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海先生的学术报告-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这既是一次论证会，又是一次全面介绍“什么是生态博物馆”和“如何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学术报告会。会上，苏东海先生谈了四个问题：一是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这个想法的形成过程；二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三是中国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的认识及实践；四是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考察结果。

报告中，苏东海先生谈及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这个想法的形成过程。1986年，他与其他专家到贵州考察时，第一次产生了在贵州建立“精品”博物馆的想法，认为这样的博物馆应重在“质”而不在“量”，由此建议在贵州建立村寨博物馆或生态博物馆。1993年，苏东海先生出席了南开大学召开的中美博物馆学家研讨会，从而进一步地了解到生态博物馆的相关理念和建设思想。之后，他又参加了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的年会，并有幸与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结识，深入交流后，苏东海先生对新博物馆学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由此还在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对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认识和评价》。再到1995年，与我第一次见面后，因为之前长期的酝酿和了解，苏东海先生当即同意我的想法，并共同达成了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意向性意见。最后，几经沟通与周折，生态博物馆在贵州选点终成现实。

苏东海先生在谈及第二个问题时指出，由于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致使人们对工业文明产生厌倦，从而出现了回归自然、追求古朴的社会心态，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1971年，一百多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也是参与国之一，此后又出现了国际环境同盟，一些国家的博物馆还推出了“生态学在行动”的展览。这一切都表明，现代生态意识已经从觉醒开始走向行动。而国际博物馆界出现的这种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运动，正是整个社会生态意识觉醒和行动的一部分。这种出现，绝非偶然，更不是少数人头脑中的臆想，所以，我们也绝不能低估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运动出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一进学校就能看到飘扬着的鲜红的五星红旗

生态伦理家预言，继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而成为下个世纪社会主导的文明形态。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后工业社会的危机早已出现，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也已开始自食恶果。于是，人类觉醒了，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生态意识正在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所以，未来的生态文明会是一种整体的文明，它要考虑整个环境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它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的一种文明，是跨世纪、新世纪的文明。

一个社会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形态存在，而是各种文明形态并存的，但每个社会都有一个主导的文明形态：在农业社会，主导是农业文明；到了工业社会，主导是工业文明，但它并不排斥农业文明，允许社会吸收农业文明中的精华，所以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农业文明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饮食文化属于农业文明，但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它同样存在。当然，工业社会的主体并不是饮食文化，还是工业文化。那么同样的，将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也不会将工业文明的精华完全抛弃，在以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同时，也会继续继承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精华，使得几种文明并存。

博物馆的发展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生态博物馆这种超前的迎接新世纪文明的博物馆，但它同时也与传统博物馆并存。在贵州，生态博物馆将和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相互辉映，它的作用不是取代其他类型的博物馆，而是在贵州增加一种博物馆的门类——这是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一个具体行动。

所以，推出一个新门类比建立其他任何博物馆都更具有时代意义。首先，在贵州建设这么一种门类，贵州就有可能在全国博物馆界推出一个精品。但这并不影响贵州村寨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省博物馆作为龙头馆的建设。生态博物馆是一种迎接新世纪的新型的博物馆，是贵州博物馆百花园里的新的门类，应该为它的出现而感到高兴。

在谈到中国博物馆界对生态博物馆的认识及其实践时，苏东海先生列举了多份材料说明。先是1905年引进西方博物馆文化，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传统博物馆；到南阳博物馆研究员刘绍明发表《博物馆生态学雏议》，提出要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博物馆的发生、发展，用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博物馆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再到天津博物馆的研究员涂晓原发表《博物馆与社区文化环境关系》，提出博物馆应进入社区，发挥它对社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作用，等等。可以说，在环境意识、生态意识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国博物馆界已经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生态博物馆学进行了探讨、探索，中国博物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了更进步的文化形态。

静静等待，美丽绽放

在学术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苏东海先生论述了在梭戛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还论述了花溪镇山村布依族文化体、肇兴堂安寨侗族文化体以及锦屏隆里古城汉族文化体为什么可以成为准生态博物馆的原因。他指出，贵州多民族的文化如果建成一个生态博物馆群体的话，将以最新的生态形式被保护和保存下来。贵州文化也会在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中，放出异彩。

同时，苏东海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而且生态博物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所以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应以中国的方式来做。也就是说，既要让贵州建立的这个生态博物馆得到世界公认，又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统一，不能变成挪威的或者是西方的生态博物馆，而是要建成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这也是在形成考察报告的过程中，苏东海先生与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激烈争论的内容之一。

那么，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该如何来做呢？争论的内容，其一就是要取得国际的公认，要使用世界语言，同时也要尊重我国国情和贵州省情。意即，在贵州梭戛建立生态博物馆，首先需要以梭戛的人民为建设的主体，将文化的保护和延续交给其直接的继承人和管理者，真正体现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题中之义，与世界生态博物馆建设接轨。但同时，又不能像挪威那样强调让社区居民自主建立生态博物馆，而是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这点上，专家们达成了共识。

争论的内容之二，是社区现代化与保持原状的关系。西方社会对工业文化非常厌倦，只要是古朴的东西，他们都十分热爱。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看到贵州布依族、苗族、侗族的文化，认为比他们的现代工业文化好多了，唯恐现代文化侵蚀了这些最美好的文化，比如他反对箐苗女孩上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寨里鬼师、寨老、寨主等人管理寨子事务的方式也很欣赏，认为这比现在的西方国家管理模式不知高明了多少倍。他说，现在的西方民主，议政分开，弊端很多，开会、争执、相互拆台，没有半年行动不起来。而寨里的这些事，寨老说了就办，效率很高。他很欣赏他们这种原始的管理方法。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看到哪个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感时，就很高兴，他认为唤起这些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但其实，现代化进程主要取决于当地村民自己的愿望。例如陇戛寨现在的夫妻离婚“手续”是向寨老提出申请，只要寨老同意就可以离婚。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觉得寨老的这种权威性很好，可当时一起参加座谈的区委书记却说，这种离婚手续没有任何登记，形式简单草率，其实并不是很好。

经过一番争论，苏东海先生和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既要给梭戛居民现代化的生活体验，又要使他们的传统文化延续下来。长角苗有很多极具特色的民俗传统，比如他们的婚礼，光求婚仪式就需要几个小时，过程复杂而盛大。若是老人去世就更隆重了，附近的12个寨子都要来送礼，主人家需要在竹竿上刻上收了多少东西，以便日后还礼。总之，他们的婚丧嫁娶都有一套隆重的仪式，极具文化色彩，这些都应该保存下来。而能否传承下来，则要由村民自己做出决定，博物馆学家们不该用强制手段或行政命令他们传承；如果是这样，就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收起]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收起]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收起]

4 建馆前的准备 [收起]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