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外学者云集梭戛
2005年6月1至5日,“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在贵阳举行。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6月2日,参加论坛的中外学者一百余人赴梭戛生态博物馆参观考察。
这次论坛国内参加的单位有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人民出版社、《中国文物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报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广西民族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民族历史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旗人民政府以及文体广电局、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六枝特区人民政府、梭戛生态博物馆、花溪区人民政府、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人民政府、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人民政府、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外国学者分别来自挪威、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南非、巴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此外,中国台湾地区也派出了学者参加。
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加拉先生出席了这次论坛。让中外学者都感到兴奋的是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雨果·戴瓦兰先生光临了这次学术论坛。“生态博物馆”一词,就是他于1971年在国际博协第九次大会期间,与当时法国环境部长的助手共进午餐时说出来的一个新名词,并得到了环境部长的认同。就是这样一个新词,却给全球博物馆事业带来了一场革新。
在生态博物馆学运动中,雨果·戴瓦兰先生和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乔治·亨利·里维埃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分别参与了克蕊苏-蒙特修人与工业博物馆、索匹卡生态博物馆的工作。1978~1984年间,他任职于法国总理办公室期间,将自己从事生态博物馆运动的经验和心得用于解决巴黎与法国其他大城市邻近地区卫星新市镇的某些社会问题。
雨果·戴瓦兰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社区主动,研究与实验》一书中,除了对三段实务经历有详尽的叙述外,也探讨了他对人类关系的基本理念,以及此理念与可利用的时间、文化生活及社区行动之间的关系。该书另辟一章专论“新博物馆学与生态博物馆理念”,并讨论其在实际运用于社区教育时的各种可能性。这本著作结合了理论与实践,为博物馆专业人士与决策者必读。该书法文版出版时,前英国博物馆学会主席包依南曾誉之为“20世纪博物馆学的压卷之作”。
雨果·戴瓦兰先生的到来,给论坛增色不少,与会代表都争相与这位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握手交谈。
6月2日上午8点,与会代表分别按编号坐上了五辆车,驶向梭戛。
从贵阳至梭戛计208公里,高速公路约占全程的一半,其余一半是四级公路和乡村公路。自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之后,原由六枝至梭戛42公里的乡村公路全部进行了改造,铺成了柏油路面。这一段路程原来行车要两个半小时,现在一个小时即可到达。这次参观,结束了过去那种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带来的行车上的痛苦。
相亲相爱一家人
上午11点半,车队驶进了梭戛新村前面的一块场地。新村是2002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考察梭戛生态博物馆后一项指令性的扶贫项目,2003年11月新建成民居42栋,那些长期居住在危房中的箐苗村民搬进了新居。代表们下车后随即也参观了新居,大家都为村民住进新居而感到欣慰。
从新村到陇戛苗寨不到200米的路程,全是柏油路。村民们衣着盛装,小伙子们吹着芦笙,苗女们端着酒杯,等候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那些站在土坎上、寨门边、土屋下的挤得挨肩贴背的苗族同胞们,脸上荡着笑容,目不转睛地看着进村的稀客。他们边招手边喊“挪威——挪威——”,达格先生很熟悉这样的声音,知道这是村民在向他打招呼,他也立即向村民招手致意。
这是自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以来最热闹的一次迎宾活动。来自梭戛社区的长角苗族村民,男女老少有一千多人,接待室门前的一个歌舞表演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妇女们独有的长角头饰和蜡染衣裙,使得她们还没有进场表演,就被各方来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了。表演场地被围得只剩下一个小圈,虽然给中外学者们都安排了凳子,但有的也无法挤进去坐,只好自选一个较高的位置观看即将要表演的歌舞。
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加拉先生个子高,为了能近距离地看到歌舞表演,他索性和村民们挤在一起,席地坐在“第一排”。村民们一次次热情地围上来,工作人员一次次地发出呼声,都无法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村长站出来用苗语向村民们喊话,才腾出了表演场地。
歌舞表演在一阵锣鼓声中开场,由男女组成的芦笙表演队缓缓出场。这支表演队算是训练有素,他们是生态博物馆开馆之后寨子里组织的一支表演队,但凡有旅游团队到生态博物馆参观,都由他们表演。为了提高表演水平,前几年还特地请六枝特区文化馆的舞蹈老师到梭戛来对他们进行培训。这种培训是在他们原有舞蹈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改编,所以仍然保持着浓厚的苗族舞蹈风格,只是在队列上有了新的变化。
队员们手持芦笙,翩翩起舞。先是两队队形交叉,随着鼓点,两排变成了四排,四排又变成一个长排,最后长排变成了一个圆圈。队员们即刻将学者们邀进了舞队之中。
最先被邀进舞队中的是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加拉先生,因为他席地坐在最前面,刚站起来就被一位苗女拉进了舞队里。接着是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先生,再接着,大使的文化参赞莫利卡女士也被邀进了舞队中。
