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名”遗训儒家风
在隆里民居中有的堂名不是以郡望或者显赫的家声来命名的,而是以祖训家风来作为堂名。这样的堂名在隆里有好多家,分布在隆里的大街小巷,都与隆里先民的祖籍和家训有血缘和地缘的联系。如“耕读传家”“耕读世家”“耕读为本”“耕读家风”“家本在身”“宜攸入出”等,这明显是中原官宦人家的家风,因为在封建社会普通的庶民人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堂名的,与此类似的比较著名的中原地区家风还有“清白家风”“百忍家风”“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等。
“清白家风”反映了东汉荆州刺史杨震的家训。杨震学识渊博,曾在执掌征战大权的军事首领登鹭营中任职,后又出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职,他在担任荆州刺史时,曾向朝廷举荐过当时的名士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当杨震路过该县时,受到了王密的盛情款待。当夜王密带了十斤黄金要送杨震,杨震坚决不收。王密说:“这深更半夜,只有你我,我把黄金送给你,谁人知道?”杨震非常坦然地回答:“怎么没有人知道?”王密惊诧地问:“谁知道?”杨震手指上下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王密顿时哑口无言,无地自容,非常羞愧地给杨震谢罪告辞了。之后又有人对杨震说:“把你的积蓄留给你的子孙吧。”杨震说:“我没有什么积蓄,我只有一身清白,我要把清白留给子孙,拿清白作遗产,不是很丰厚吗?”劝他的人五体投地。从此“清白传家”成为杨氏一族的祖训,后来堂名又衍生为“四知堂”“清白堂”等。
“百忍堂”讲述了张氏不嫌贫穷,遇事忍耐的故事。有“百忍得金人”之说,由于他善待和忍耐乞丐的苛刻要求,乞丐变成了一尊金人回报他。所以张姓家的祠堂堂名叫“百忍堂”,亦称“百忍家风”。
又如,“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字是山东省栖霞市城北古镇都村的牟氏家族的家训。此八个字写在牟氏庄园的两扇大门之上。缘起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牟国垅,他出任河北县南宫知县时为官勤慎廉惠,深受百姓拥戴。因不畏豪势,得罪了朝中权贵而被罢官。从此牟国垅回归故里,寄情山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回味世事沧桑,便赋《南宫归咏》诗一首,诗写道:“清风两袖意萧萧,山径虽荒兴自饶。世上由他竞富贵,山中容我老渔樵”。由此产生了重农轻官的思想,并确立了“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的传世家训,告诫后人要努力读书,但不要以做官为目的,要善耕农,会勤俭持家。在他的倡导下,牟氏家族从求仕的道路转向耕读,把精力投向黄土地,在历经三代的努力之后,到了牟墨林之后,他的后裔特地请来清末大书法家在大门上写下“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大字的家训。
隆里的堂名“耕读传家”“耕读世家”或“耕读家风”,都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儒家在士农工商诸行业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在中国传统农本社会中,“耕读传家”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但这种理想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一般的乡村农夫所能追求的,只是相当一部分的儒家学者出于家庭建设的目的,提出的一种劝人勤于耕种和读书的思想。耕田可以稼樯(稼樯为五行中的土,是最重要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所以,“耕读传家”既可以做人,又可以谋生。“耕读传家”的“读”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当然是读圣贤书,除了做官之外,也可以学习“礼义廉耻”的做人道理。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做人第一,道德至上。中国晚清的大儒家曾国藩教育儿孙的重要家训纲领就是“耕读传家”,他在家书中说:“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人之种也。”他又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以图自卫其身。”明代被派遣来隆里屯军的军人都是中原和江南各省来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他们从千里之外来到隆里也不忘祖训,以“耕读传家”作为自己家的堂名,并慢慢成为隆里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清初,裁卫所制之后,隆里人虽然从军户变成了民户,但并没有裁掉他们“耕读传家”的祖训。不论贫富,不论农商,隆里人都非常重视耕田读书。难能可贵的是,很多隆里人在外为官多年后告老还乡仍不忘教书育人,最突出的就是江有本,他回归故里后建“作舟馆”,并兼“作舟馆”主讲,为隆里的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有本卒后,后人在他的墓前立华表一对,上书:“圣朝卓异,邻水建坊,犹为学守传千古;璧沼耀名,琼林欢宴,性道文章焕五溪。”以赞颂其对隆里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