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纸塔轶事
我心中的字纸塔
古老的县城，居然有三座石塔，据说均始建于明朝初年。三座塔各有造型，各有美名，各有用途，这在盘江八属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塔在我心中，在小城山水间，熠熠生辉。
屹立在县城东面的这座塔，建在一座小山顶上，这里是通往县城东乡（平乐）和册亨县的必经之道。塔高约九米，俗称塔山，而塔的真名却鲜为人知，它叫“文峰塔”。塔和桑家大院的情结被后人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县城北面的塔建在魁星山延伸出来的山脊岭上，高约六米，人称“猪儿庙”，其真名为“魁星塔”。县城如有战事，就在塔内燃放烟火，全城皆知；有喜事就在塔上打礼炮，如科考及第或大官巡视等。在县城的南边建有一塔叫字纸塔。它建在西关街与西门坡、大西门街三条路的交汇点，也就是现在鄢家老屋与景家老屋相邻的坎上，正在鄢家朝门的左侧面。塔高约四米。有诗曰：孤塔凌霄汉，天风面面来。山光秋练净，烟雾晓屏开。灰末冲云去，圣文传世间。
这是前人赞颂字纸塔的诗句，古老的字纸塔背靠高耸入云的桅峰山麓，面对市井千户，在晨曦炊烟中，小巧玲珑，飞檐流角，傲然挺立。站在原大西门的城楼上望去，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霞光塔影，幻影犹生。关于塔的来历，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有一种传说是，古时候，这里有一条街，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几代人都用有字的纸当手纸，几代人读书都不成气，都是靠卖苦力为生。到了第四代，有一天两家大人商量好一起去问先生是怎么教的。先生说，你们两家没有少拿一文钱给我，我是凭着良心教的，你们不相信就问问各家家长和孩子们。这时有一个稍大的孩子就站起来说：“先生，他们两家都是撕孔圣人的书来揩屁股，我爷爷说，他们两家得罪了孔圣人，所以读不进书。”从那以后，两家人再也不敢用字纸当手纸了。而且为了自省罪过，他们主动到街上把丢在路上的字纸拣起带回家烧掉。父母做出了榜样，子女也懂得了惜字爱书。慢慢地，孩子读书就有了长进，后来两家孩子一个考中举人，一个考中进士。金榜题名后，两家出钱修建了这座字纸塔做纪念。另一种说法是，远在宋朝末年，桅峰山城墙内，从小南门到老南门之间，有一片平坦开阔地，那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那就是安龙县的老城区。老城区有一个叫周家花园的所在，主人叫周尚清，人称周员外。周员外喜种花草树木，在他的园内还种了三百多棵梅树（以示一年的意思），除此而外，他还经商，有一年他贩运桐油到现在的贵阳（当时贵州还没有建省），和一歌妓张青妹好上了，三年后他把张青妹带回家。当时张青妹才二十一岁，能弹能唱，诗词歌赋无不通晓。因大老婆嫉妒，她被安置于桅峰山麓下（现在的西关街土地庙内），从此就再也不能与周员外相见。张青妹整日孤凄寂寥，只能作诗填词唱曲度日，两年后抑郁而死。张青妹的诗词大都咏叹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叹世态炎凉。据说大老婆知道张青妹死了以后，急忙赶下山，将她的诗作拿到土地庙前焚烧，当快烧完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股青烟直冲云霄，当场将心地歹毒的大老婆吓死了。周员外接到报信，匆匆赶到土地庙，只拾得张青妹的一点残留诗章，现录其三首。
周员外安葬了两人后，第四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张青妹对他说，烧我诗文的地点就是孔圣人显灵的地方，你造一座塔，把灵气压住，今后这里要出人杰，一定要赶在孔圣人生日前将塔造好，以后这塔就用作烧字纸吧。周员外醒来，梦中之事记忆犹新。他一算时间，离九月二十八还有两月，他不敢怠惰，急忙请匠人设计塔形按图造塔，果然赶在孔圣人生日这天造好。字纸塔落成时，城里城外的人都赶来观看。昔日这里荒凉一片，后来很多人家陆陆续续迁下山来，以字纸塔为中心建起了这三条街。周家花园就慢慢地败了。
