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学者来访
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之后的一段时间,有不少中外学者慕名而来。
2001年7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教授周永明经苏东海先生介绍,到贵阳找到了我。他是在美国的因特网上看到贵州的梭戛生态博物馆和黄果树瀑布这两个地方的,并且早在半年前就已做好了来梭戛的打算。周教授个子较高,长长的脸,不像一个迂腐的书生,是一个通达的学者,操一口带南京口音的普通话。
情歌醉山乡
在后来几天的交谈中,我得知周教授1987年在南京大学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著名学府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1990年进入该校文化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福克斯教授,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杰克·蒙哥马利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教区人类学系聘为助理教授,2005年升任为副教授。
他是建馆后来梭戛的第一位人类学访问学者。我陪同周教授从贵阳乘火车到达六枝,与徐美陵馆长汇合后,即打算前往梭戛。但因生态博物馆的“野马”车正在修理,三人只好耐心等待。修理工说大约一个小时可以修好,结果修了将近三个小时,期间又下了一场暴雨。好在周教授每年都要回国搞田野调查,才对等车的事一点也没有在意。
而在前往梭戛的途中,车又抛锚了,耽搁了近一个小时才发动。我将车的原委给周教授道来:生态博物馆本来经费就很紧张,但为了开馆,只好挤出一点钱来买车,因为钱少,只能买成都出产的“野马”车。开馆之前的一个月,这辆车不知在六枝至梭戛这个路面极差的泥土公路上跑了多少趟,车身也被抖散了架。开馆两年之后,这辆“野马”车就成了一辆“病马”车,徐美陵馆长已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购置一辆新车。在当时的财政状况下,给政府的报告只能起到画饼充饥的作用。周教授深谙国内情况,对此表示理解。
三人到达梭戛生态博物馆时,天已全黑了,从寨子中透出几缕微薄的光。资料信息中心只有厨房亮着灯,说明厨师还在等着。
几个村干部也在等着我们,听说是从美国来的教授,便以为是一个洋教授,洋教授酒量大,他们觉得和洋教授喝酒都特别带劲。但当他们看见周教授是中国人时,感到很新奇——中国人也可以到美国的大学去当教授,真是了不起!对村民而言,不要说在美国的大学当教授,就是去一趟美国也只能是一场梦。
周教授也能喝一点酒,但酒量和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相比要差很多。他平常几乎不喝酒,来到苗乡,出于对苗族同胞的尊重,只好喝两杯。酒入喉没多久,周教授的脸色就变得红润起来。听说在明、后两天要开12个村寨的寨老会,共同讨论社区的环境和文化保护问题,他感到特别兴奋,原本计划只住两天的,因为这个寨老会决定多住几天。
我向周教授提出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是如何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周教授说,美国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使印第安人长期处于贫困状况,这点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不论民族大小,都一律平等,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美国的印第安人通过自己的不断斗争,直到1954年24个部落代表发起成立“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之后,他们的生存权利才得到政府的重视。
周教授还说,现在美国联邦政府也帮助印第安人发展经济,但发展的路径不一样。联邦政府修一条高速公路进社区,在社区开赌场,是经公民投票表决同意的。赌场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印第安人的文化也很快消失了,最明显的是信仰的消失。本来印第安人信仰“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但现在正被基督教信仰所同化。
当晚,周教授被安排住在客房的东头。梭戛的夏季非常凉快,是一个自然的大空调,周教授很喜欢这里宁静和清新的空气。
是日早上,天刚麻麻亮,周教授便起床了。我俩站在客房的石坎上朝山下看,但见一股白色的雾慢慢地飘上来,把整个山谷都填得满满的,我们所住的客房和资料信息中心霎时变成了“仙山琼阁”;不到半小时,这一缕缕白雾又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太阳放射出的万道霞光,将天边的云和群山都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周教授感慨地说:“这种大自然的瞬息变换,在都市里生活的人们是享受不到的,这就是生态博物馆特定的一种自然环境。”
