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陇戛寨的考察-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课题组在陇戛寨，一是要考察箐苗的生存环境，二是要考察箐苗的文化。苏东海先生对环境的考察十分关注，他多次说，生态博物馆最早是从环境科学产生的，所以环境研究是这次走访陇戛的重中之重。同时，对箐苗文化的考察也要全面而细致，主要从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个部分进行。

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民族学的调查方法不同。民族学的调查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及统计研究，而生态博物馆的调查，按苏东海先生的要求，应该是以一个来访者的面貌出现的。在进行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时，考察者应以尊重和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被考察者的文化，尊重被考察者的生活，而不是干预和指责他们的生活；考察者不能以“文化中心主义者”的心态出现，任何的居高临下都是对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亵渎。

基于这样的理念，课题组先找到了“寨老”熊振清老人。熊老今年六十九岁，和苏东海先生同庚，是全寨人公认的寨老。

寨老乃“寨老制”的产物。历史上寨老制是许多民族的一个重要社会制度，是一种地缘组织，和汉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制有本质的区别。寨老不是同宗同姓的“族长”，而是一个村寨里几个不同血缘的异姓族人共同的“头人”。在陇戛寨一百多户人家中，就有熊、杨、王等姓氏，熊振清老人就是他们的头人。苗族的“寨头”在苗语里叫“娄方”或“该歪”，一般不特意经过专门的群众选举，而是在全寨人的公认下，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寨老制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酋长相似，所不同的是原始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为依托，寨老制则没有血缘的束缚。寨老制在壮族被称为“都老制”，在瑶族则叫做“社老制”。虽然在称谓上有差异，但性质相同，其作用都是为了维护村寨社会治安，调解寨邻之间的纠纷。寨老和一般的村民一样从事农活，没有特殊的权力，也不拿俸禄。新中国成立后，寨老的职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握有村务方面的实权，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公选的村长。尽管如此，寨民心中依然有他们的自然领袖，家族中的财产纠葛、婚姻纠纷等，还是得请寨老出面调解，寨里的节日庆典活动和祭祀活动也仍由寨老出面组织。熊振清寨老德高望重，虽然没有村长的行政权力，但仍然是全寨的“道德领袖”，调解着村中的大事小事。

关于梭戛箐苗人的历史，熊振清寨老回忆说，他们箐苗人本来不是梭戛这个地方的，听“老班子”（即祖辈以上的人）说，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箐苗本来是跟着彝族人种田当帮工的，吴三桂在水西烧杀掳抢，他们这支箐苗才被迫从织金方向逃了过来。熊老提供的线索让课题组知道了箐苗迁至梭戛的重要原因，但是，箐苗人究竟是从与六枝交界的织金阿弓一带迁至梭戛的，还是从纳雍迁来的，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还有学者认为，吴三桂“剿水西”时，纳雍箐苗的一支迁到六枝、织金一带，形成了“长角苗”，而纳雍的箐苗正是同样的“V”字形木角头饰，这又是另一种观点。

寨老所讲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剿水西”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水西”，即今鸭池河以西的贵州西部广大地区。水西历史上分为中水、下水、底水（底水即今水城）三个区域，管辖四十八目，分属彝族沙、禄、安三家大姓。苗、仡佬等民族和彝族是一种依附关系，多为彝家的佃农和帮工。吴三桂“剿水西”时，彝、苗乃为一家，共同抵抗吴军，战败后，苗民则四处逃匿。事实上，水西与彝、苗等民族有着共同的地缘关系，从至今的行政区划中仍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以梭戛乡为例，它的全称为“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六枝境内还有中场苗族彝族乡、中寨苗族彝族布依族乡等。在毕节市的织金、黔西、纳雍、大方等县，冠以苗族、彝族行政乡名称的乡镇就更多了。由于地处共同的地缘，在吴三桂“剿水西”事件中，不但苗族，彝族也是这次战争的受害者。

介绍完了梭戛箐苗迁徙的原因后，熊振清寨老又指着寨子对面山顶上一道高米许的石墙说，那是苗民们为了抵御吴三桂修建的营盘。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年（1644年）三月，三桂东出渡巴拉桥，越箐经松树坪，至果勇底而营，将兵二万四千人出战，而夷率有十万，战不利，以大炮轰之，夷人尽散，始还营。”从地图上看，吴三桂从云南的曲靖方向向贵州进发，过可渡河，经归宗（今属郎岱归宗），兵分两路，一支经水城进入纳雍战场，一支经六枝进入织金，直逼彝族土司安坤的大营——果勇底。从六枝进入织金的这一线，安坤是否步步为营以阻止吴三桂东进果勇底，并有可能修建了营盘呢？从史实来看，安坤的谋反是吴三桂玩的伎俩。安坤早已归顺清朝，曾为吴三桂入黔剪除反清武装，一心维护统一，所以，安坤对吴三桂是毫无防备的，营盘是苗民们在此筑建的，目的是抵御吴三桂。