这让人心痛的是这三座塔都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之手。我辈如今仍能辨认字纸塔旧址，仍能寻踪觅迹。
当年的红卫兵不仅毁掉了安龙最宝贵的文物，而且毁掉了安龙的塔文化。其中特别值得怀念的当数字纸塔。当然我知道它不是国内众塔之首，它与陕西大雁塔、杭州雷峰塔是不能相比的，它没有奇兀、险峭，它不是一座风景塔，然而在我心中，它是一座文化塔。风景塔优美、雄伟、壮观，也并不罕见，而文化底蕴深厚的塔则较稀少。字纸塔最有灵气，最有文化内涵，我要一字一字地写，以表示我对塔的崇敬，我要一句一句在格子上跋涉抒怀，来书写塔的生命。塔的文脉气韵都荟萃在它那一块一块镶嵌的缝隙里，先贤的精华就浸润在其中，它至少是明、清和民国三代小城人尊孔敬儒的见证。
何谓字纸塔？为什么焚烧有字的废纸还要专门建一座塔呢？烧字纸难道一定要在塔里面烧吗？因为在古代先贤们的心里，文字就像神灵一样，孔子在人们的心中是伟大的圣人。当然，建造一座塔专门焚烧有字的纸，是人们心甘情愿的，其目的就是不让人随意糟踏文字，尊孔敬儒的理念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就这一点举动，小城人坚持了四个多世纪，同时也使小城人得到了四个多世纪的尊孔敬儒文化的熏陶。
据老辈人传说，南笼府时代前，小城最繁华的街道就是以字纸塔为中心辐射的三条街，字纸塔就成了小城商业、文化的中心。塔的北面是西关街，长约500米；塔的东面是西门坡长约120米；塔的西面是大西门街，长约200米，三条街全部用青石板铺成。西门坡铺用的石料特别讲究，坡度不陡，共六台，68级石阶。道宽一丈八尺，铺石梯的石料选择特别讲究，做工细致，大部分是整条长石，石梯坎直抵原明永历皇帝所建行宫后门。西门坡街上半段以李占彪家为界属皇宫禁地。以下是茶馆、说书场、演兵校场、染坊等。西关街是以织布、卖布、经营绫罗绸缎为主的商铺。大西门街主要经营糖食糕点（旧时称京果铺）、粮店肉案、菜市，靠城墙那一片是牲口交易市场。当时的小城只不过是几千或万把人口，明朝初年江西、江苏到安龙扎根的人不少，有的官兵也回不去了。后清军入关，打进北京城，永历帝朱由榔由朝臣们护驾南逃西进，一路风烟滚滚，来到安龙建都，一时间小城四乡八面增添了不少人。这时的小城已经北移并扩展。据老辈人说，千万年以前小城的北大街是一片汪洋，四周是原始森林覆盖。后来海水慢慢消退。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安龙镇守游击招国遴捐银两千两，筑起百米长堤，东西横跨，将陂塘海子与县城拦腰切断，海水难以漫进县城。为纪念招国遴功绩，故取名“招堤”。为防海水泛滥，官府又挖修护城河。护城河东接陂塘海子，西通化力，总长约6公里。海水得到治理，县城建在北大街，字纸塔老城逐渐冷清。但是捡废弃字纸焚烧的事依然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历代官府都十分重视，并规定捡字纸的人家每年供给俸禄，子孙读书不论在哪所学堂包括私塾都不交学费，其职业可以世袭。
捡字纸的人每天走街串巷，于每日酉时将纸集于塔内点火焚烧，烧前还要点三炷香以示神灵。每日焚烧字纸时总有百十人围观，塔内烟火袅袅，塔外人声鼎沸，读书的小孩此时得以放风蹦出家门嬉戏玩耍，各家小媳妇此时腰系一匹围腰也出来见世面、相熟人，摆家常。老祖辈告诉我，逢年过节，字纸塔下热闹极了。特别是过年，从大年初一热闹到正月十五。首先是塔，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石塔占地两平方米，高约4米，六面五顶，下大上小。第一顶高约1.3米，正面有两扇石门可开关，用于放废字纸进塔内，第二顶高约1.1米，正面刻有孔子肖像，肖像两边有阳刻对联一副：“与塔共千古，随云来半山”。第三顶高约0.8米，第四顶约0.5米，第五顶就是塔尖了。塔尖形似葫芦，整座塔内是空心的。第四顶以上，六面都有较大的圆孔，那是排烟用的孔。从第二顶以上都有石椽挑出。整座塔小巧玲珑，节日的五彩灯笼就围挂在挑出来的飞椽上。正月十五猜谜的谜语就围挂在塔的四周。从大年初二到初四晚上是舞龙队舞龙和玩狮子灯。他们要把小城的街道全部玩遍，并在字纸塔前的小坝子进行舞狮舞龙表演。