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隆里的认识
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系中挪文化合作项目，提到它自然要谈到挪威人与隆里的关系。在隆里状元祠遗址北面的菜地上种有一棵柏树，树的名字叫“约翰·杰斯特龙纪念树”。约翰·杰斯特龙先生1995年应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先生的邀请，担任贵州生态博物馆课题组科学顾问。同年4月，他同中国博物馆界的专家们冒着绵绵春雨，第一次走进了隆里古城。1999年8月，他再次来贵州考察，虽然没有到隆里，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和中方共同草拟《贵州生态博物馆群项目》第三阶段的文本，而第三阶段主要是建造隆里和堂安两座生态博物馆。在草拟项目文本之前，他参加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召开的生态博物馆座谈会，认真听取了省领导对项目的意见。这次草拟的文本成为中挪文化合作项目的重要依据。2000年8月，他偕同夫人和其他的几位挪威专家再次来到隆里，和隆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2002年4月，从北京传来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逝世的消息，隆里人无一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位国际知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虽然仅到过隆里两次，但他对隆里古城文化的热爱，对隆里人的真诚友好，都给隆里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隆里人才亲切地称呼他“约翰”。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隆里人特地种下这棵柏树，并勒石以志。从此，这棵树成为了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化身。每年的清明节，隆里人都在《约翰.杰斯特龙纪念树碑记》处烧香化纸，以示对他的缅怀。挪威人为此非常感动，2003年3月，挪威驻华大使叶德宏先生偕同夫人在此凭吊，看见石碑脚还有燃过的香烛杆，顿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第一次来隆里是1995年的4月，当时的隆里正沐浴在春雨之中，雨后的鹅卵石路面显得更加光亮和润滑，三街六巷也因雨天的关系变得格外冷清。课题组在胡炳祥支书的带领下进了东门，霎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很多人，小孩尤其多，但并没有人乱喊乱叫，而是对这位身材魁梧的老外投以希冀的目光，从他们的目光可以推测，这是隆里古城第一次看到了外国人的身影。隆里人十分有礼貌，家长们都管好了自家的孩子，当课题组走到南街时，跟在后面的孩子都慢慢消失了。此时的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和在梭戛、镇山考察时一样，总是显得有几分激动，用苏东海先生的话说就是“他总是激动得很”。
他激动什么？他激动的是扑面而来的古城文化，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区别于梭戛苗族的另一种文化——汉族文化。他对苏先生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座地处群山之中的隆里古城就有600年的历史。他说，就在隆里古城建成的前后，挪威国正处在衰落之中。1380年丹麦国王继承挪威王位，挪威自此受丹麦控制达400多年，1814年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瑞典，直至1905年，挪威才真正获得独立。而隆里古城的文化是建城以后一直掌握在隆里人的手中，古城虽然在历史上遭到了几次战争的破坏，但隆里人却一代代地将古城文化保护和传承下来，保存了汉族文化的特色，使600年的古城成为一个活着的汉文化整体，这是非常少见的。
他说：“对文化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尊重，只有对人尊重了才能谈得上对文化的尊重，因为600多年来，无论是迁徙的痛苦，还是战争的灾难，隆里人也没有放弃对自家文化的信念，这种信念反映在他们所营建的居住环境里，用中国汉族的语言来说，人的居住环境是讲“风水”的。考察一开始，胡炳祥先生向我们课题组介绍了隆里的‘八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隆里的继承。在挪威的城市没有‘八景’，但也讲环境，更注重交通，因为挪威在维京时代是一个海盗国家，城市要选择建在港湾，这样就便于出海，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对生存环境的不同选择。600年前建城所留下的一砖、一瓦、一石，成为了古城重要的实物见证，正如挪威维京时代的海盗船一样，成为维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隆里古城的城墙遗址、街道、建筑、水井等都是隆里汉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隆里古城在历史上虽发生了多次战争，但古城没有变成废墟，现在仍然人丁兴旺，是一个活生生的古城，不像欧洲历史上的一些古城因战争而导致人亡城毁，最终变成了古城废墟。而隆里古城的存在不得不感谢古城的居民，感谢他们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自己的家园，感谢他们在战争之后仍然尊重古城的建制格局，进行修复，而不是推倒重来，变成与原来的古城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城市格局，所以说是他们保护和延续了古城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城是古城居民的，古城居民是古城文化的主人，保护古城文化遗产的主人应该是古城的居民，而不是外来者，因此对古城居民文化主人地位的尊重是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的一个关键词。
