曾在紧邻学校的老幼儿园、县印刷厂和段石街曾家楼上过课，有相当一段时间还只是上午上课，下午就以小组为单位在指定的同学家自习。作业做完后，“自习”时间就由大家自由支配，同学们有的“过家家”，有的跳海（用粉笔在地上画些格子用单脚拨动石片到底层），有的跳拱猪（弯着身体、手撑膝盖，让别人从身上跃过去），有的还跑出去摘些倒生不熟的李子、杏子来蘸盐巴辣椒吃。上六年级时，一天上晚自习因煤气灯点不亮，全班干脆不自习了，全跑到敬老院去看露天电影《刘介梅》，大家因此受了一次集体批评。
少先队活动
从上四年级起，以班或校为单位的少先队活动就多了起来，如党的“八大”召开后，我们班就曾在班主任刘先翠老师的带领下，以花灯的形式在赶场天对会议内容进行宣传。记得开场白是这样几句：“唐二本姓王，说起话来有名堂，昨天开大会，传达了八大会议的好主张……”接连几个赶场天，我们班都是一早就守在东边龙井背后的马路口，对进城赶场的人进行宣传，路人必须认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字后才准走，不认识的就马上教，直至认得了才放行。
1958年，县里由宣传部门牵头，组织由一匹马专驮放映机，几个学校老师和我们城区一小的八个学生组成的慰问队，赴坡脚一线，对炼钢工人（实际是从附近抽调的青壮年农民）进行为期一周的慰问。白天我们抓空隙为人们表演些小节目，晚上就由电影院的同志为大家放露天电影。记得我单独表演的是一个说唱节目，唱词为“公共食堂办起来，两个阿姨管烧饭，五保爷爷种蔬菜，姐姐去挑水，小猪我来喂，弟弟送进托儿所，妈妈参加生产队……”。
这次慰问活动隔天就要步行几十里，有时是由向导带路。走在坡脚一带的树林中，我头一次看到了长在树上的大地瓜（也称水晶瓜，我们平时还用它揉冰粉）和橄榄果，感到很新奇。那次我们还经历了险情。住坡脚的那天下午，当地同志决定用船送我们到南盘江坡脚渡口对面的广西境内看看，返回时几个老乡搭乘了我们的船。由于正是雨季，江流湍急，船几次划到江心都被浪打了回去。只见老艄公满头大汗，背心湿透，桨又突然断了，领队不得不做出谁负责救护谁的最坏安排。后来在老艄公及几位壮年老乡的齐心协力下，最终化险为夷，大家都长舒了口气。我们几位小学同学多年后谈起那次遇险都感到后怕。
1959年的“六一”节，学校组织五、六年级的队员到麻风病院慰问在细菌战中染上麻风病的老同志。记得那次我还无意间“得罪”了一个认识的叔叔。他是从部队转业到该院工作的，也姓杨，但我原来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加之平时听人说起“癞子”（即麻风病人）即谈之色变，对此病十分畏惧。那天叔叔发现我在慰问队伍中后，活动一结束就给我送去一个白净的枕头，被我推掉了。他又捎来一包约半斤重的花生糖，也被我推掉了，过后我没多想此事，返家后也忘了向父母谈起。之后不久的一天，久未来家的叔叔到家中坐时，向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到不解，将我唤出当着客人的面问：“叔叔又不是外人，你为啥不接他送去的东西？”、“我怕癞！”我直言不讳地回答，两个大人这才恍然大悟，都半张着嘴满脸无奈地望着一本正经的我。长大后一想起此事，我就感到后悔。
平整地面
我买了几对兔子来喂，随着兔子数量的增多，兔子扩大了领地，把洞由专门养它们的房间打到其他房间，影响了家人的生活。于是家里决定干脆不喂了，想趁放假期间把地面平整一下。做出决定后，家里就将当年捡瓦丢弃的烂瓦留下（为防瓦房漏雨，每年雨季前家里均要请人来捡一次瓦），我们便利用假期按商量的意见将它们敲成小核桃大小的瓦子，以每升3分的价卖给父母。平地要用的沙也以同样价格挑来卖给家里，自备材料均由父亲亲自验收。由于是为自己干，大家都很卖力。所有材料备齐后，全家就一齐动手开始逐间平整地面，差不多每个环节均由父亲先做示范，然后我们再照着做。为确保假期内能平整完，晚上也要砍三合土。那个假期，每个学生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页小楷、两页大楷也暂停了。经过全家人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平地工程总算在开学前完成了。望着改善后的居住环境，大家虽累，却都乐滋滋的，这是1962年暑假的事。开学后，我在一次作文中，专门写了这事，记得语文老师的评语是首打油诗，其中两句是“室内明如镜，多是姊妹勤”。
为慰劳大家，那个假期，母亲也会像平常一样，趁赶场之机每周都准备点坚果类小吃（主要是葵花籽、南瓜籽一类），专门存放在一个直径约五寸、长两尺多的硬圆纸筒内（那是我们家专门用来装这类干果的，我们称炮筒盒）。晚饭后，只要母亲吩咐：“把炮筒盒拿来！”弟妹中就会有人积极地去取盒子，另一个就会主动去拿一簸箕摊好，然后大家看着母亲将筒内食物倒出，用一个小杯按人头分成几堆，然后大家从最小的开始一一将它们拿去。
童年的趣事，我永远也不会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