据父亲说，我的爷爷最喜欢看舞狮舞龙，爷爷总把父亲扛在肩上看，我们小娃儿叫扛马马肩。1945年父亲有了我，我也得父亲扛过一次马马肩，那是1951年庆祝安龙解放。舞龙时还要打铁水花，这是舞龙时最大的看点，好事的大人故意把点燃的火炮甩去炸龙，龙被炸跳起来，但不发怒，全场会爆发掌声、欢笑声。哪家打铁水花，龙就到哪家，并在哪家堂屋打滚，一边打一边高声喊“龙来龙来，四季发财”。主人发了红钱，龙才离去。有钱人家还发帖子给舞龙队，请龙狮到家中舞。正月十五晚上玩了龙灯还要放烟火架（孔明灯）。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十五，龙在字纸塔下玩够了就到西门坡顶上放烟火架，烟火架刚升上天往西边飘去，未燃完的油棒突然掉下来，落在刘家的草房上引起火灾，大火烧了半条街，三天三夜才熄灭。那时吃水都要到小西门城外的护城河去挑，路程约一华里，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几十户人家的财产化为灰烬。景家有一块空地约四亩，火苗串不过来，景家、鄢家及字纸塔周围一百多户人家才逃过这场灾难。有的人说是字纸塔显灵，此说传开去，字纸塔就更加让人崇敬，也更加显得神秘。从那时起，我的高祖每天打开朝门，就看见字纸塔四周都点有香烛、烧有纸钱，偶尔还有供品。后来发展到哪家小儿夜哭，患者久病不愈，三灾八难，求财去祸等都来拜塔，求孔圣人显灵保佑。我的高祖每观其情，总是忧心，觉得世人拜错了神，有时搞得塔下一片狼藉，玷污了孔圣人，时间一长连小孩也不敢在塔周围玩耍了，大家也不愿再在塔侧边的冬青树下乘凉拉家常。由于有了敬畏之心，塔的人气越来越弱，高祖看在眼里，愁在心上。
鄢家与字纸塔的情结
字纸塔突来的遭遇，让我的高祖担心。于是高祖常与宦绅商讨此事。高祖当时没有官位，可高祖的父亲授过武德骑尉（墓碑可见），高祖还藏有一本皇家诰封册页，可能这就是高祖能和地方权贵接触往来的缘故。再说当时高祖经营红糖生意，为人讲诚信，做生意不欺诈，常常吃亏，但他得到的却是别人对他的敬佩，生意越做越大，还建立了自己的马队。在生意场的圈子里说话顶用，有号召力，在小城也有些名望。为了保持塔的圣洁，他成天想来想去，最终想出一个办法：如果能将字纸塔右侧的那块公共庙地买过来，自己出钱再把破败不堪的庙修好，塑一尊土地菩萨，让信奉神灵的人到庙里祈祷，就可保持塔的圣洁。他把这一想法与庙会的主事及街长等当事者一说，大家都十分赞同。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三日写了契纸，高祖修造好庙房，塑好菩萨，一切如约。从此土地庙香火不断，字纸塔下又多了一个景观。在那个年代，人们思想愚昧，加之医学不发达，缺医少药，大家只好求助神灵护佑，也是在情理之中。高祖给爷爷的任务，就是保持字纸塔和土地庙的清洁卫生。字纸塔下的景家、陈家、滕家、左家、王家都会随时派人支持帮助爷爷打扫卫生。有一次张家一个16岁的小孩，在塔边玩耍，尿急，就对着塔撒尿，刚好被爷爷看见，爷爷当时才12岁，就去制止他，两人争吵后，便打起来，爷爷小四岁，不是姓张的对手，过路的人拉开二人。爷爷吃了亏，就跑到张家门上去告，张家大人听说自己的小孩撒尿淋塔，吓了一大跳，赶紧跑去看。一问下来确有其事，二话不说，急忙跑回家拿了三炷香、九张纸钱对着塔祷告：小儿误犯孔圣人，年幼无知，望圣人保佑他无灾无难，读书上进。这时管事的街坊长辈都来了，叫犯事的小孩给爷爷认错，罚洗字纸塔三天，其父也当场表态买一斗苞谷炒成苞谷泡散给众人吃，这事才算了结。从那时起，字纸塔鄢家、景家、滕家等户慢慢出了名。后来信件往来都以字纸塔署名，直到1981年我的父亲还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信封上写收信人地址“安龙县字纸塔鄢××先生亲启”。