上午,周教授看了有关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他把长角苗妇女的裙子与彝族妇女的裙子做了比较,思考是否两者在服饰文化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我对他解释道,六枝在地缘上属于水西彝族的领地,这一带的苗族乃至其他民族(如布依族等)和彝族都是一种依附关系,他们大多数都是彝族的帮工,与彝族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是一种一衣带水的关系。历史上苗族和彝族是共同的生活体,所以在服饰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似度。但从族源上讲,彝族属氐羌支系,和苗族在族源上、语言上都大相径庭。虽然在妇女的裙子上有相似之处,但色彩和花纹区别很大:彝族妇女的裙子是用不同的布料连接并贴有花边,且长至拖地;长角苗妇女的裙子则为黑底镶有花条麻布的百褶裙。周教授对此说法表示认同。
接着,我们去看了陇戛希望小学。这所希望小学是1997年新建的,它结束了在陇戛以牛圈为教室的历史。希望小学的新建,使使得陇戛寨的入学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学生数量就从1995年的30名发展到200多名。特别是女孩子,从两人上升到了一百多人。周教授说这与在梭戛建生态博物馆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到学校时正值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好多学生打着光脚上学。周教授问下雨天也打光脚吗,徐馆长说农村的孩子习惯打光脚,穿鞋他们反而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解释。
之后,我们到学校的办公室见到了沙老师,他还没有回家,正在埋头批改作业。他认识我和徐馆长,于是放下手中的作业本,非常热情地走出来和我们握手。徐馆长向他介绍说,这位是从美国来的周永明教授。沙老师自谦地说:“你是国外的大教授,我只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员。”周教授认真地说,大学老师未必能教得好小学,启蒙教育老师很关键,大家都很同意周教授的见解。周教授接着和沙老师聊起了学生入学的情况。沙老师说,虽然入学率达到了90%以上,但也有失学的情况,寨里有五六个学生因交不起学费就不上学了。沙老师还谈到,学校目前只有五个教师,课时负担很重,不上复式班根本完不成教学任务,等等。
面对这些困难,众人也无能为力,只能是了解一下情况罢了,周教授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回到生态博物馆办公室,他从荷包里摸出了600元人民币交给徐馆长,说:“我每个学期都资助六个失学的学生,请徐美陵馆长帮助代交学费。”大家对周教授的善举都很感动。周教授说,让村寨的孩子上学读书不是一件小事,这涉及一个民族的振兴问题。
随后,周教授旁听了生态博物馆梭戛社区召开的12个村寨的寨老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成立有寨老参加的“梭戛社区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二是产生一个管委会的章程。这是生态博物馆成立两年来召开的第一次寨老会。
身着盛装的箐苗少女
为了赶在周教授离开梭戛之前与他交流管委会章程的意见,我连夜加班起草了《管委会章程(讨论稿)》,并反复修改几遍,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钟,才将稿子交到了周教授的手上。
周教授毕竟是一个学者,而且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他看了稿子之后非常坦诚地提了几点意见。他说:“写得多了一些,有一点像一篇理论文章,理性的东西必不可少,但只能在‘总则’一章中有所体现,其他各章要注重它的操作性,而且要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不能就文化谈文化。社区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特别是社区经济的发展和苗族村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方面,这些都是保护民族文化的一个前提。我们要跳出生态博物学的圈子,要注入社会学的理念来关注社区的发展。只有产生符合社区实际情况的‘章程’,才会得到社区村民的拥护,也才能付诸实施。”
他的这通话非常有见地。之后,我和徐馆长以及村委会的村干部商量,管委会的成立时间可再推迟,需再做一些实际调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充实《管委会章程》的内容,到时候再开成立大会也不迟。
2005年在贵阳召开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组委会特邀周教授参加。之后他又来过贵州,仍由我陪同考察了隆里和堂安两座生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