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龙广播电视初创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安龙，虽有两条通往贵阳和兴义的泥巴公路，却难见汽车从上面通过，一张报纸从省城送到县城要七八天，新闻成了旧闻。
1954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各地普建收音站，解决新闻宣传问题。同年本人被调到中共安龙县委宣传部收音站，负责记录新闻，印刷油印报，组织农民收听广播，发展农村收音站。从此我就与广播工作结缘，一干就是40年，如今已是安龙县一名广播老兵了。现在回忆起来，有趣的事还真不少呢。
第一次集体收听新闻广播
1956年的夏天，中共安龙县委召开了一次积极分子大会，表扬农业大生产运动中组织互助组的先进事迹。
会议期间，接到上级紧急电话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新闻广播，要求组织收听。这一棘手的重担落到了刚建成不久的收音站肩上。当时一台收音机的音量太小，坐得远的无法听清。当时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零配件，大家一筹莫展。县委看出收音站的难处，立即开会研究，大家都为如何让积极分子听好广播出谋划策。财贸部长想到民族贸易公司（百货公司的前身）刚买回一套扩大机，还配有手摇发电机，不如通知他们搬来试试。大家听后，高兴极了，立即打电话通知他们送来。
经商议，最后在县委大院操场中央（即今兴义府试院）安置了接收天线、收音机、扩大机，用一只15瓦电灯泡照明，树上安装了两只10瓦高音喇叭。在场的绝大多数群众从未见过电灯、广播、喇叭、收音机等。安龙当时没有电厂，在家都用松明子（有松油的树芯）或桐油点灯照明，所以大家看到电灯甚感奇怪。试机时电灯亮了，喇叭响了，十分顺利。忽然几个农村积极分子议论起来：“好奇怪哦！从没见过，你们注意看，那竹竿上拉根索索（绳子），拴个砣砣，又不掺油，还会亮呢！”可想而知，翻身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多么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这次所收听的重要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印度。
当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时，大家掌声雷动。
播音员广播新闻公报时，会场十分安静，工作组成员都用手电筒照明，细心记录着广播内容，除了轻微的刷刷的笔记声外，全无其他响声。
广播结束，播放了几首歌曲。这时，几个十分好奇的农村女青年大喊起来：“快点，风来了，快点把灯遮住，慢了就吹熄了！糟了！看嘛，不快点就熄了啰！”弄得周围的人们都大笑起来。宣传部的干事忙解释说：“这是电灯，不是油灯，不怕风吹，是发电机停了，没有电自然就熄了。”
不到两个钟头的收音广播，累坏了民兵连一个班十二人。手摇发电机，摇快了特累，摇慢了电压不足，班长除参加摇机外，自始至终还得给大家喊节拍，让电压稳定。虽然人人满头大汗，连裤腰带都湿透了，但大家都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十分高兴。
用电话传达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一个边远的县份来说，最好最方便的通信工具只有电话了。县邮电局只有一台50门交换总机，区镇有六台10门总机，全县电话机不足百部，而且省、地、县是双线，区、乡双线少，单线多。那时打电话还分类别，武装部、气象站为一类电话，又叫“上空电话”，出现上空电话，省地县单位个人都得暂停让线。县党政机关为二类，其他为三类、四类。电话是永磁式炭精话机，声音小音质差。好点的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美产、日产的洋机子。打个电话要经过好几个总机转接，手都要摇酸了，好半天才能接通。
县委要传达一份文件，一搞就是大半夜，因为白天电话多，声音杂，只好晚上传达。最初是一个区一个区地传达，或由一个部委分别传达一个区，各部委办都忙个不停，十分劳累，凡是有听不清的，次日清晨还得重新传达。后来我建议，请邮电局总机一次性接通各个区乡，传达完再请下面听清了的复诵一遍，远的乡镇也能记下了。实在听不清的，找邻近的相互核对，相互核对不清再找县委办核对。
此后，凡传达重要紧急文件，当天下午就要通知邮电局总机做好准备，事先通知各区乡晚上按时听传达，同时通知县级各机关负责人按时到县委会议室一并传达。有些紧急的新闻，县委也是通过这种形式向下传达的。
