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珍藏
在安龙古县城正西方向约25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近三百户人家的乡村集镇。在这个古老集镇的中轴线上，有一条两米多宽、呈东西走向的青石板古道，古道两边齐刷刷地立着两排颇具江南古建筑风格的房屋，每栋房屋门前那三米见方的院坝，也是由青石板铺就而成。也许是这里的建筑布局是以古道为参照物而建，房子和院坝总是一家紧挨一家，每家的院坝与古道交汇处所修建的排水沟，也是由西向东一线贯通，确有几分古街道的模样。所以从古至今，方圆十数里的人们一直把这里称其为“马鞭田街上”，就算是一条“老街”吧。我就出生在这条老街的一栋“老屋”里。
我家的老屋位于老街南侧的中段位置，南北朝向。老屋的两壁山墙高过屋面，且呈三级阶梯结构，每级墙体的前后墙头均塑有对称的“鳌头”。老屋的前后檐墙也将椽子死死包住。母亲说，这是为防火灾而修的“封火墙”。我家老屋前青石板院坝西侧，有一棵直径约20厘米女贞树，树阴下面，是母亲常年摆小吃摊做小本生意的地方。
沿着老街这条古道，往东走出“东文门”，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热闹集市。集市东面坐落着一座古老的“文庙”，当地人称其为“文昌阁”。沿着这条古道往西，在老街的尽头是一庭院结构的“武庙”，武庙前面是宽阔的校场，那是旧时供操演或比武的场地。在武庙和校场结合部西侧，是与“东文门”遥相呼应的“西武门”。在老街的北侧留有两个“巷口”，是通向老街北面的“湖广庙”和“江西庙”的通道。老街的南侧留有一个“巷口”，是通向南面的“龙王庙”和供人们挑水的唯一通道。
沿着这条古道，向东可经过安龙古城直达册亨的老县城册阳，向西可经龙广直达兴义。旧时没有公路，这条古道是人们上兴义、云南，下安龙、广西的主要交通要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家乡的这条老街曾经设有供传递公文的人休息和换马的官办“驿站”，也设有不少供过往军政人员、马帮和客商歇宿的私人客栈。
从我开始记事，我便听到过东来的马帮在距老街两里处的“跑马场”传来的铜铃声；看到过“带头马”头顶上系着的大红花和系在脖子上那碗口大小的铜铃；目睹过马帮进驻“张记一品栈”时的热闹场景。虽然我没有见过东文门，但我见过位于校场西侧那高大气派的西武门；虽然我没有见过龙王庙，但是我见过吊在文庙四角那叮当作响的“风铃”，见过已改做学校的武庙庭院和有住持与和尚的湖广庙、江西庙。
每当夜幕降临，各家各户的屋檐下便亮起了“粑粑灯笼”，这是家乡老街夜间的又一道亮丽风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经常盘脚坐在我家院坝里的青石板上，听坐在石凳子上的母亲给我讲故事。让我最难忘的，是母亲亲自见证的红军在家乡休整期间发生的真实故事。
那是1935年初夏的一个朗朗晴天，阳光明媚，母亲跟往常一样在老屋前的树阴下，经营着她的小吃生意。正午时分，母亲发现老街东头的一群青年男女，正慌慌张张向老街西头跑去，有人告诉母亲，红军已经来到了“跑马场”。母亲得知此消息，急着叫时年十五岁的大姐刘云芳，准备随他们一道躲进老街西南角杨家湾的“狮子口（洞）”。母亲望着大姐已经逐渐远去的身影，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四年前，即1931年2月，“滇军粮子”在广西打了败仗后，撤回云南路过家乡老街时，一群滇军士兵在母亲的摊位前争着抢着吃完温开水冲泡的米花就扬长而去的一幕。母亲感到几分不安。是否收摊？母亲还在思考着。不容母亲犹豫，只见一支队伍已经浩浩荡荡的开进了老街的东文门。母亲站在树阴下的摊位前，默默地看着这支着装破旧、有的士兵还赤着双脚的红军队伍从眼前经过。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没有一个说话的，更没有一个随意离开队伍的，听到的只有红军脚下那很有节奏的“唰唰”声，看到的是红军战士不断送来的亲切微笑。展现在母亲眼前的是一支纪律严明、作风正派、讲文明、懂礼貌的军队。母亲忐忑不安的心终于镇定下来。母亲说，她一直没有见到红军的“大官”，所有人都穿着打有补丁的灰色军装，根本无法辨识哪个是“官”，哪个是兵。但母亲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发现有几个红军战士牵着几匹配有马鞍、鞍的两侧挂有“脚踏”的“闲马”从街上走过。母亲知道，那是“大官”的坐骑。母亲明白，红军的几位“大官”在进入东文门前早已下马步行，跟其他红军战士一样从街上经过。母亲说，这是对当地百姓的一种尊重。此时，四年前“滇军粮子”的大官，翘着“二郎腿”、躺在“滑竿”上，由民夫抬着经过老街的一幕又浮现在母亲的眼前。
