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柴”小记
我的家乡是安龙龙广科立寨子。龙广一带，把去山上取生活用柴叫要柴，我也在这里要过一年多的柴。
讲起来有点绕口：说我是安龙人吧，父母上世纪60年代初从安龙龙广到册亨工作，于是我出生在册亨坡妹小学；说是册亨人吧，1981年初高考前，父母又从册亨调回龙广，我从这里考上了大学，从此回家乡就是回这里。而且，除假期短时间回老家外，我还有两次在龙广生活较长时间的经历：一次是“文革”中停课，我们全家只好回老家；一次是1977～1978年，十一二岁的我被送回科立农村陪独居大伯妈生活了一年半，度过了初一下学期和初二全学年。我要说的就是这段日子
龙广虽是安龙乃至黔西南的名镇，自古以来就是商旅要道，鱼米之乡，但那时大多数人家生活水平并不高，顶多就是温饱，能用猪油拌刚刚煮出来的热米饭吃，就算得上是殷实之家，很让邻居小孩羡慕不已。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肯定要尽可能自给自足，少买东西，不是万不得已不花钱。以燃料为例，煤是外来的，要靠买，注定成了奢侈品，只有极少数人家可全用它取暖，大部分人家冬天煮饭取暖兼顾时用一点，有的人家还用不起。柴草可以靠自己劳动取得，自然是多数人家的首选。
柴草主要有四类：松毛（即松针）、秸秆（主要是苞谷秆和麦秆）、草、木柴。松毛要在村边林地里刮，秸秆是收庄稼时顺便取回，量都不大，也不经烧，柴是主要燃料。要柴分三种情况：以草和荆棘为主叫割草，以可用镰刀割下的灌木为主且枝丫叶子全留叫割柴，取灌木乔木的主干叫砍柴。因为几乎没有机会砍到一两棵或三五棵树捆成一捆直接扛回家，所以柴草均须打捆挑回。挑子有两种：立挑和干巴挑。割草割柴用尖担打立挑，但又略有区别：割草时因草和荆棘都短，要将柴草用皮条（其实多数是棕绳）拦腰勒上几道，捆成两大圆捆，再将尖担从正中插进去，竖着挑，担子成H状；割柴时因枝叶全留，树枝较长，要将尖担从勒好的两捆柴中间斜着插进去，竖起来成A字形。砍柴时则是将柴砍成七八十厘米长的棒棒，先在扁担两端各摆上四分之一，把扁担放上去后，再各放上四分之一，然后勒紧成两捆，打成干巴挑。把柴捆紧也有讲究：要边勒边用脚使劲踩，否则看似紧了，一上肩膀就散架。
龙广东边和北边都是丘陵，西边和南边则是峰丛，中间是相连的几块小坝子，村庄主要集中在坝子中间和边缘。每个村庄都在村后封山育林，丘陵地带封得更多，无文章可做，所以要柴基本上是去南边西边的峰丛地带，即箐头的岩山上要。近万人生活的坝区靠柴做燃料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每逢星期天，从清晨到中午，田坝往箐头的几条乡间小道上，要柴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颇为壮观。现在想起来有点恐怖，成百上千的人涌进去，如果集中在一起，几座小山半天就剃成光头了。
那时农村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集体经济，农民和学生一样，只有星期天能休息，干自己的活。所以要柴的人一般起得很早，一大早就出发，为的是中午前能回来，下午可以赶赶场。如果想砍好柴，那得天不亮甚至是半夜就出发，一是因为地方远，二是好柴在别人地盘上，不让砍，得悄悄去，有点偷的意思。人家也不是吃素的，被砍得多了就会来制止，天不亮便在路口设卡检查，见好柴就没收。这时关键取决于哪边人多，箐头的人多时自认倒霉，柴被没收不说，有时还要赔上斧头等工具，单枪匹马的往往还被“奖励”一顿拳脚，或被捆起来示众半天；去的人多就强行闯关，本来是暗偷，结果成了明抢。当然，被没收工具和被打的人也不会就此罢休，回到寨子里一讲，寨子里的青壮年们自然义愤填膺，相约到箐头出来赶场的必由之路等着，当事者一出来立即被还以颜色。
我第一次要柴是跟着比我大八岁的堂兄志哥去的，去的是烂滩蔡家湾，有十来里地。鸡叫两遍过后志哥把我叫到他家，就着素瓜豆吃了一大碗饭，再用脸帕各捏了一个饭团子就赶紧出发。到了村口，已有十多个人，走到一里外的播落时，增加到了二十来人。月光如水，山色朦胧。这是文人骚客发思古幽情的典型场景，后来我上大学读中文专业时，一想起来就心潮澎湃，而当时的我们哪会欣赏这个，只知一路疾行。我边走边想，八路军打游击偷袭鬼子炮楼，应该是这样吧。播落出去一里路就进山了，头一段是简易公路，到烂滩后全是蜿蜒起伏的乡间小道。烂滩是长湾公社所在地，是进山后唯一经过的寨子。说是寨子，其实是山槽里东一家西一家地散落着一二十户人家。箐头的月夜更加寂静，人在其中像是置身于山水画廊。临近烂滩可闻此起彼伏的鸡鸣，进去后路旁人家的鼾声断断续续地飘出来。突然，一条狗被路过的行人惊醒狂吠起来，其他狗接着跟进，山槽里狗吠声久久回荡，成了狗的多声部大合唱。后来读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想到的就是这些场景。到蔡家湾坡上，大家分头钻进了林子开始砍柴，志哥则带着我在昏昏的月光下认树：这是猪脚棒，肯燃；这是岩柴，熬火；那是野漆树，不好烧不说，还会生漆疮……我挑不了多少，就选了一蓬猪脚棒。