1966年9月一伙红卫兵打着砸烂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来拆毁字纸塔，父亲站出来劝阻说：“这座塔立在这里，一不给国家要吃要穿，二不挡路，你们拆它干什么？”为首的一个红卫兵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它有毒，你留它干什么？”另一个说：“你想留它复辟封建主义吗？”父亲说：“它不是敌人，它是几百年留下的文物，只供观赏，怎么会复辟？”有一个姓曾的街道积极分子（人称二冲宝）带头呼口号：“打倒封建主义！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说完一群红卫兵就向塔冲过去，父亲情急之下，也冲过去护塔，这时街坊何康全、冯伯等人急忙将我父亲劝回家，不一会儿，只听轰隆一声响，父亲断定字纸塔完了，老泪像断线的珠子止不住流淌。当年父亲在安龙县机械厂当绘图员，父亲护塔的事被一位姓黄的告到厂里，说父亲与红卫兵对抗，并加油添醋地诬陷父亲是“复辟封建主义的代言人，是反对革命的坏分子”等等。不久，父亲就被解雇了。一家人的饭碗被端了竟然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这还不算，父亲就要大祸临头了，可他竟一点预感都没有。半个月后，一天有人将一张公告贴在我家朝门上，限我父亲三天之内要把朝门内的一块匾“寿益之兰”、燕窝的一块匾“志性腾辉”、堂屋家神上方的一块匾“忠孝仁义”及家神板全部拆掉，否则，后果自负。当时我在外地读书，家中发生的这一切变故我一概不知，父亲也不敢告诉我，怕我受牵连。直到第二年全国大中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我回家才知道这一切。我非常理解父亲的护塔壮举！因为我家几代人（也包括我）是围着字纸塔玩耍长大的，我家与字纸塔的情结太深了！字纸塔成了鄢家的代名词。现在字纸塔没了，父亲五内如焚，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只好对父亲直言：“塔被拆了，再也不可能重建，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工作问题，是否可找县政府给个说法？”母亲说：“县政府都被夺了权，分成几派武斗，找谁去？”父亲说：“工作不要都行，我不低这个气节，士可杀不可辱！总有一天，我要他们把塔恢复。”看！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此，父亲就以画画写字卖钱来维持生活。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父亲所为，那是巍然正气，是对荒谬的“文革”的抗争。请允许我对我的父亲多说两句。父亲自幼聪慧，一生酷爱书画。1939年父亲23岁，他听说国画大师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就自费到重庆观摩，从而结识了张大千。当时张大千居住在成都青城山上青宫二苑，画展结束，父亲随张大千到了成都，跟大师学了几个月国画。据父亲说，他比张大千的长子大六岁，张大千经常带弟子们到青城山写生，也常常把他的大儿子带去，每次都要向大儿子讲解弟子们作画的优缺点。可惜父亲生不逢时，一是战乱，二是家景衰落，他的祖父母、父母亲都健在，并需他奉养，他只好回安龙老家。临行前，张大千赠送父亲一本册子，父亲一直保存着，我也亲眼见过两次，可惜册子在1970年被安龙市管会收走了。第三天安龙遣送办公室就将我父母遣送到安龙龙蛇公社打江生产队，限三天之内到打江生产队报到，否则，强行扭送。父母亲听后如五雷轰顶，我被撵到学校居住，整个家被贴上封条。父亲在离开故居时作《竹枝词》一首：
父母亲被遣送十天后，我偷偷地跑到打江生产队看望。赶了一天的山路，终于看见了父母亲。两个老人被安顿在大队民兵连长韦家牛圈住。我见到双亲时，两个老人如同乞丐一般，衣衫褴褛，头发蓬乱，正在用被打烂的小半边铁锅煮饭。此情此景，不由我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我问：“你们带来的锅呢？”母亲哽咽着说：“被大队干部拿去煮狗肉吃打烂了。”并指了指那小半边铁锅接着说：“这就是队干部还回来的。”
分别时，我想安慰父母亲，可父亲却抢先鼓励我：“儿啊！你一定要好好地工作，教书育人很重要，千万不能误人子弟，记住。我们是字纸塔鄢家，你是鄢家的后代，你保住，你平安，我们才有活命的希望。我一定要睁着眼看到陷害我们的坏人的下场。”并叮嘱我，“你来看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回去时，等天黑了才进城”。
