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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媒体的关注
所属图书:《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出版日期:2015-08-01 文章字数:2749字

16 媒体的关注

2001年11月8日上午,我接到苏东海先生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摄制组张鸿勋、刘科峰两位记者要来梭戛生态博物馆采访,拍摄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建成后的发展情况,希望安排好采访事宜。

9日下午,我到贵阳龙洞堡机场与这两位记者见了面。两位记者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着北方人魁梧的身材和爽朗的性格。虽是初次见面,却显得很坦诚,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来贵州,是冲着梭戛生态博物馆而来的。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在梭戛的工作。”我当时因有事脱不了身,只好拜托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林平副馆长接他们前往梭戛。

两位记者在梭戛工作了7天。到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当天,两位记者和村委会的干部及寨老见了面,他们的工作方案是:在不惊动、不打扰村民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前提下,用两天时间摸底,拟订提纲后再进行拍摄。

于是,先由徐美陵馆长陪同两位记者采访苗寨小坝田、高兴、陇戛和依中底等寨子,最后把采访和拍摄重点放在了陇戛寨。这两位记者看见长角苗文化非常兴奋,张鸿勋不止一次地给徐美陵馆长说长角苗文化很有特色,只是觉得他们生活太艰苦、太贫困了,村民们还排着队背水。林平副馆长是从旅游部门调来的,从旅游的角度,他认为村民背水是一道“风景线”。这句话引起了记者的反思,如果村寨通了自来水,这道“风景线”就不存在了。记者问徐馆长,是要让村民喝上自来水,还是要“风景线”?徐馆长对记者说,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改善村民的生活,所谓“风景线”是一种旅游炒作,和生态博物馆的原则是相悖的。

这两位记者不但能吃苦,而且非常敬业。为了拍摄陇戛寨的全景,两人居然爬到了高高的营盘山顶上。山虽然是石山,但山上长满了树,为自然杂木林,由于土少,树长得很慢,树根也扎得不深。两位记者不知树的情况便爬到了树上,殊不知树承受不了记者身体的重量,顷刻间倒了!好在他们又掉到下面的另一棵树上,被挂住了,才没有摔到山下,可是摄像机摔坏了。两位记者身上刮破了皮,受了一点轻伤,无大碍,却为摔坏了摄像机伤心不已。徐馆长对他们开玩笑说,机子摔坏了还可以买,人摔坏了就买不来了。

两位记者拍完陇戛寨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因为要组织一期新闻连线采访节目。之前,我已接到了苏东海先生的电话,说新闻连线采访节目在12月5日上午7点半播出。

是日上午7点半,《时空连线》栏目准时播出了《是家园还是博物馆》,荧屏上出现了挪威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雷朗铎先生、中国博物馆学会苏东海先生和在梭戛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鸿勋三方的镜头。节目主持人将话筒对着雷朗铎先生,问道:“中挪合作建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意义是什么?”

新一寨全景

雷朗铎先生说:“生态博物馆不但保护了梭戛的苗族文化,而且保护了村民居住的自然环境,这是传统博物馆所不能办到的,而村民的家园则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接着问:“村寨是家园还是博物馆?”

“这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理论问题,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接着主持人将话筒对着苏东海先生,问:“生态博物馆要保护传统文化,但村民要过现代化的生活,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

苏东海先生说:“生态博物馆是在历史的动态中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在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过程中,第一条经验就是帮助村民脱贫。这里和外国的生态博物馆不同,梭戛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即解决了通公路、通电、通自来水以及新建学校等问题。”

苏东海先生话音刚落,话筒立即转向了在梭戛采访的记者张鸿勋,张鸿勋边说边放梭戛的画面。他说:“村民们并不爱自己的文化,老想着外出打工。”荧屏上又放出了村民熊华艳穿牛仔裤的画面。

有人发出疑问:“新闻连线采访里面到底有什么蹊跷?为什么不让村民说,而是由记者代替村民说?”

接着主持人问村民知不知道他们的村寨是生态博物馆,村民说资料信息中心是生态博物馆。

最后,主持人将连线转到苏东海先生,要苏先生预测十年以后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情况,苏东海先生说对此难以预测。

苏东海先生认为这次连线采访背离了生态博物馆的主题,不是在探讨生态博物馆对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而是记者们在不懂得生态博物馆的情况下,用市场经济的一些空泛的原则来对待生态博物馆。让人感到费解的是,主持人在作结束语时说:“我很高兴大家都一致认为村民是自己的主人了。”这句话真够“堂吉·珂德”了,因为根本没有谁在质疑村民是不是主人。

这次连线采访有悖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甚至是偷换概念,陇戛寨的村民很有意见,发出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是谁叫记者代替我们讲话”的质问。在生态博物馆工作的徐馆长和员工,对此也都有很大的意见。

苏东海先生指出:“12月5日播出的节目,原本的出发点是好的,主题是如何在开发中保护传统文化,这是当前历史遗产保护中的世界难题。而生态博物馆是用一种新的保护理念、新的方法来保护历史遗产,所以介绍生态博物馆如何面对挑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和挪威嘉宾都乐于支持这个节目。但没有想到这个节目做出来后,不但没有接触到生态博物馆面对遗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却把节目扭曲成了生态博物馆在破坏村民的家园,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这样做,不但梭戛生态博物馆方面发出了抗议,而且挪方也在问这个节目要干什么!”

苏先生接着说:“这个节目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到现场采访的记者张鸿勋不是从节目的原始创意出发,更没有从事实出发,所以对村民修建的资料信息中心和其保存的大量文化信息,视而不见。这个信息中心收集了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的历史和传说,有1100张照片,十余小时的录像资料和16位村寨老人的第一批‘文化记忆工程’。对寨民为保护自己的历史所做的大量记录,记者完全抛到一边,完全没报道。张鸿勋在梭戛呆了一个星期,竟没有拍到一个寨民自己说话的镜头,反而自己代替寨民做了嘉宾,他的每一段发言都是片面的。他挑选村民熊华艳穿牛仔裤的镜头,就此展开大段解说,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寨民们不爱自己的文化,要跳迪斯科,要出去打工。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生态博物馆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生态博物馆的老馆长徐美陵陪着记者全天候地采访,记者偏不让老馆长说话。第二,节目主持人并不了解主题的内涵,急于挑起争论。开始时,我怕人们不了解生态博物馆,想谈生态博物馆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原地保护和居民保护自己文化的一种新尝试,这里就包含着居民是自己文化的主人,也是他们生活的主人这一理念。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谈话。当我谈到生态博物馆三原则即‘专家引导、政府支持、居民自主’时,他又把居民自主删掉,造成专家与居民对立的感觉。节目结束时,我从话筒里听到主持人大声说,苏教授说得太多了,给他大段地删。”

苏东海最后感叹地说:“《东方时空》节目我很爱看,但我爱之深,责之切。”

就这样,这次媒体采访荒唐地闭幕了,它不仅没有反映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真实情况,还影响了大众对事实的评判。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