每进行一次传达，县委书记和其他成员都十分辛苦，每次都是一手拿文件，一手握电话筒，这只手抬累了换那只手，来回转换还生怕下面听不清而大声传达。加之当时条件太差，线路不好，传达人员十多分钟就大汗淋漓，口干舌燥，日复一日，次次如此。我注意到这些后，就天天琢磨怎样来改进传达文件的方式，还萌生了技术革新的念头，从收音机上打起了主意。
广播站的这台从抗美援朝战场上退役的“长江牌”收音机，已经被折腾了多次，可带高音喇叭，还能放唱片，用麦克风讲话。能否用来接电话线传达文件呢？如能成功，必定能减轻同志们不少负担。思路确定后，我便开始着手试验。
顾虑重重，怕损坏机器，又怕实验不成功落人笑柄，只好在星期天大家下河洗衣服时，一个人在办公室偷着冒险试验。我只接通一个线路较好的区，虽能通话，但效果不佳，声音提高不大，不过总算摸索到一点眉目。
钟鼓楼——安龙广播站的摇篮
钟鼓楼位于安龙城内的中轴线上，作为县城的中心点，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都从楼下四个门洞穿过。
钟鼓楼高约12米，占地约120平方米，算是安龙最高，最为耀眼的高层建筑之一，因为当时民房全是石木结构，较矮小，两层楼的房子中柱都只有一丈八，所以钟鼓楼显得雄伟高大。该楼共三层，上层设大钟大鼓，为报时之用；中层为兵丁护城所在；下层四个门洞，是人们摆摊叫卖吃喝玩乐的中心。钟鼓楼的北面较为开阔，北门外紧连陂塘海子（今海子农场），每逢涨水季节，陂塘海子一片汪洋，水大时，几乎淹到北门洞。凡是晴日，大雾把钟鼓楼罩住大半，更显得当年的钟鼓楼至高无上。百姓在民谣中唱道：“四川有座峨眉山，隔天只有三尺三；安龙有座钟鼓楼，半截伸在云里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钟鼓楼，改为安龙县工商联合会办公室，为扩大广播宣传面，县广播站借来民族贸易公司全套广播设备，搬到钟鼓楼上，三楼窗口安装了仅有的两只高音喇叭，每天晚饭后进行广播宣传，每晚广播两小时，宣传效果很好。
后来为进一步扩大宣传面，县中苏友好协会出钱买来一套50瓦扩大机、喇叭、话筒，分别安装在县城各个最高点上，共安装喇叭六只。广播一响，全城几乎都能听得清。有不少老年人，依然同往常一样，三五成群地提着小板凳到钟鼓楼下听广播，了解一些国家大事，学着唱些新的歌曲，学一些普通话。广播结束后他们才点着灯笼，哼着刚学会的歌曲，高高兴兴地回家。有人把当时的景象编成顺口溜边走边唱：
在艰苦条件下用手摇发电机创办人民有线广播事业，是十分辛苦的。也有不少青年，因为十分热爱广播这一新生事物，每天晚上都来帮助摇发电机，身强力壮的两人可摇半小时。他们不计报酬，纯属义务劳动，把摇发电机视为光荣。
“安龙人民有线广播站”的雏形，就是在“手摇发电机”的艰苦奋斗中东拼西凑诞生的。1958年，省台从贵阳市乌当区调拨一台“黑老虎”250瓦扩大机，一台3千瓦汽油发电机，由县委宣传部牵头，成立建站筹委会，从县各单位抽调人员，用六天时间建成全县各区乡村的有线广播网，凡通电话的地方，都安上了广播喇叭，共安装广播喇叭六百多只。“安龙人民有线广播站”1958年8月18日晚开始正式播音。当时广播站只有我一人，集编辑、采访、发电、值机、播音于一身，忙得不亦乐乎，越忙劲头越大。人们说：“老刘光杆司令跳独角戏，越忙越起劲。”后来广播站才逐步增加了编制。
广播站成立后，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党的耳目，县委非常重视广播这一现代化的宣传工具，每周召开一次以上全县广播大会，指导全县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工作，充分发挥了广播的作用，广播事业逐步发展，蒸蒸日上。
利用发条挂钟搞广播自动化
20世纪50年代，安龙广播站仅有一人广播，每天要广播五次，早上一小时、中午一小时、晚上两小时半，上午、下午还各有20分钟工间操。这个人还要编稿、发电、值机、播音，忙得不可开交。安龙电厂建立后，减少了自己发电这一环节，但查线路、安装喇叭的工作量十分繁重，弄得我疲惫不堪。如不外出采访收集材料，自办节目就搞不出来，所以再苦也得到大炼钢铁的高炉上去收集情况，跑远了又怕回不来开广播，就骑辆单车，就算出毛病我也得推着往回赶时间开机，我心想能增加一两个人就好了。县委从电影队抽调一姓曾的来协助工作，他很不安心，不到一月就回去了，我还得自己硬着头皮干下去。
为了完成广播任务，必须设法改变工作方式，减轻负担，于是我产生了搞广播“自动化”的设想。一次睡前上闹钟发条时，我得到了启发，心想：闹钟能按时打铃叫醒人，用来按时自动开机又为何不可呢？
次日，我找到钟表社，向修表师傅讲清我的想法，他们认为很有道理，但他们又认为闹钟太小，怕通电和接线难设计。在雷兴仁师傅的协助下，广播站新买了一只大挂钟，在钟内增设定时齿轮，焊接好导线，在挂钟旁边的木壳上装上六只小插孔，用手电筒进行试验，每次电筒都能自动发光、自动停止。经反复拨动指针，都很正常，然后接上一只15瓦电灯泡，也能开关自如。
