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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巩历史文化背景与岑巩契约文书
所属图书：《贵州岑巩契约文书研究》 出版日期：2018-02-01

二、岑巩历史文化背景与岑巩契约文书

永乐之前，岑巩地区不属“王化”，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引《大明一统志》载，言其地“民性刚悍，外痴内黠” [1] ，万历《贵州通志·思州府·风俗》也说其“人行刚悍” [2] 。蒋深纂之康熙《思州府志·风俗》则说：“民性刚悍，祭鬼弭灾。” [3] 在官府和客籍官员们看来，岑巩地区的民众有着“民风彪悍”的传统。在中央王朝在其地建府县以及汉文化传入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引导和学校教育的兴办，民众逐渐形成了“弦诵洋溢”的风气，以致“夷风丕变”，迟至万历之前，在巡按御史毛在看来，早已是“风俗醇厚，民知畏法，无大奸，士类彬彬有文，埒于内地” [4] 了。

岑巩地区居住的民族除了汉族之外，主要还有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如蒋深《思州府志》载：“都坪属后山洞苗，男人略与汉人相似，女人多穿青衣花裙，婚嫁不凭媒妁，姑家之女必字舅氏之男，名曰：‘酬婚’，不论男女长幼。近奉示革，苗俗渐易。”则流行于清水江流域之“姑舅优先婚”，在岑巩地区同样盛行，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官府一再强制推行改革的情况下，方才逐渐改变。 [5] 当然，民俗之变，也有根深难易之处，如蒋深引陆世楷《思旸志略》 [6] 言：“思地贫瘠，吉凶诸礼大概俭朴从事。惟初丧在殡，彻夜歌呼，吊者必醉饱而去，此苗俗之难变者耳。” [7]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

其中“假贷要约，则刻木为契”一句说明在汉文字传入之前，岑巩地区在经济交易和社会管理方面，已经有订立契约的传统，虽然因为无文字而只能“刻木为契” [9] ，但贯穿其中的契约之精神，则与汉族地区无多大差异。这也是岑巩地区接受汉文化之后，从“刻木为契”变为“书立契纸”的文化基础。

岑巩契约文书植根于这样的地域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之下，其契约文书的类型、特点，亦深受其影响。如在清水江下游地区的锦屏和天柱，盛产木材，且人工经营林业发达，当地所发现的契约文书中，林业契约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围绕着林业的生产、经营、贸易，乃至于木材流动所带来的地域社会的变动，在其契约文书中也能找到系统的反映。而岑巩地区原来也是森林密布，丛山莽莽的地方，《明世宗实录》载：“以采木免四川叙州、马湖、夔州三府及铜梁县；湖广荆州府及澧、靖二州；贵州思州、铜仁、镇远、黎平、都匀五府各正官来朝。” [10] 这说明岑巩地区在明代就是官府采木之所，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也有“松、柏两种能销于湘省”。但由于林权多变，重造轻管或造而不管，以及毁林开荒、森林过伐等原因，森林覆盖率下降，林业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不高，因而在契约文书中，很少见到单独的林业契约。而相比之下，土地在岑巩地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更加突出，并且由于岑巩地区较早进入“内地化”的行列，因而岑巩契约文书中红契和官文书的比例相对清水江地区更高。

[1] [明]沈庠修，[明]赵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思州府·风俗》，第2页；载黄加服、段志洪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49a。

[2] [明]王来贤修，[明]许一德纂：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六《思州府·风俗》，第5页，载《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8册，350a，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3] 蒋深纂：康熙《思州府志·风俗》，第488页。载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4] [明]王来贤修，[明]许一德纂：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六《思州府·风俗》，第5页，载《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8册，350a，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5] 关于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传统婚俗及其改革的研究，可参见李斌、吴才茂：《从转娘头到庚帖为凭：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的婚俗变迁——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6] 《思旸志略》为清代康熙二十五年思州知府陆世楷主持编纂而成，共八卷。

[7] 蒋深纂：康熙《思州府志·风俗》，第488—489页。载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8] [明]沈庠修，[明]赵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思州府·风俗》，第2页；载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49a。

[9] “刻木为契”应是西南边疆诸多苗夷民族共同的社会规范，这一习俗在不少地区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记载。如民国《麻江县志》载：“今考麻江夷族有犵狫、夭家、狆家、东苗、西苗、黑苗、白苗、花苗、长裙、短裙数种，其俗大抵喜同恶异，聚族而居……定契约以木刻，近汉人者亦书契……”参见柘泽忠、周恭寿修，熊继飞等纂：民国《麻江县志》，卷五《风俗》，第11—12页，载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370a、b。另外关于清水江流域契约文书书写格式变化的考察，可参见吴才茂：《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0]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六，第5405—5406页。

贵州岑巩契约文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