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标书院翰墨香
课题组从城墙东北方向的侧门出了城，往南穿过巷道便到了龙标书院。据《开泰县志》记载：“隆里有龙标书院，创自唐昌龄公。”昌龄即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王昌龄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入选博学宏词科，迁汜水尉，二十七年（739）被贬谪到岭南，二十八年（740年）改任江宁丞。天宝七年（748年）因赋诗《梨花赋》得罪了朝廷，被贬为龙标尉，李白得知后，即赋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首：“扬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安史乱起，至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王昌龄返回江宁途中路过濠州（今安徽临淮镇）时被刺史闾丘晓所杀害，时年60岁。相传龙标书院即是王昌龄贬谪龙标卫期间所倡建的。龙标书院建成后王昌龄随即创立学校传教授业，成为隆里倡导文教之始。
龙标书院
隆里“龙标书院”的出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书院，顾名思意即是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是汉代学者聚集生徒、私家讲学的场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师》《论语》，后往东海，立精舍讲授。”不过汉代“精舍”“精庐”的私家讲学皆由口授，因为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所以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书院。
书院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板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建筑来放置藏书，以方便学子读书，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书院的发展是在宋代，宋代以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的基地。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到了明嘉靖年间，由于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一批士大夫提倡讲学自由，书院又兴盛起来。著名学者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了学术研究中心，同时又进行教学研究。清代初期由于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书院一度出现萧条，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才又渐渐得到了复苏。
因此，地处贵州东南侗苗地区的隆里，在唐代就有书院出现，是一件非常难得事情。“龙标书院”因战争之故，旋毁旋建，到了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隆里人张应诏再次捐资重建。张应诏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中举，曾任两淮盐院使，人们都以其官职称呼为“张盐院公”。其回归故里后仍不忘文教兴邦，“龙标书院”即是他对隆里人作出的贡献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龙标书院”又得以扩建，据载，书院当时是“正厅五楹，大门五楹，廊庑庖福，甃以石级，缭以垣墙”。但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观音兜式的书院门楼。约在2011年修复古城的已毁历史建筑时将观音兜式院门拆毁，重建为牌楼式门楼，观音兜式门楼是民国初期的建筑风格。门楼全以砖砌墙体，墙体正中顶部为半圆形，半圆两边是对称的两级墙体，半圆墙要高出两边墙体约3米许，如同一尊矗立着的半身人体像。在“头”和“肩”交接处有砖砌的四个仿牌楼的冲天柱，从而增添了观音兜式门楼的审美视觉效果。门楼宽约8米、高约7米，这样的尺度给人庄重而稳实的感受。大门为石库门，宽约2米，其上有一砖砌凹形横框，框内的字好像被涂改过，模糊不清，胡支书说原来框里写着“龙标书院”四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涂掉了。在大门的右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竖书仿宋体“锦屏县隆里乡中心小学”。胡支书介绍说，民国以前的大门为牌楼式建筑，牌楼两边有副对联，由清代隆里人江汝涛题写，联曰：“龙门捷足即先登，试想三年一度，转瞬光阴，勿教岁月优游学业可期成少壮；标榜虚声无实获，须将四书五经潜心探讨，若到功夫纯熟科名自不让前人。”还有两对是由太守袁开第所题，第一联曰：“龙跃鲲翔，沧溟浪跋；标新领异，文采风流。”第二联曰：“龙跃柳池，风和云会九霄路；标夺杏苑，花放水流二月天。”
步入书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荷花池，石桥横卧池上，可通书院的过厅，使人感到宁静而舒适，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只可惜这些建筑已不是龙标书院的原貌，仅有荷花池和过厅还保留着书院原有的历史韵味。胡支书说，书院原来的正殿也不复存在了，解放后被改为了中心小学，拆除了原有的古建筑，按照修建小学的要求建起了两排砖结构的教室和学校办公室，使得龙标书院的布局变得面目全非。好在书院正殿的对联还流传了下来，联曰：“殿式纵从洋，气象已新，孔圣亦当莞尔；地盘犹属漾，蒸尝如故，颜渊何必喟然。”这副对联对龙标书院的赞美，不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述说其如何之美，而是借圣人的感受对其进行赞誉，颇有几分寓意。联中用了“莞尔”和“颜渊”两个词，“莞尔”是形容词，意为微笑的样子，形容孔圣人见到了新建的龙标书院也会莞尔而笑；“颜渊”是一位历史人物，为孔子的高足，联中说即便是颜渊也不得不为之“喟然”，也表达了对新建的龙标书院的赞叹。
隆里自创建龙标书院以来，并没有辜负那一副副对联所流露出的殷切期望，几百年来隆里人才辈出，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里所的王大臣中举，成为黎平府的举人第一人。之后又有8人考中举人，其中陈树养官至成都按察使置理布政司布政使。张应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举，曾任鸿胪寺少卿，著作颇丰，著有《六六记》《问生篇》《心学图集说》《楚词评注》《淮南子注》《图园集》等。江化龙，清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直隶分州知州。据《隆里所志》记载，明清两朝隆里先后有8人中举，其中有武举一人，进士2人，在外任知府知县者达50余人，这是隆里特有的文化现象。
“文化大革命”将龙标书院的“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该破的破了，该毁的毁了，但院里的一通石碑却幸存下来，这是前人用翰墨写的《重修龙标书院记》，弥足珍贵，真是苍天护佑，此乃隆里之大幸，说明昌明文教不可灭。碑文清晰可读，仿佛翰墨仍在这里飘香。
碑文曰：
读罢这篇碑文，让人感慨万千，重文教才能兴邦国，古今概莫能外。从一个地处苗疆侗乡的隆里所倡建的“龙标书院”，便已经能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余晖，这篇碑文追忆了北宋文学大家范仲淹捐地办学宫的事迹。事隔近千年之后，告老还乡的张应诏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张应诏官至鸿胪寺少卿，已是朝廷五品大员，他离职返乡后不忘家乡教育，正如碑文所说，“今先生之心即文正公之心”（文正公即范仲淹），他从京城离职回乡时随身带了18个挑子，这挑子里装的不是金银细软，“惟有古书数簏而已”，可见其立志改善家乡教育的决心。
张应诏回到故里首先联合乡绅贤达，带头捐资捐物，他所捐赠的用于书院房架的杉木就有数十株，又“拆所居小楼三间以佐之”，就此不算，还将“御赐之书，并家藏经史子集及农圃医卜诸书共六十余种，为卷二千三百七十有余，书捐入于中为公物”，可见张应诏以建书院为己任，出于公心，从原来的废墟上搭建起了龙标书院这个讲学育人的园地，可谓功德无量，为后人所景仰。
而今虽然书院面目虽异，但这通碑文记录的书院历史却将永垂于世。翰墨所书的字字句句不仅镌刻于石，传之于后代，而且也会随着它的墨香飘拂于隆里山水之间，融入隆里人的精气神之中，不论风云变幻，还是日月春秋，隆里人“文教昌明”的信念永远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