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广西同行的到来-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梭戛生态博物馆开馆近两年的时间里，受到了多方媒体的关注，全国文博界都听说贵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同行们对此都充满好奇。因为在此之前，大家对生态博物馆的认识和了解都仅见诸于报端，最早来梭戛考察的同行是广西的文博部门。

2000年10月，我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覃处长的电话，她说由他们厅长带队，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河池地区文化部门的文博干部组成的二十多人的考察团即将赴贵州梭戛考察，希望租一辆面包车，费用由广西方面支付。

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贵阳，由我陪同他们直奔梭戛而去。

因为好几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和研讨班，我和覃处长早已结识，此次见面，自然有几分亲切之感。覃处长对在座的客人一一做了介绍。厅长姓容，名小宁，原来是南宁市的副市长，去年才到文化厅上任的。容厅长四十岁左右，中等个子，体形偏瘦，一张白净的脸，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文化人的气质。他说，广西也准备建生态博物馆，不过贵州捷足先登，在全国开了建生态博物馆的先河，他这次就是带着队伍来贵州“取经”的。

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梭戛生态博物馆虽然开馆已近两年的时间，但由于是初创阶段，在管理体制和运作上都没有走上正轨，事业经费也没有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正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现仅有资料信息中心的那几栋房子，由于没有经费支撑，后续工作难以跟上。在这种情况下，让广西来的同行考察什么呢？

到了六枝大家并没有停留，而是直接上了梭戛的路。40多公里的路，因为路面颠簸走了两个半小时，常往来于这条路上的我们倒是习以为常了，可是广西的客人却被颠簸得不行。车上没有人讲话，汽车的油门声充斥整个空间。

下午两点多钟，终于到了陇戛寨的寨门。寨子里显得冷冷清清的，容厅长下车后即感慨，在这里建生态博物馆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交通条件太差了。我说，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交通条件好的地方，民族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特色；而交通条件越是差的地方，民族文化的特色保持得越完好。

专心致志的刺绣

河池地区文化局的一位同行很赞成这一观点。他说，在南丹县与贵州荔波交界的地方，有个叫里湖的瑶族乡，聚居着两万瑶族同胞，称“白裤瑶”。他们的瑶族文化很有特色，也准备在南丹建瑶族生态博物馆，但同样面临着交通条件很差的问题。

众人先到了资料信息中心，徐美陵馆长和馆员罗刚在等着。一老一少，像战士一样忠实地守着这块文化“阵地”。他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资料信息中心的展厅、接待室、办公室、资料室等打扫得干干净净。容厅长对此赞叹不已，他说：“在民族地区建生态博物馆，是需要一种奉献精神的。”

容厅长和覃处长对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非常赞赏。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风格与村寨的风貌保持一致，很有文化品位。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同行却提出，虽然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风格保持了传统民居风格，但也使其在使用功能上受到限制。这是他们第一次参观生态博物馆，讲的都是最直观的感受。

敬酒，是箐苗人迎客的传统方式

其他同行也更多地强调它的使用功能，他们普遍认为展厅太小，文物展览不好布置。他们是用传统博物馆的思维来看待资料信息中心的展厅。建资料信息中心之前，苏东海先生就强调展厅对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起到的是一种解读的作用，而非专门的文物陈列展，这完全是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操办的。如果是把文物从社区居民的生活中分离出来，那么就办成传统博物馆了。

之后，我和徐美陵馆长陪同广西的客人们到寨子里去看其他建筑以及村民的生活。当我们走到水井边时，恰巧有几位苗族妇女正在水井边漂洗蜡染。这样的蜡染还只是半成品，还需晾干后将蜡染用清水煮沸，蜡熔化后显现出白色的花纹，才算得是成品。但覃处长偏偏就喜欢这种半成品。她认为，这种半成品的艺术味道显得更浓厚一些，且色彩的反差小，但仍然是白布上画着的赭石色的图案。覃处长执意要买这几张半成品，一位妇女只好将两张刚刚晾晒上的半成品卖给了覃处长，每张只收了覃处长10块钱。覃处长对这里的蜡染赞不绝口，还想再买几张，但那几个妇女舍不得卖给她，她也只能作罢。