天蒙蒙亮，不管砍了多少，大家都会停下来，把柴砍成节，打成干巴挑。朝阳下的群山由模糊的黛色变成满目苍翠，由写意画变成工笔画，我们已愉快地随着挑子颤动的节奏，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去砍柴的事在寨子里产生了反响，特别是对同龄人有不少冲击，他们被父母数落：“你看，人家拿马料证的（当时对持购粮证买粮食吃的城镇居民的戏称）都去要柴了，你还睡大觉！”东屋三爷爷家比我大一岁的堆哥首当其冲，伯伯惨死于“文革”龙广事件时他才四岁，因此伯妈对他很溺爱。我出动了，他自然睡不成懒觉，拿起斧头扁担加入了要柴的队伍。有一次为了能赶场，邻居表哥带着我和堆哥出发得更早。虽然也是月明星稀，三个小毛孩走着走着还是有些害怕，但又不好意思回去或等后面的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边走边讲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壮胆，但脑海里止不住会冒出有没有鬼把我们抓进坟堆，或是有没有坏人从石头后面跳出来害我们的念头。堆哥肯定想得更多，因为走着走着我发现，不管是横队还是纵队，他总是走在中间。
前几次要柴比较顺利，没遇到阻拦和没收。但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可能是人太多动静太大，有一次，好像是到更远一点的韦家坪子后山要柴时，砍着砍着，就听见山下有人大喊：“有人偷柴了，大家赶快起床！”狗的大合唱又响了起来。不一会，回去必经的山垭口燃起了两堆篝火，依稀看得见人影憧憧。我心想不妙，叫上比我小一岁的叔伯兄弟阿滚，赶快把砍好的一小点柴捆好挑上就跑。到了垭口，看到只有两个小孩，多数人仍在烤火，过来两个年轻男人盘问我们：“这是封山育林区，你们这是偷柴，知不知道？”我赶快说：“大哥，是大人带我们来的，我们不知道是封山育林区。我们错了，原谅我们吧。”看到我态度诚恳，砍的柴不多而且是杂柴，这两人挥挥手，让我们走了。后面下来的人就没这运气，柴被悉数没收。接下来的几个赶场天，寨子里的年轻人一见从这条路出来的箐头人就问：“是不是韦家坪子的？”明摆着要报复。可就算是，人家也不敢说呀。
还有一回，听到山下有人喊，我赶紧挑着柴跑。倒是没遇到人来没收柴，只是跑得急，柴没捆紧，走到半路困累交加。又累又渴时，挑子垮了，气得直想哭。好不容易重新捆好，强撑着回到家里，冷锅冷灶的，大伯妈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眼泪一下子就不争气地涌了出来。前院的三伯妈听到我的哭声，从窗子伸出头来喊道：“别人家有事，把大伯妈叫走了，快到我家吃饭。”我这才收住眼泪，匆匆洗了把脸，到三伯妈家蹭饭，一口气吞了三大碗。
要柴的次数多了，就开始动小脑筋。播落背后往马落湾爬的路上，有一悬崖，上面有几棵比锄头把还粗的岩柴，我很纳闷怎么这么近都没人去砍。一天我故意没随大队伍半夜出发，而是天亮后直奔悬崖，心想你们回来时，我已在路边等着了，气气你们。爬了几步，才发现问题复杂了，越往上越陡，岩缝越细，有的地方仅能踩上半只脚。我得先用手抓牢岩缝后，再抬脚试，踩实后再换手脚。好不容易爬到最大的那棵树下，发现还得平移几米才够得到，又战战兢兢折腾半天，终于砍下了这棵树。本来仅此一棵已够一挑，但不幸的是，这棵树在空中飘然打了几个滚，卡在半岩一块伸出来的巨石里，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我只好继续往上，艰难地砍下够得着的三棵小树。此时往下看去，去箐头无论是割草割柴还是砍柴的，已三三两两地陆续返回。爬岩容易下岩难，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爬岩眼睛看得见上头，手好找抓的地方，下岩就看不见下脚的地方了。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面已有人看见了我的困境，但也没办法，不可能上来帮我，因为上来了没法站，只好叫我小心。我本想干脆爬到山顶绕路下来，但上面实在没路，只能原路返回。想了一会，逼出来一个办法：先用绳子把腰捆好，再套牢在突出来的石头上，然后脚慢慢试探可踩的地方，踩好后解下绳子重新找地方套牢，再找下一个落脚点。下到岩脚，找齐那三棵小树，已是下午两三点钟。
1978年7月，初二学年结束，龙广中学的老师们觉得我是读书的材料，再待在龙广要耽误我，便力劝父母把我接回册亨读初三，在老家的要柴经历到此结束。其实在册亨我也常常要柴，但要容易得多。
现在的龙广，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基本上烧煤、电、气，要柴几乎绝迹。过去砍光的岩山上，慢慢地长出了灌木，如果还要柴，比以前近多了。只是过去的日子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回来，就作为一种记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