我把挂钟拿回广播站，上足发条挂在板壁上，再焊接好转接导线，对准六个开关插口，初次进行试验，等待按时开机。时间一到机器开了，高压刚起动，钟内跳火，全部停了，赶紧关上闸刀，手动开机广播，广播结束后又找原因。原来是上千瓦的电流大了，导线太细不能承受。
初次试验虽未成功，却也从中得到了启发。经过多方求助和请教，又买来几只“继电器”安装在控制桌上，挂钟通过“继电器”通电后让继电器的触点接通电源开机。
这次试机非常成功，却也还有未能想到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预热时间计算进去，导致广播时间拖后，不能完整播出，我又将挂钟定时触点改进。
钟表社雷兴仁师傅也很热心，又将挂钟拆开，把新增齿轮拆下进行修改，让广播时间提前六分钟，使扩大机有预热时间，五分钟后高压自动起动。
广播自动化成功了，现在只需要将各节目预先安排好，录制好节目磁带，通过时钟走时，就可进行自动化广播。机房无人值守，都是头一晚加班，安排节目，第二天时钟走到预定时间自动广播，这样一来记者能更多地抽出时间到各处采访。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广播站因缺少经费而停止了工作。
利用收音机改扩大机播放广播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务院规定全国各地机关、单位、厂矿、学校每天早上上班前都要做广播体操，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做工间操。大城市条件好，能用上广播扩大机、电唱机，我们安龙城，各单位都是摇铃吹哨子，将广播体操挂图挂在墙上，由值班领队，呼喊着节拍做操。
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音机的天线高度，改变天线方向，想让安龙在白天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贵州、广西、云南台的声音。可是都因为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弱小而无法实现。
县委还算不错，有一部“土改”时没收地主家得来的哥伦比亚产的留声机，每天由值班人员手摇铜铃，按时搬出桌子，提来留声机，领做工间操。放片时还要换唱针。留声机的唱头重，放一次针就秃了，电唱机的拾音头较轻，重量只有留声机唱头的百分之几，很不伤针。我想，买个“洞圈拾音唱头”，也同样用唱针，不如大胆做次试验。就此萌生了我开展技术革新的信念。我把留声机搬到收音站，反复试验多次，光有拾音器，声音还不如用手执唱针在唱片上的声音大，凑近耳朵才能听到蚊子般的叫声。看来，必须要有扩大机才行，于是我又想办法用收音机来扩大音量。扩大机有拾声插孔，而收音机没有，只好选一空处，安上一个插孔，再从收音机内找接入点，最后以电位器两端作信号输入点，用手稳着拾音器在留声机上试放，成功后又把拾音头固定在留声机面板上。从此，每天用它广播工间操，省去不少麻烦。事后又做了多次改进，在收音机上外接一只高音喇叭，效果更加令人满意。
用手摇发条留声机放洞圈拾音器输入收音机代替高音喇叭，省了次次搬桌子和留声机的麻烦，同时又给收音站增加了新任务。我把喇叭固定在院内树上，接好电线，按时接上收音机的喇叭插头，摇足发条开广播。后又进一步用话筒讲话，如有紧急情况，就用广播发通知。
无电也能开广播
我在新政府接管不久的安龙天主教堂参与收拾会议室时，发现一堆锈迹斑斑、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在场的人也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是杨主教告诉我们：“这是过去法国神父留下的交直流电子管25瓦扩大机，以及两只10瓦高音喇叭、话筒、蓄电瓶。蓄电瓶有五六个，全损坏了，多年没用了，不知机器还能不能用。”有些教友在一旁说：“我们信教多年，也未曾见过。”雷神父解释：“过去喇叭安放在教堂天花板顶上用天花板挡着，机器放在台上的柜子里，话筒是十字架花环遮住的，根本看不到，也不让人看见和知道，只有每星期做礼拜时，外国神父诵经时才用，教友们只知道经堂里诵经声音大，好听而已。”我觉得用这些东西来给县委开大会用，比用纸糊的或铁皮做的土喇叭筒好，王经纶书记听后，觉得这个办法可取，就叫办公室开收据，把机器送省广播电台技术科修理。
我在省台招待所住下后，每天围在师傅周围，问这问那，省广播电台技术科的胡师傅肯教肯讲，当了我技术上的启蒙老师。时间长了，他把我视为知己，无话不说。