荒凉的自然环境

除此之外，营盘的营建年代还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建造在清乾隆、嘉庆年间，那段时间贵州发生了一次苗民起义，主要发生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方，中心地带是松桃，这次起义史称“乾嘉起义”。但松桃与贵州西部的六枝相去甚远，修筑营盘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是建造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当时贵州各族人民频频发起起义，时间长达18年之久，这一时期是贵州建造营盘最多的时期，仅贵阳花溪境内现存营盘就有29处之多，从六枝到梭戛途中的岩脚镇周边山上也有3处营盘。因此，陇戛寨的营盘有可能为清咸丰、同治年间所建。

上述两点仅是一种分析，课题组选择相信寨老提供的口述材料。

在杨村长的带领下，大家到了一个便于观察陇戛环境的制高点。陇戛寨的地理环境有别于周围的其他村寨，与其他村寨四周的荒凉相比，陇戛寨前面的两座山居然是青山，且是自然丛林，看不见裸露的岩石。特别是左前方的那座小山，佳木繁阴，绿油滴翠，山形秀美，充满了灵性。据杨村长介绍，这座山是箐苗人的“神山”，每年农历三月初，寨民们要在这里开展“祭山”活动。这样的山在梭戛一带是很少见的。右边的这座山高而挺拔，像陇戛寨的“守护神”，山上的树木虽然不高，但生长密度大，且四季常青。

继续往西北方向前行，课题组到了陇戛寨的后山，这和寨子的前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致：眼前全是一片黄土地，只有土坎边种有稀疏的漆树和杉树，远处的荒山秃岭也开垦成土地种上了包谷，远远看见有十多个箐苗妇女在坡上薅包谷，她们独特的头饰和鲜艳的蜡染衣裙，对于这片单调的黄土地是最好的点缀。山上没有一口水井，也没有一块水田，只有一个十分混浊的牛滚凼^[1]。陇戛最缺的就是水，一年中缺水的时间竟长达半年之久。寨子里一百多户人家用水全凭寨里的一口井，井水不是从井底冒出来的，而是慢慢地渗出来，等一桶水往往需要半个多小时，并且水量过了10月就会明显减少，所以到了冬天，用水就要排队，妇女们需要站在井底将水舀出来，有的人家甚至还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山下去背水。

据毛仕忠乡长介绍，梭戛全乡海拔为1151～1850米，东西低，南北高，大部分地区海拔有1350～1450米，而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海拔在1600米左右。全乡面积为56.7平方公里，农业人均耕地1088亩，人均基本农田面积0.31亩。梭戛喀斯特地形特征明显，石漠化现象严重，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土地贫瘠，中低产田土占耕地面积的85%以上，是典型的深山区和石山区，也是贵州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乡境内无矿产资源，粮食作物主要有包谷、洋芋、小麦等，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

水井边

去山下背水的箐苗女子

整个长角苗居住的12个村寨约有120平方公里的面积，没有河流，12个村寨都缺水。当地政府本想从织金引水进寨，但水源太远，所需资金数额太大，只得作罢。

苏东海先生听了毛仕忠乡长的介绍之后感叹道：“如果在富裕的农村建生态博物馆，意义就不大，因为这样的生态博物馆无法对富裕农村再做出任何有益的改善和提高；而在梭戛这样的贫困区域建生态博物馆，既有典型意义，又有挑战意义。通过在经济落后的民族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一方面可以加强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这一带的自然环境得到逐步恢复；同时也可以加强政府对这一社区的扶贫力度，使得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就是建生态博物馆的社会意义。”

同行的熊振清寨老回忆说，1958年之前，梭戛一带的竹林和古树都很多，还有专门盖房子的草山，山上有很多山羊和野兔，陇戛寨的那口井冬天也不会断水。“大炼钢铁运动”期间天天上山砍树，好多几百年的古树都被砍了，接着又过“粮食关”^[2]，后来到处开荒种粮，把草山也挖了。种一坡，收一箩，可谓真正的“广种薄收”。森林砍了，草也割了，下起大雨没有任何阻挡，土壤的肥力全被雨水冲走，导致土里种的包谷不长个，收成减了一大半，每年收的粮食只够吃上半年，村民年年都为吃饭发愁。

针对梭戛这一现状，结合生态博物馆保护自然遗产的理念，当地政府同意在公路两边种树，并且首先在梭戛社区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工作，在退耕的农田上改种经济林木。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村民的积极配合，为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建设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_{[1]
牛滚澡的一个小凼。}_{[2]
指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