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朱黔宁由深圳到贵阳，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见过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一家的在筑知青，当天，我们便陆续赶到，聚在了一起。大家好多年没有团聚了，一见面格外亲切、兴奋。大家都已两鬓斑白，聚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知青时代。道不尽的人生百味，叙不完的酸甜苦辣，有艰辛也有幸福，有愁苦也有甘甜，有失落也有梦想。知青时代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包含了我们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1968年秋，安龙中学公布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名单，凡是“中榜”的同学都兴奋不已，我们为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有必要”的号召而自豪，为能融入这一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而骄傲，大家互相奔走相告，激动万分。
经过几番周折和联系，以当时学校组织的乌兰牧骑文工团（主要到农村、各部队、水利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团员为主体的同学，由我带队，20多人全部到大坪公社插队。启程那天，学校给我们租了辆大卡车，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由县知青办派专人把我们送到了大坪公社。
公社把我们分别安排到了附近几个大队，人员按大、中、小相结合的原则（以大带小）进行组合。我们这一家组合了七人，被安排在大坪大队所在地的双沟生产队。大队腾出了三间办公室给我们安家，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了。
我们一家七人，属于典型的大、中、小相结合的组合，从仅上初一年级的刘安琪到初三的廖兴儒、朱黔宁、李晓丽，高二的解守恩到高三的林荣霞和我，年龄相差六七岁。但由于大家原来都是文工团的团员，彼此并不陌生，而且有过在文工团一两年的朝夕相处的基础，关系很融洽。
林荣霞年龄最大，是我们这个家的“家长”，她为人热情泼辣、胸襟开阔、吃苦耐劳，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她安排打理，甚至我们的衣服被絮都是她一手浆洗。晚上，干活累了，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她还独自为大家挑灯缝补。为了让大伙生活得更有家的味道，她还买猪来自己喂，每年腊月随农村习俗一道杀年猪，然后拿一部分腌腊肉，拿一部分切成小块放入炼好的菜油坛子里，随时可以取用，比放冰箱保存得还久。在原文工团，她除做剧务外，还参加跳舞、演小品，以演老妈子、老太太为主，所以在家里大家都昵称她“霞妈”。
我的年龄仅次于林荣霞，原来在文工团任团长兼导演，伴奏（二胡、提琴、三弦），还当演员，以演老生为主，如《逛新城》中的阿爸、《库尔班大叔你到哪里去》中的库尔班大叔等。所以在家中我自然承担了大哥的责任，凡对外事务，一律由我负责。如带队出工挣工分，农闲时联系外出打工，与公社、大队、各知青点的联络等，自认为干得还得心应手。
解守恩是老三，健壮而敦实，性情诚恳豪爽。为人正直热情，原来是文工团的男高音兼手风琴伴奏、舞蹈，家中的粗活重活几乎他一手承包，却从无怨言。
廖兴儒，个头高挑，形象帅气，吹得一手好笛子兼小提琴伴奏和舞蹈，家里的迎来送往外交事宜是他的专长，干农活也是把好手。
朱黔宁，身材苗条，一脸清秀，却是一身男孩子性格，大大咧咧、无拘无束、豪爽奔放、为人热情大方，是原文工团的舞蹈编导和领舞。下到广阔的天地，随处都能看到她翩翩起舞的身姿，干农活也不甘落后，手臂和大腿的皮肤晒黑了，脱了皮也从不叫苦，还风趣地自嘲晒黑以后好跳非洲舞。
李晓丽，个头不高，朝鲜族式的苹果脸，羞涩而含蓄，典型的乖乖女。原来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家中的事情都争着去做，干起农活虽很吃力，却挺着腰、咬着牙，坚持再坚持，从不拉下。
刘安琪，才上初中一年级，就跟着我们下乡了，是家中的小妹妹。她红彤彤的脸蛋，细瘦的身躯，天真的笑容，好奇的目光，却要和我们一块去干笨重的农活。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不忍心，就让她在家做家务，她却执意要干农活，无奈只好让两个姐姐伴着她、保护她，怕她累着、伤着。
我们的家是一个和睦的家、快乐的家。尽管我们刚跨出校园，离开了父母的照顾和庇护，我们在这里却也得到了家的温暖、幸福和快乐。五年来大家彼此相依为命，相互体贴、帮助，没有吵过架，闹过纠纷，大家表现出难以想象的成熟和懂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们便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和农民一道走向田野。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干农活，让我们学会了犁田、打耙、施肥、播种、插秧、割谷，更让我们学到了他们的真诚爽朗，吃苦耐劳。我们也在劳动中听到了他们为了消除疲劳说的幽默而不下流的粗话和笑话。我们和贫下中农真正打成了一片，除了共同劳作，还互相串门，逢年过节，生葬嫁娶还相互请客，农村杀年猪更少不了请我们去大吃一顿刨汤肉。村民还让我们当他们儿子的保爷，我们也按乡俗给干儿子送碗筷、糖果、衣物，还让我们帮着年轻人去相亲看对象。和我们走得最近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姚家小儿子姚龙。姚龙比我小几岁，为人憨厚老实，乐于助人、性情豁达。他和我们经常互相串门，我们差什么东西，他就跑回家里给我们送来，时间长了，我们便成了交心朋友，无话不说。没想到，我们离开大坪后没几年，这位老实巴交的小伙子被村民选为村主任，还连任了几届的村支书。直到今天，他只要到贵阳出差，都要约我们见上一面，而我每次回安龙也必到大坪去看望他。
