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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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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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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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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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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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挪两国元首出席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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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挪威大使白山先生考察梭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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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馆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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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隆重的开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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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推迟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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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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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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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面对一个旅游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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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达格先生到梭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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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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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馆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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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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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省委书记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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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梭戛生态博物馆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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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学者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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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广西同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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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梭戛有棵“约翰·杰斯特龙纪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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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外学者云集梭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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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位老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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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梭戛生态博物馆与《六枝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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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评价
24 梭戛生态博物馆与《六枝原则》
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两年，是接受实践检验的两年，在理念和运作上都存在前所未有的问题，显得“水土不服”。因为它不是从中国贵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棵“苗”，而是从挪威移植过来的，它的成长期不会很短。
苏东海先生曾说过，生态博物馆要在贵州的土壤上存活，一定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并不是纯粹的“土货”，而是要得到国际认可的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和省情的生态博物馆。
再翻开《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看见：
这个设想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上无疑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反对它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因为这种设想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没有从实践中产生。
2000年，我和徐美陵馆长到陇戛寨和村干部商量，决定成立由12个村寨寨老或村长参加的“梭戛生态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并由我起草了一份章程。按约定的时间，召开了第一次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
这些村长、寨老们并不关心什么是生态博物馆的问题。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两年多，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生产、生活、房子、粮食、水、路、电等问题。而参与生态博物馆的文化、文物工作者们，面对这些与生态博物馆“无关”的问题，只能简单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讲一通道理。这些道理都是从本本出发，而村长和寨老们听了却不知所云，直打瞌睡。因此，成立大会成为流于形式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章程也是一个官样文章。之后，再没有召开第二次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了。
而生态博物馆与旅游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从开馆之前某旅游公司在生态博物馆区域内建旅游宾馆、售票房等，到后来直接带旅游团队进入生态博物馆社区，同时又不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者合作，这些都扰乱了文化遗产的管理秩序和村民的文化价值观。
从村民的情况来看，他们希望将自己值钱的东西卖给旅游者，因此，只要见有游客进寨，那些抱着手工艺品甚至是具文物价值的原件的妇女们，便疯狂地向游客追售和兜售，什么民族尊严、民族形象都被金钱所取代了，专家学者为此痛心不已，大声疾呼，但却事倍功半。
传承Ⅰ
为解决生态博物馆的经费困难问题，苏东海先生在病榻上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建议在资料信息中心建“捐赠箱”，让参观者为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捐赠。一年过去了，捐赠箱里只有一元以下的零钱，总数不到一百元，而且还全都被人偷走了。苏东海先生还要将寨老拍成照片，送给参观者，可是参观者不要寨老的照片，而要那些闪动着青春光彩的苗女的照片。现实是多么的无情，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被现实击得粉碎！
苏东海先生发出了感叹，建生态博物馆难，要发展生态博物馆则更难！
两年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就是《六枝原则》产生的背景。
传承Ⅱ
《六枝原则》是由挪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达格先生起草，苏东海先生审阅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研讨班上宣读并通过的，一共九条：
《六枝原则》的起草者达格先生站在国际生态博物馆的视角，表达了自然和遗产保护的观念，《六枝原则》有很强的前瞻性。第一条强调的是村民是文化的主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生态博物馆，村民的文化主人的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他们永远是事实上的主人。苏东海先生所说的“文化代理”是指博物馆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代理”工作，比如建立“箐苗记忆”，对村民的培训，对箐苗文化的研究整理，等等，但它不能取代村民对文化的拥有和对文化的认同。此外，这一条还具有普世意义。在殖民主义时代，殖民主义者无视殖民国家土著民族文化的存在和他们的文化权利，肆意践踏和掠夺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失去了文化主人的地位。到了21世纪，无论是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是非洲、澳洲的土著民族，他们都在强烈呼吁要找回他们自己的文化及文化权力，也就是回到文化主人的地位。
《六枝原则》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融入整体环境的观点，这是生态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博物馆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换言之，环境与传统博物馆没有发生联系，它只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建造围墙。而对于生态博物馆而言，环境对文化直接产生影响，什么样的环境生成什么样的文化。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人就是文化，没有人就没有文化。生态博物馆不是研究生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也不是研究无文化时期原始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研究文化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没有人就不是生态博物馆；但若没有适合人生存的环境，人类行将毁灭，亦不会有生态博物馆。所以，生态博物馆是关于环境和人的博物馆。
《六枝原则》强调旅游和文化的关系。旅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旅游，可以振兴当地的经济，世界上许多国家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旅游可以将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名胜古迹、山水风光传播出去，扩大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知名度；旅游可以打破自我封闭，让不同的文化通过旅游得到交流和互动，增进不同国度、地区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过度的旅游开发对文化造成破坏进而成为“文化杀手”，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过度的旅游开发不但对环境和文化造成破坏，而且会亵渎民族文化，制造“伪文化”来欺骗游客。一些民族旅游村寨为了招徕更多的游客，将一些低级庸俗的娱乐节目充斥到民族歌舞之中，如“拉郎配”之类；村民为了迎合游客，将民族节日、节庆庸俗化，天天都是“泼水节”，天天都是“跳花坡”，天天都在“祭祖”，天天都在“甩花包”……有良心的民族学家对此深恶痛绝。
生态博物馆不拒绝旅游，而且欢迎旅游，但必须是在保护环境和文化的前提下开展旅游活动，通过旅游提高生态博物馆的知名度，打破社区的自我封闭，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和对外交流。
传承
《六枝原则》强调观众有道德上的义务，以尊重的态度实施自己的行为。这主要涉及文化的态度问题，即是对文化主人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畏感，是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弱势”文化，不能存在一丝一毫的文化殖民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只有这样，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才不至于遭到践踏。
《六枝原则》第八条指出：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他们因各自的文化不同和社会条件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博物馆是西方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西方文化，都是“舶来品”。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到中国来传播的是法国式和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理念。法国的或者挪威的生态博物馆都是法国和挪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法国和挪威都属于前工业时代的国家，他们没有二元社会，没有城乡的明显差别，无论是城市或是乡村的居民，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工业文明孕育了他们对文化的价值观，他们试图通过生态博物馆找回工业时代失去的文化记忆，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记忆。这是工业社区居民的一种“文化自觉”行动。
而在中国贵州建生态博物馆，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专家的传播和指导，村民不可能自发地建成生态博物馆。政府主导建生态博物馆可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有别于挪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
《六枝原则》最后指出：社会发展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将是一个先导条件，人们生活的改善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2000年在梭戛召开的第一次有12个村寨寨老参加的管委会成立大会中，12个村寨的代表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通、通水、通电等问题，这涉及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博物馆必须建立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在贵州建生态博物馆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在欧美的生态博物馆中不可能写上这一条。
《六枝原则》是梭戛生态博物馆实践和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得到国际博物馆界认同的一个原则，但它同样要经受生态博物馆实践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