师父为我检查机器时，明确告诉我：“机器可以修好，只是存放时间久了，有些元件变质了，必须更换。”我说：“不要急，请师傅慢慢修理，该换的换嘛。”趁机器被拆开的机会，我把外壳锈迹擦尽，涂上油漆，外壳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
试机时，接上电源机器正常开机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我又高兴又着急。急的是安龙县没有发电厂，机器修好去哪里找电源？胡师傅看我心急的样子问道：“我看你心神不安的样子，还有什么可让你着急的？”我说：“安龙缺电源，无电怎能开机器？”胡师傅笑了，他说：“不怕，这是交直流两用机，没有电厂用电瓶，照样可以开机。”同时又说：“现在交流部分总算修好了，只差直流电源部分，你把机器关了，打开外壳，我到汽车班借电瓶来，再修直流部分。”胡师傅用推车运来两只电瓶，他告诉我：“机器用的是12伏电源，我借来的是6伏电瓶，把它串起来变成12伏就能用了。”我学着用桩头把电瓶串接好，用万能表测量无误后，师父分别检查机器直流部分的电阻、电容、整流器等元件，并告诉我机器如何把12伏变成高压380伏。
扩大机终于修好了，交流、直流试用了很长时间后，我才放心。我在招待所要了床破棉被，剪成几块放在木箱底，包裹好机器，十分小心地将它运回安龙。
回县后我想办法找电瓶，结识了广西百色汽车总站驻安龙车站办事处技术员莫宗文师傅，他负责供应广西运煤车队电瓶，做充电调度工作。当时正值县委年终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县、区、社、大队），用电瓶开广播大会，心情十分紧张。我借来电瓶，安好机器，挂上喇叭，检查线头接线无误后开始试机，原来改好的手摇发条留声机也派上用场。开机后，我先试话筒，声音不错，又放唱片，音量很大。我想，这也许是我们这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无电厂电源的安龙县，也许还是全专区，乃至全省、全国相同条件的地方第一回用广播开大会。
初次使用没有经验，报告不到两小时，蓄电池没电了，又得赶快去借。为不耽误会议时间，我叫其他人送电瓶去还，我抄小路跑到车站，重新借来电瓶，前后还是误了30多分钟。因天气比较寒冷，整个会场停机了，上千干部，部分披着大衣、棉衣，农村来的披着蓑衣，穿草鞋的也不少，个个冷得发抖，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开会。而我却面红耳赤，全身冒汗，甚至解开了上衣纽扣，还想脱掉衣服。直到第二次机器响了，报告接上了，我才松了口气。县委王经纶书记在会议结束时，还递给我一支香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努力工作，注意身体。”我接过香烟，激动得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第二天就有把握了，一次多借几只电瓶，用完及时送去充电。
电视收转起于桅峰山顶
大概从1978年起，为了让安龙人民群众早日收看到电视，我用半年多时间，跑遍全县的高山，选点测收电视信号，最后将测收点定在桅峰山。
当年我国尚未发射电视通信卫星，中央台（当时叫北京台）是靠地面发射台发射电视信号，且还处于实验阶段。各省市都以地面发射差转。后来租用外国卫星，中央设上行站，各省市设下行卫星地面站接收，再发射差转。以后两省同租一个频道，分别隔日接收中央台差转，每天也只有晚上四个小时能转播，白天很难看到电视。
我们爬上海拔1660米高的桅峰山顶，还借来电影队的小型发电机，可一个晚上都未发出电来，原因是忘了给油箱加混合油，只好改用电池组，但是收测结果是一无所得。次日给发电机加了油，发电机发动了，测试更糟，不论离发电机远近，屏幕上全是火花塞打火的杂波，看来不能再用发电机了。第二天还是用电池组作电源收测，收到几个频道有声音，屏幕上只有网纹，没有图像。大家信心十足，反复调整。连续数日收测中，效果时好时坏。后来我们买来竹竿，又借来一套室外天线和扁馈线，举着竹竿，在山顶山腰、山前山后、东西南北各方测试，效果比用机上的拉杆天线好多了。当时各省市都处于试播试转阶段，信号时明时暗、时有时无，给我们收寻电视信号带来不少难处。在桅峰山上先后收到过云南、广西的信号，甚至收到过上海和境外的信号。
电视信号每晚都在六点前后出现，后来星期天白天也有信号出现。全站人员除部分在家坚持工作外，其余都自带水壶、干粮、电筒、雨具，以及电视机、电池箱、帐篷、竹竿、天线等全部设备，分别在县城周围的天榜山、龙井山、背阴山顶进行测试，效果也是时好时坏。后来我们借用县委小车，分别到兴隆的营盘山，龙广的哨笛山，龙山的龙头大山以及毗邻的兴义三家寨的后山等地进行实测，有扑空的，也有效果极佳的，吃尽了苦头。
经反复讨论后，我们决定再上桅峰山，终于在上面建成了电视转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