父亲一生中最信赖的挚友郑建之看了父亲写的《竹枝词》后，心里极不平静地写了一首诗给父亲，表达他对父亲的同情和对父亲遭遇的愤懑不平。诗曰：
1980年父亲得到平反后，一家又重回故居。我找过三查办主任，想追回那本张大千送的册子，我知道那是张大千真迹。几次未果，石沉大海，不知落入谁手。1981年父亲过世时，他作的书画被人全部取走。当我赶到家时，已四壁皆空。
字纸塔下的“歌星”
安龙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转到北大街。但是字纸塔下的人气仍然很旺，逢年过节，字纸塔下各种活动不断。乘凉的、拉家常的，安顺、兴仁来说书的一拨接一拨。我的母亲1943年与父亲结婚，字纸塔下又多了一项活动内容：母亲常在塔边的冬青树下唱书给街坊听，这是远近闻名的。1945年我出生后，母亲就很少在字纸塔下唱书了。但是我的外婆常和我讲述母亲当年的故事。
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儿。她那不瘦不胖的脸配上薄薄的嘴唇和一根葱的鼻梁，看上去又有风度，又有气质，十分端庄。她的老师刘朗轩常称她集才、情、趣一身。她的密友许明芳对她的印象是“她爱穿一套黑底黄碎花的旗袍，白净的脸从不施脂粉，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
母亲的记忆力超人，厚厚的唱本她全记得下来，什么《岳夫人哭五更》《贾宝玉哭林黛玉》《诸葛亮吊孝》《关云长秉烛待旦》《刘姥姥进大观园》《元妃省亲》《腰铡陈世美》《刘邦问斩韩信》《薛仁贵征东》《杨老令婆挂帅》《楚霸王别姬》等，都可以一字不差的唱出来。安龙有个滇剧团演《凤还巢》，她连看三晚上，就把剧中人物的台词和故事情节记了下来，然后根据她唱书的声调和韵脚的需要写成唱词唱出来。难怪外婆说，你舅舅抄书还忙不赢你妈妈，一本唱词你舅要抄五六天，可是你妈拿在手上两三天就背下来了。
母亲的声音甜美，音质纯正，感染力强，她对唱词的理解到位，表情丰富。比如说唱《岳夫人哭五更》，唱到岳元帅、岳云被奷臣秦桧绞死在风波亭时，听众一片悲泣之声，唱到云屏小姐捧着岳飞灵牌跪走七七四十九步，口里呼唤爹爹呼唤丈夫张宪忠的场景时，她本人也声泪俱下。街坊许多老人及妇女听母亲唱《岳夫人哭五更》《贾宝玉哭林黛玉》《诸葛亮吊孝》等是百听不厌。就连广东街、北大街的许多人都到字纸塔听母亲唱书。如北大街的桑八孃，广东街的冯七孃（又称陈姨妈）、景家巷的乔孃、草纸街的罗菊孃等，都是母亲的“粉丝”。母亲也会唱现代歌。
1945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母亲心情特别好，她在字纸塔下唱完《凤还巢》后，来了一个外乡男子，约莫三十多岁，他说，这位大孃，你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吗？母亲说可以。接口就唱，掌声四起，字纸塔下已经沸腾了。那个外乡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我给大家唱一首陕北歌《信天游》，大家从未听过，觉得很好听，这时父亲赶紧出来制止，叫他别再唱。第二天郑县长带着两个人到我家调查昨晚唱歌的事，好在父亲当即制止，没有让事态扩大，从而保护了母亲。郑县长最后警告说：“以后再唱这类歌，就以通共法办。”紧接着全城都在搜捕那个“外乡人”。母亲被吓得不敢出家门。过了不久，日本人宣布投降，那位姓郑的县长也不在了。字纸塔下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字纸塔下又飞出了歌声、欢笑声。
字纸塔下的两所私塾
以字纸塔为中心的三条街初具规模后，有两家办起了私塾，一家姓王，一家姓腾。滕家私塾设在字纸塔东面的西门坡顶上，1652年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修造皇宫，滕家地处皇宫禁地，被令搬迁。后来腾王两所私塾均设在离字纸塔三四十米的路两边，王家在路坎上，上了路坎还要往里走四十米的小路才到王家学堂。滕家在路的左面。王老先生家喜欢栽花，小路的两边全种上鸡冠花，进到学堂，满园都是奇花异草，真是花园学堂。
