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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戛寨里的“小学”
所属图书：《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 出版日期：2015-08-01

陇戛寨里的“小学”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陇戛寨的居民才有了自己的小学。可是一百多户人家却只有一所学校，而且这所学校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有年纪的学生仅仅由一个民办教师执教。在校的学生也少得可怜，仅有30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女孩子。

当课题组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一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哪里算得上是一所学校？！分明就是一个废弃的牛圈，支撑用的木架子已经倾斜，草盖的屋顶到处漏洞，天光直射进了“教室”。所谓的学校，其实就只有这一间“教室”而已。

这间教室长约六米，宽约三米，面积18平方米左右，就在这18平方米的教室里坐了30个学生。教室的墙壁只有几块关牛时的圈板还在，其余的地方都是用木棒横拦着的，有很多漏缝。避风性能自不必说了，到了冬天，老师和学生都冷得牙齿直打战。

教室里的黑板只有1米长，70厘米宽。没有课桌，椅子都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条凳。条凳的优点是不占地方，搬动十分灵活，所以下雨时学生们可很快挪到躲雨的地方。

教师姓沙，梭戛人，彝族，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长着一张方正的脸，脸色黝黑，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身穿一件青色的中山装，认真地系好了每一颗风纪扣。他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颇有一个教师的职业风范。沙老师是一位民办教师，有着三十多年的教龄，每月工资150元 [1] 。因为教室有限，所以他采用复式班教学的办法上课：一、二年级的学生同坐一间教室，给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二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反之，给二年级学生上课时，一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沙老师虽然是彝族，但他还会苗语。学生们听不懂汉语时，他就要先用汉语讲一遍，再用苗语解释一遍。因此，每教一堂课，他都要付出双份的时间。

课题组来后，学生们就无法再投入到课本中，沙老师只好无奈地宣布下课。他走出教室，在杨村长的介绍下和课题组成员一一握手。他那双手大而粗糙，因为微薄的工资无法供养家人，所以放学后他还要到地里干农活，长此以往，双手就布满了老茧。可以说，教书是他的本行，而农活却是他不可缺少的副业。不仅沙老师是这样，农村的民办教师大都如此。虽然沙老师的经济一点都不宽裕，可他还是资助了好几名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学生每个学期的学费是20元，他资助了四个学生，垫付的学费差不多够他一个月的工资。难怪沙老师在梭戛一带备受赞颂，他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希望小学的新教室

教育水平与文化保护程度密不可分，因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民族价值的认识和他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文盲无法评估文化的重要性，一个文盲充斥的村寨也很难有文化保护的自觉。所以，课题组组长苏东海先生特别关心箐苗的教育情况，他主张女孩子也要上学读书。在他看来，虽然梭戛的女孩子聪明伶俐，且有很高的艺术天分，但是不上学就无法同上学的男孩子一样拥有文化知识和开阔眼界，从而也无法真正提高她们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所以，在梭戛办生态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让女孩子们上学。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梭戛女孩们独特的艺术天分可能会在课堂上被耽误，现代知识也许会污染这里的文化，就目前来说，她们的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所以要尽可能保持他们文化的纯洁性。如果这里特有的“长角苗”文化与工业社会文化混合了，那么“长角苗”文化就会不复存在，它的异彩也会被淹没，最终失去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经过课题组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同意了苏东海先生的观点，认为让女孩子上学，确实可以获得现代知识，开阔眼界，从而提高她们保护文化的自觉性。至于工业文化对箐苗民族文化的侵蚀，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相反，女孩子们如果能因学习知识而正确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就不会对工业文明有过多的向往，也会正确利用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去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

除此之外，课题组回到贵阳后立即向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有关领导汇报了陇戛小学恶劣的学习环境，希望政府能够出面改善。1997年9月，在各方努力下，一所砖木结构的希望小学在陇戛寨建成，学生由1995年的30人猛增到200人，上学的女孩子也从两人增至100人，占了学生总数的一半。同时，学校又增加了四名教师，身份由以前的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工资也有所提升，这样就保障了教师的生活，使得教学质量得以稳定和提升。在开学典礼上，课题组再次见到了沙老师。此时的沙老师穿了一件新的青色中山装，仪表庄重，他感激地说：“没有生态博物馆在陇戛的建设，我可能还在牛圈里上课。”

[1] 1995年贵州省民办教师的工资。

大山中的箐苗寨：梭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