经过全家一年的努力，秋收后按工分我们分到了粮食，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余粮，我们还分得了一点零花钱。第一次，我们凭自己的劳动，收获了果实，大家高呼万岁，兴奋了好几夜。为了让大家多些收入，我跟大队长商量，是否同意让我们农闲时出去打工挣钱，大队长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便利用农闲时间，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一块外出打工。记得有一次，经人介绍，得知巧马林场要修一条林区战备公路，我便带了解守恩一块到林场包工程。谁知一到林场我们便被几个县城来的包工头拦住了，他们说，谁敢接这工程啊，施工合同上写明，不能按时按质完成工程，就依法入狱。我想，我们既然来了，就亲自看一眼吧，结果，果然如是说。但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我们仍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随后，我把大坪的知青和生产队所有的青壮年农民都带到了工地，大约120来人。我负责全面指挥，解守恩负责设计施工，不分昼夜地苦干。可修公路不仅是劳力活，还是一桩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活，如开挖明槽定向、拱涵洞找弧度、挖边坡求稳定坡度等，我们都从未干过，好在我们大多是高中生，学过代数、几何，再找些参考书查阅，终究攻克了技术难关。通过大家艰苦努力，三个月不到，提前10天完成了筑路工程。林场领导很高兴，当即兑现了工程款，我们叫了两个农民用背篼把钱背到工地（多为1～5元的小票子），把钱倒进了一个农村晒谷子的大簸箕里，按每个人出工的天数就地分钱。村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别说多高兴、激动了。我和解守恩也和他们一样，按工天分钱没多拿一分，村民为了感谢我和解守恩为大家包工程，无论如何硬请了我们一顿客。后来，我们又分别到册亨、望谟等地修路、挖土方，我们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我还利用这些打工挣的钱在县城买了套四开间的瓦房。
公社干部对我们知青也很关心。为了发挥我们的特长，公社还成立了一个演出队，由我当队长，把大坪原文工团的知青和部分爱好文艺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到各大队进行慰问演出。我们还参加了全县首届文艺会演，有几十支来自各公社、各单位的演出队，经过比拼，最后，我们拿了第一名，得了公社的嘉奖。
不久，我被生产大队派到晒纳水库去看守水库，任务是观测防洪水位，禁止库内炸鱼，白天夜晚都不能离开。水库大坝左侧有一小屋，供看护人休息，白天还挺热闹，到晒纳水库洗衣服的、游泳的城里人不少，大多是借洗衣服为由成双成对到水库谈情说爱。所以城里的年轻人，谁跟谁谈朋友，我最清楚，碰上熟人，还得敲我一顿饷午。一到夜晚，夜深人静，面对茫茫湖面和湖右岸缓坡上的一个个坟头，恐惧和寂寞便袭上心来，但我毕竟年轻，血气方刚，还是硬着头皮挺了过来。大坪知青为了排解我的寂寞，常常吃了晚饭就带了乐器结伴到水库上来，在水库大坝上载歌载舞，热闹一番，解金生拉着手风琴唱起了《高高的兴安岭》，廖兴儒用悠扬的笛声吹起了独奏曲，朱黔宁、林淑芬、徐克孝、李晓丽、林荣霞、陈翰翔、马必强等跳起了欢乐的民族舞，月光、湖面、森林、村落、歌舞，何等惬意。水库左岸的晒纳村本已熄灯睡觉的农户，又见一家家的灯光亮了起来，灯光倒映在水面上五彩斑斓，水库欢腾起来，我在兴奋和激动中流下了热泪。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这个家逐渐解体。先是廖兴儒和李晓丽被借调到兴义文工团参加全区文艺会演，接着朱黔宁也去了兴义文工团，后又调到深圳一家大型企业工会搞文艺编导。我也被临时抽到县筏子河电站工地参加修电站。来自全县各公社的知青、民工上千号人，在电站开始了一场大会战。工地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开始我参加工地挑沙、运土，后调到食堂当会计。接着又安排我到工程指挥部宣传处搞宣传，写标语、画宣传画，并让我成立一支演出队，把部分知青和一些有文艺细胞的青年民工组织起来，排练文艺节目，到各工地慰问演出。我们还参加了安龙县第二届文艺会演，在与几十支来自各单位、各公社演出队的奋力竞争中，为筏子河电站争得了第一名。
后来，一些单位、厂矿纷纷到知青点招工。家里人一个个离去，大家依依不舍，挥泪告别。最终在贫下中农的极力推荐下让我考入了贵州工学院，结束了五年的知青生活。毕业后我留在贵阳，最后到了贵州省水利厅。
在大坪的知青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这些经历和磨炼，永远鞭策和激励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