我们一行人在寨子里转了一圈，很少见到男人，这是因为十月底，梭戛已进入农闲时节，男人都外出打短工去了，而此时，梭戛的妇女都在蜡染和织布。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旅游业的兴起给妇女们的手工工艺品带来了商机，虽然工艺品还不怎样走俏，但相比农耕经济时代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制作的手工劳作的工艺品，其“含金量”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一到农闲，就是妇女们制作手工制品的好时光。当时广西的同行见到这种情况，表示出一喜一忧的心情：喜的是工艺传承在旅游经济的作用下，有了传承的动力；忧的是担心人们为了获利，出现粗制滥造，甚至用机器制作的情况，使民族工艺发生变异和失传。而我认为，如果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粗制滥造，很快就会失去市场，这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真正意义上的手工艺品，不但是商品，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它不仅不会失去市场，而且会赢得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这也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项任务。

广西的同行们看了民居建筑之后，普遍认为，陇戛寨的村民居住条件很差，和广西南丹瑶族的居住条件相差无几，都是夯土墙，所不同的是瑶族的民居大部分屋面都不是盖茅草，而是盖小青瓦。他们的人均收入相当低，还没有越过温饱线，这是对建生态博物馆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广西如果在民族地区建生态博物馆，也将面临这个问题，这是在民族地区建生态博物馆的一个共性问题。

容厅长很关注生态博物馆的将来，他问我方有些什么打算，其实这也一直是贵州方面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在开馆之后有一个总结会，专家们更多的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进行总结，理想主义的东西比较多，认为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成唤起了村民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但这与实际相去甚远。陇戛寨百分之百的人家现在还没有考虑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是考虑温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村民常来问徐美陵馆长有什么工程可做，是想多赚几个工钱；而没有一个人来找徐美陵馆长说某某人可以唱多少首歌，知晓寨里的多少故事。

可以说，开馆近两年来没有一个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才是村民对文化遗产的真正态度。现在单纯地提文化保护，不可能使村民产生共鸣，只有将村民的生产、生活提到议程上，村民才会理解生态博物馆，关心生态博物馆，拥护生态博物馆。所以，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单位的概念，它是一个社区，是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将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温饱工程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纳入整体来考虑，生态博物馆才能得以发展。

容厅长很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如果在广西的民族地区建生态博物馆，对于近期发展社区经济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回到资料信息中心接待室后，大家又进行了座谈，很多同行参观后有话要说。有的提出文化变与不变的问题，比如说“长角头饰能保持多久”“蜡染服装能穿多久”“芦笙、三眼箫能吹多久”，等等。

其实，上述问题也是老生常谈。我认为，生态博物馆不可能“包医百病”，生态博物馆只能忠实地记录它的文化，而不能阻碍它的发展和变化，变与不变决定于文化的主人——村民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成正比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改变了自己的头饰和服饰，而生态博物馆的任务恰恰是要记录他们改变的这一过程。当若干代之后，要进行文化的“回归”时，生态博物馆留存的“文化记忆”则是他们要“回归”的依据。还是用进化的观点来对待他们的文化的变化吧。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但这种改变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发展而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变化，那么文化将走向死亡，正如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一样。

我的见解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仍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总之，变与不变是一个永久的话题，生态博物馆只能捍卫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主权，而文化的前进方向及其未来，是由村民自己决定的。

这次广西的同行来梭戛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考察活动，也是一次现场的学术交流和探讨，比坐而论道更实际、更生动，对贵州方面来说，也促进了对生态博物馆的探索和实践。

离开梭戛时，容厅长欣然提笔，为梭戛生态博物馆题了十个字：敢为天下先，中国第一座。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