从生态博物馆诞生的那天起，就应该考虑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是让挪威人为之赞叹的事情。但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社区居民会不断地审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很有可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选择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居民的‘集体记忆’也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消亡，最后退出社区居民的生活中。胡炳祥先生给我们介绍隆里的民间文化，我觉得它们非常有价值，古城居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就是古城居民中蕴藏着的‘古城文化记忆’，这是古城最重要的文化。如玩龙，隆里玩的是花脸龙，还有唱汉戏等，这些都要是隆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花脸龙能玩多久？同样，汉戏能唱多久？如何能够唱下去？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对隆里文化的保护取决于社区居民对它的认同和选择，认同和选择是建立在对花脸龙、汉戏价值的认识的基础之上，他们放弃或传承都是一种选择，从社会发展的法则来看，失去了使用价值的遗产必然会走向消亡。建立生态博物馆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行将消失的遗产作抢救性的记录保护，使居民的‘集体记忆’储存于博物馆之中。”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说：“我们在考察时就发现在古城出现了使用现代材料的建筑，有的在墙面上贴上了瓷砖，有的换上了铁门、铁窗和防盗设施，应该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样的建筑出现在古城之中则破坏了古城的历史风貌，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一是古城保护要立法，要有古城保护法；二是要搞古城保护规划，特别是要规划出发展新区，让那些有条件建新房的居民到新区建房。这就是古城保护与古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我们如果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古城的保护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们在梭戛考察时认为苗族村民的织布机很珍贵，但他们则不这么认为，答案很简单，因为到处都有，所以没有什么好珍贵的。于是好多人家都弃置不用了，年轻的妇女都喜欢买现成的布做新衣，只有那些老太太还坐在她们的织布机前织布，守望着她们心爱的织布机，这就是新老两代人对织布机不同的价值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都要受到挑战，这是一种社会的必然现象。政府往往在这个时候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保持传统，另一方面则要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和提高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社区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好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遗产保护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社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地发展，促进新区的建设，让居民能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二是要对有关文化遗产保育的知识进行传播，联合国教科书文组织则强调这种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应该是长期的。因为对文化遗产只能保护修复，不能改造，改造会破坏它所传达给人们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商品社会中，少数的社区居民在金钱的诱惑下，会失去身为文化遗产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得文化遗产变成他们换取金钱的商品。所以，经济利益的驱动有时会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被忽视，并使其变成了一种被掠夺的对象，这样就会加速文化遗产的消亡。18世纪殖民主义用武力掠夺了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财产，成为他们办博物馆的藏品来源。21世纪也许会用和平的方式，即用金钱的方式去获取贫困或弱势国家的文化财产，所以对社区居民进行文化遗产的教育计划具有普世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文化遗产教育行动。”
这是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隆里考察时谈及的他对隆里的感受和对遗产保护的看法，他的观点引起了村民们的共鸣，陪同课题组考察的几位乡贤也非常赞成他的观点。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考察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是按照一个学者的思维去行动的，所以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理念出发，他非常注重村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始终坚持文化的拥有者是社区居民的观点，而对于官方的意见他却不会盲目附和。基于此，他在隆里考察时受胡炳祥支书的感染太强烈，胡支书为何对隆里的文化遗产如数家珍？江化远先生为何潜心于隆里古城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他认为生态博物馆的专家不应是在远离社区的研究院或学校，而是在社区。他说：“我是外来者，一个外来者不可能懂得社区的文化，主流博物馆（传统博物馆）是依靠专家治馆，而生态博物馆则是社区居民治馆，但主流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承接和借鉴的关系。生态博物馆在技术层面上也需要主流博物馆的专家进行指导。比如说文化遗产的调查登记、记录整理、文化遗产的修葺和保护等，都离不开专家的指导。我自己在挪威曾任过传统博物馆的馆长，后来又转向生态博物馆，当了15年的生态博物馆长，这说明了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不得不说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对隆里生态博物馆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提出的相关建议也是特别可取的，这些宝贵的建议和观点都为隆里生态博物馆今后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