红军队伍经过老街后并没有继续前行，而是在老街西头武庙前的校场停了下来。这时的武庙，无论是庭院的里里外外，还是校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的身影。有的红军战士凭借这短暂的休整间隙，或是为掉了扣子的衣服钉上纽扣，或是为破了的衣裤打上补丁。有的红军战士已经在校场上支起了几个临时炉灶，用那又大又深的铜锅忙着煮中饭。还有的红军战士折回到老街各家各户的老屋前，分别做起了政治宣传工作。家乡的老百姓听到了“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打富济贫”、“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宣传，看到穿着破旧、军纪严明的红军不但绝不轻易进入百姓家中，还提出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他们已经意识到，红军真是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家乡的老百姓都主动地将自家的水桶和扫把借给了眼前的红军战士。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帮忙挑水的红军战士，已经将各家各户的水缸装满了水；帮忙打扫街道卫生的红军战士，也将各家各户门前的院坝、水沟、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家的水缸是一个由五块青石板组合而成的大石缸，可容纳至少十五挑水。先后共有五个红军战士前来帮忙，战士们要顶着火辣的太阳，到距我家四百米以外的龙王庙去挑水。水缸装满了，红军战士的衣服也让汗水湿透了。看着眼前大汗淋漓的红军战士，母亲真是感慨万千。她急忙将摊位上仅有的两碗豆浆稀饭送到了年纪较小的两位红军战士手上，紧接着又将用井水冲泡的米花送到了三个红军战士的手里：“赶快吃吧，吃了解渴。”临别时，一个红军战士从兜里拿出几个铜钱硬塞给母亲，母亲推了几次，最后还是将铜钱硬塞进了红军战士的兜里：“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怎忍心收你们的钱！”红军战士见实在无法推脱，就从包里取出一段在安龙打土豪时没收的长约三尺的红绸缎、一块挂式瓷屏、一个瓷壶放在母亲的摊面上：“老乡，这些东西我们不便携带，留个纪念吧。”还不等母亲回过神来，五位红军战士已快步离开了母亲的摊位。
这时的武庙校场，显得空前的热闹。老街上的少男少女们，上了点年纪的父老乡亲们都赶到了校场，要为这支“不同寻常”的队伍送上一程，看他们最后一眼。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谁传递的消息，大姐和那群外出躲藏的青年男女们也出现在了校场上。眼看前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只见几个红军战士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将站在周围看热闹的男女青少年召集在西武门的牌坊下，教大家唱起了《红军歌》。上了点年纪的父老乡亲则集中在校场边的皂角树下，听红军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宣传红军严明的组织纪律。
红军在校场上吃罢午饭，又踏上了西进云南的征程。一直守候在校场周围的家乡父老乡亲，依依不舍、泪眼蒙蒙地走上前去与红军道别。他们一直望着红军跨出西武门，望着红军又踏上了家乡的那条古道，望着红军逐渐远去的背影，乡亲们流下了热泪。
我长大后，特别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曾多次详细问过母亲关于红军在家乡休整时的相关细节，追问过红军留下的“珍贵物品”的相关下落。母亲告诉我，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正值大姐结婚，根据大姐的要求，母亲将瓷屏和瓷壶作为嫁妆陪嫁给了大姐。次年，大姐生下长女，办“满月酒”时，母亲要为大姐“送月米”，于是又将红绸缎作为背带芯镶成背带送给了大姐。从此，这三件“珍贵物品”便转移到了大姐的名下。
2006年1月7日，由安龙县德卧镇党委和政府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庆祝大会”在家乡马鞭田村举行。期间，安龙县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大姐。大姐向记者和在场领导讲述了当年红军在家乡休整时的情况，完整地唱了一遍当年红军教唱的《红军歌》，当场展示了红军当年留下的瓷屏和瓷壶。2014年2月，九十五岁高龄的大姐，将她珍藏多年的仅存的两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安龙县史志办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