随着圆圈越跳越大,场面越来越热烈,很多中外学者都被邀进了舞队中。跳得最起劲、最认真的是挪威的达格先生,他背上的衬衣全湿了。村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他,看着他笑,他也笑了。他是挪威人中来梭戛最多的一位学者,自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辞世之后,就由他担任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科学顾问。自1999年至今,他已五次来梭戛。2004年,他还自费带着妻子到梭戛来考察。他简直成了挪威人在梭戛的代名词。每次来梭戛的路上,沿途的村民看见他都亲切地喊“挪威——挪威——”。今天进村时,村民同样在喊“挪威”,他知道不是叫别人,而是在叫他。在一群老外当中,他因村民喊他而感到很自豪,因为他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表演场已成为欢乐的海洋,不同肤色的人手拉着手,跳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在一阵高亢的吆喝声中结束了。
今天的陇戛苗寨和资料信息中心打扫得非常干净,大雨之后的石板路犹如水洗一般。初夏季节,遍山皆绿,资料信息中心后面的“神山”上树木繁阴,前面的草坪也被染绿了,资料信息中心被装扮得如世外桃源一般。与会代表都云集于此,被这里的苗族风格的建筑和它周围的环境所感动。
表演结束后,与会代表首先来到小型的展厅参观,认为资料信息中心有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社区村民认识自己的文化,增加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大有裨益。
代表们对资料信息中心的环境、建筑、展览内容、服务设施都是满意的,但对在资料信息中心工作的人员有些质疑,他们认为必须有村民参与其中的工作。现在资料信息中心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城里调来的文化干部,馆长也不是村民。就此问题,论坛组委会选派我做出回答。
姑娘们在表演舞蹈
我认为,这就是在贵州建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性。中国现行的行政事业编制不可能让村民成为资料信息中心的正式职工,这和村民是文化的主人这一概念是不相悖的。梭戛生态博物馆是四个生态博物馆中唯一有事业编制的博物馆。在中国,有单位而没有编制,等于没有单位,除非是民间的或民营的单位,它的编制是由民营的老板说了算,而国有博物馆包括生态博物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项目来完成,没有考虑建成之后的管理和业务人员的行政事业编制的话,那么,这样的生态博物馆就会像田里的浮萍只能浮在水面上一样,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无编制的情况下,只能用最低的报酬请当地村民或其他人看守。
吹奏三眼箫
客观地说,在某一社区或村寨,无论建生态博物馆与否,村民在本社区、本村寨的主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漫长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传承和发展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是文化的主人。生态博物馆专家只不过是发现了他们这种独特的文化后将其建成了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并没有剥夺村民的文化主人的地位,而是开宗明义地强调其主人地位,村民仍然是按照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活动于所在的社区和村寨之中。“村民参与”,是指参与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习俗,每年的正月初四到十四要举行隆重的“跳花坡”活动,主持参与该活动的人都是村民自己,看热闹的是外地人。从农历二月初的龙场天的祭树节,到农历三月初的龙场天的祭山节,一直到农历十一月的耗子粑节等节日,都是由本民族、本村人自己决定的,而没有任何行政命令。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是从技术层面上记录他们的文化活动,村民因技术方面的因素没有参与记录工作,不等于他们就不是文化的主人。因为在资料信息中心工作也只是“文化记忆”这种技术层面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取代村民文化主人的地位,村民才是事实上的文化主人。
学者们对上述观点没有提出异议。雨果·戴瓦兰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它仍然处于一种探索之中。法国的标准只能检验法国的生态博物馆,不能用来检验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两国的国情不一样。
代表们同时指出,梭戛社区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处于非常困难的阶段,这是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生态博物馆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只有和提高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相联结,才能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
午餐安排在梭戛小学教室里,是贵州饭店特地为学者们准备的“干粮”。梭戛小学是2002年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兴建的,村民们说,没有生态博物馆就没有梭戛小学。学者们说,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建设项目是多元的,学校对一个贫困的社区非常重要,有利于提高整个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是一个社区传统文化保护的知识基础。
吹奏三眼箫的手势
这次一百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在梭戛短暂的聚集,使他们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环境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现在和未来,不仅提高了梭戛生态博物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为梭戛生态博物馆以后要走的路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