王家办学以幼教为主，也称为蒙学，主要教读《三字经》《幼学》《百家姓》等，练习写字以“填红”为主。从五六岁发蒙开始读到八九岁，才转到滕家学堂读。滕家学堂在字纸塔下路的右边，与王家相隔四十步左右。滕家学堂可称经馆，主要教读《中庸》《大学》《四书》《五经》《声律》《唐诗》《千家诗》等。先教会读，直至会背诵了，几位老先生才逐字逐句讲解，使学生达到通其义，解其意。练习写字，每五天写一篇小楷，两篇大楷，以《临帖》为主，十天写一篇作文。据说张之洞的老师张蔚斋（张国华）都是在王家私学堂“发蒙”，后在滕家经馆读了几学书。给孩子“发蒙”是要讲点排场的。家长要蒸三大板沙糕，每板有沙糕二十小块，发蒙的孩子身披红绫绸，家长引领，亲属跟随一同到王老先生家拜师，然后，先生再把众人带到字纸塔孔子像前，摆好沙糕，焚香烧纸鸣炮，让学生向孔子像行跪拜礼，完毕，王老先生给口封，再将沙糕分与众人吃。整个过程十分庄重严肃。我记得那时读书，没有书包，因棉布很贵，一般人家舍不得用布做书包，都是用泡桐板做成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箱装书和笔墨纸砚。
据我的爷爷讲，滕家有好几代人办私塾，他家为办好学，代代都请有学问的秀才、贡爷、举人等教学。这些老先生教书极为严厉。当天教的课，当天就要背熟、能写，否则，第二天堂上检查，背不得写不出的，就要被罚，轻者打“手心”，重者要爬在一条春凳上打屁股10到20下，一点不讲情面。打屁股的板子是用梓木方做的，有二尺长，一寸宽，并漆上桐油。学生们看见那寒光闪闪的板子挂在黑板边上，心里发抖。每天早上，各个教室里首先听到的是板子声和哭喊声，大约10点钟后，才听见读书声。我虽没有尝到这个苦果，但有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有一天晚上，父亲因事不在家，我的大哥和李永全（李八爷）约着十多个伙伴去和大西门城外的孩子打灰包仗（用纸包着灰，互相对打），他们忘了背书，第二天定要被打屁股的。他俩想了一个办法，上学之前，拿一双草鞋捆在屁股上，轮到他俩背书，当然背不出，腾老先生就每人罚十板。老先生打下去，觉得不对头，便解开二人裤带，见一双草鞋捆在屁股上，腾老先生顿时发怒，“小娃娃胆敢欺骗先生，这还了得，每人加二十板。”那天放学后，俩人都是家长背回去的。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棍棒出人才”。年长我十来岁的哥儿们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如廖明军、陈云生、刘孔荣，左明星等甚至上几辈老人。在旧社会，先生体罚学生好像是常理，任何一所学堂，没有出现过家长为孩子被体罚而找先生麻烦的事。有的家长相反还要宴请先生，感谢先生对自家孩子的管教。据祖辈说，滕家在街坊邻舍心目中很受尊敬，特别是教书方面受人信赖。滕家几代人都选择办学教书，不愿做官。因此在教书育人方面他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治学的故事，从先秦到当朝当代他家都收集有详细资料，随时讲给学生听。如先秦的苏秦“锥刺股”、“孟母断线”，汉朝的朱买臣“负薪立志”，司马迁用血汗写《史记》，三国时的吕蒙“刮目相待”，晋朝的皇甫谥“浪子成才”，王羲之的“立志专精”，唐朝贾岛苦吟“推”与“敲”、宋朝苏询“焚稿发愤”晚学成才，范仲淹“廉俭砺志而求真”，元朝的王冕画花，明朝朱载堉“不惜王位要著书”，清朝吴敬梓“不求富贵困厄成书”，顾炎武“勤勉好学，终志不懈”，张之洞十一岁写《半山亭记》，等百余个故事。凡有调皮的纨绔子弟，有小偷小摸不务正业的，有不孝懒惰的青年，经他的学堂教育后都能回心转意，静心读书。从他家学堂走出去的学子，不管在仕途上或在学业上都有成就。他家在安龙北乡有田产，到农忙季节，一家人留下教学人员，其余的去乡下与佃户同劳动，不脱离生活实际，不迷求官运和豪华生活。几任知府召见，请滕家有学问的当事人为官，滕家不应允，为打消知府的念头，故意说他们家人什么都不懂，只有教书混饭吃，不配做官。道光四年（1824年），南笼知府陈熙了解到滕家几代人知识渊博，不是他家讲的“混口饭吃”而已，便直接下公文请腾老先生到府衙任职，腾老先生碍于面子，实出无奈，只好到任。几个月后，老先生成天心神不定，坚决辞职回家教书育人，研究学问。
