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评价
作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无疑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对它的关注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际;不仅来自文博界,而且来自学术界、新闻界。总之,对它的关注是广泛的。
这些关注都来自对生态博物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生态博物馆诞生三十多年,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各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态势来看,也是潮涨潮落。有人统计,全世界从三百多座生态博物馆几年间跌落为一百六十多座,后来又有回升。国内的生态博物馆正处于发展趋势,目前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安吉筹建的生态博物馆,正准备升级为国家项目。
如果生态博物馆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生态博物馆则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领导层面来看,国家文物局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1996年在张文彬局长主持下,批复了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在贵州建立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报告,并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列为国家重点补助项目进入数据库。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出任贵州生态博物馆顾问。1998年10月,他亲自出席了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他在开馆仪式上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评价贵州生态博物馆时说: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10年8月考察了堂安、隆里两座生态博物馆之后说:
从学者层面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先生说:
南开大学博物馆学系黄春雨副教授在2000年10月曾带着他的学生来到贵州的四个生态博物馆进行教学实习,之后,他在2005年应邀出席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理想与现实——生态博物馆必须对接》。论文中说道:
他的这一段论述十分精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对接”的重要性。生态博物馆开创之初所做的工作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完全可以从传统博物馆那里借鉴过来。虽然生态博物馆是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结果,但没有传统博物馆,也不可能出现生态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先生指出:
割草
摘菜
打戛
祭树
许多学者就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诞生发表文章。有一位叫杨晓芳的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说:
他在文章中还论述了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传承了传统博物馆的保护功能,他的看法十分有见地。他在文章中说:
此外,国外学者对梭戛生态博物馆也有不同的认识。挪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贵州生态博物馆科学顾问达格先生在国际论坛会上说: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教授彼德·戴威斯先生考察梭戛生态博物馆之后认为:
心有千千结
他的意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特别是建立村庄网站,非常有必要。
梭戛生态博物馆建立前后,先后有三十多家媒体对该馆做了报道,但绝大多数都是介绍性的文章,缺乏感染力,可读性的文章并不多见。仅有1996年11月1日《南方周末》刊载记者吉江虹撰写的《陇戛长角苗的故事》,开篇即引人入胜:“我们去陇戛时,正逢雨季,通往陇戛的那条公路,因连日的阴雨天气,变得泥泞不堪。司机把我们丢在路上,便打道回府。5公里的概念不过是寻常人走一个小时的路程,而我们却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和行李,走在坎坎坷坷的山路上,显得异常费力,走了近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挨到了寨门口,人已经累得快要散架了。”写到此,记者笔锋一转,写道:“一进寨门,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坐着画蜡染的女人。一只木桶,搭一块木板作桌子,女人们手里的蜡刀,在一块白净的画布上挥舞着,如同游龙戏水般的灵巧。她们无须任何模仿图样,心里想着花鸟虫鱼的形状,画布上就流出美丽的图案。”
故事抓住了长角苗文化的几大特点,用了四个小标题,即:一、蜡刀画过少女的时代;二、求婚艰难离婚简单;三、为什么头上戴角;四、有“殿下”气魄的女人。
记者用朴素的语言进行描述,将长角苗文化描写得十分生动,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故事题材所写的报道。
有的报刊从不同的角度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做了理性的探讨,如《中国文化报》曾刊载了一篇题为《贵州生态博物馆要走的路还很长》的文章,对梭戛等生态博物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文章以《六枝原则》作为一个衡定标准,分析其现状与《六枝原则》相去甚远,贵州生态博物馆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这种探讨也是非常有益的,可惜这类文章太少了。
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评价是对生态博物馆的一个认识过程,如果这个认识停止了,生态博物馆将失去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