在科举时代，都说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滕家却数代人都选择这条路，一直到1952年被划成地主。最后一代的腾老先生成了地主分子，不能办学了，就连学堂的桌椅板凳都作为浮财分给穷人，滕家这一房就此衰败。
字纸塔下景氏族人
“字纸塔文化”的兴盛，并延续百年，与景家的倡导和在经济上的鼎力资助分不开。因此景家对“字纸塔文化”的贡献不能抹杀。
几百年来，在字纸塔下举办的大小文化活动的经费，均由景家、鄢家、滕家、柏家为主出资赞助。每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字纸塔下祭奠孔子生日，摆酒席几百桌，粮食都由景家供给，其他家为辅。街坊也有自发捐献的，一升两升不等。康熙年间，安龙发生特大水灾，大部分乡村的田地颗粒无收，景老太爷开仓赈济，并在字纸塔下埋锅煮粥，救济逃难灾民。其他大户见此，也慷慨开仓救灾。
景家虽然是富户，但从不放纵子弟，管教甚严，代代读书都成器。
在我的记忆里，景以嘉是一个很精明的老人，他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对人和善。我这一辈称他为“大伯”，因有姻亲。景以嘉就是著名高级工程师、教授景诗庭的父亲，景诗庭的亲弟弟景诗鼎也是我省科技界的专家。景以嘉和我父亲相处得很好，特别在共同维护和管理字纸塔文化方面互相支持，他们继承了上几代人的传统。到了他们这一代，国家形势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日本人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全国抗战的战火纷起，字纸塔文化活动也受到影响。但字纸塔下也成了抗战新闻传播的中心。每天茶余饭后，大家就在字纸塔下议论，交流所见所闻，大家都关心着国家大事。
景伯和我父亲的意见常常保持一致，他们对街坊说，我们支持抗战，打日本强盗。在日本人没有打到安龙来之前，字纸塔下的文化活动照样开展，该玩龙灯狮子就玩；该唱书、说书就说就唱。也就是景伯和我父亲掩护了那个唱歌的“外乡人”，把他安全送出安龙地界。遗憾的是景以嘉伯伯家在乡下也有田产，1952年也被划为地主成分。鄢家没有田产，靠编布为生计就划小手工业成分。字纸塔被划归四街四组，农会召开斗争地主大会，景伯和伯妈也被喊上台，接受斗争，很多群众呼喊：“景以嘉家是好地主，我们不斗他家！”农会主席龙某某就说：“群众要求不斗你，你和老奶跳一首秧歌《金凤子来开红花》就下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今天提起字纸塔文化，或许有人会说，《字纸塔轶事》这篇文章是想让人回到孔子时代。我肯定地回答说“是的。”
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有人说，那是一个文明觉醒的“轴心时代”，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不同文明破茧而出的时期。苏格拉底用思辨哲学开启了西方文明，释迦牟尼在冥想中启发了印度文明，而中国的孔子，则在世界的东方，写下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
文字，在人类文明图谱中，点亮了熠熠生辉的中国星。这颗星使中华文明未曾出现断层而保持了连续性。
李拯先生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地区冲突不断上演，战争和暴力屡屡击碎人们的和平梦想，如果政治精英能想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饥饿和贫困阴影仍然笼罩着欠发达国家的妇女与儿童，如果跨国公司能想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不断膨胀的感官欲望把环境伤害得千疮百孔，如果每个人能想想‘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我要找回孔子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