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脚下话古城
与北门紧紧相连的是一段残墙，高不过3米，宽约2米，长也仅有100余米，墙壁用鹅卵石和块石混合砌筑而成，这是隆里古城至今仅存的一段城墙遗址。古城虽然始建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但当时它仅是一座土城，直到天顺年间才用鹅卵石和块石镶边将原有的土墙变成周长1500米的石头城墙，成为古代所说的“三里之城”。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城墙的是城，是行政和军事防御中心，而没有城墙的只能称其为集镇，由此看来隆里称“城”是名副其实的了。但隆里是一座缺乏商业活动的城，历史上虽然出现过集市交易，如曾在隆里的西南角建有“兴隆市”，该处为隆里的集市交易一条街，街南头还有戏楼，到了民国年间，每逢农历初一和初六为“场期”，进行集市交易，这种交易一直延续到1952年。但尽管如此，隆里古城在历史上并不是商业中心，而只是一个军事和行政管理中心，它的“场期”并没有延续下来。现在的隆里虽然是一个有800多户、3000多人的古城，可是“场期”这一赶场的商品交易活动却再也没有出现过。20世纪90年代由锦屏县工商部门和乡人民政府投资，在古城的北面建起了面积为15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但周边村寨的人并不到这里进行商品交易，所以没有形成“场期”。有人说这是因为周边的少数民族和隆里人有历史上的纠葛，所以不会到隆里来进行集市交易，但这仅是一种主观的臆断。事实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已照亮了古城和周围的山寨，各族人民同在灿烂的阳光下生活，古城和山寨之间也出现了姻亲关系，城里有了不少讲侗话苗语的媳妇，餐桌上也多了一道菜——侗家的腌鱼，传统的节日中也多了苗族的“四月八”。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由此可见，民族矛盾并不是隆里无法发展集市贸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其在历史上的军事地位。隆里古城是行政和军事防御体系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建“所城”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而是为了建一个与地方行政严格区分的军事集团的指挥所，即“隆里守御千户所”，该所是受皇帝一五军都督府一湖广指挥都司一五开卫垂直管辖的军事单位。所以显而易见，隆里在历史上出现的集市贸易，只是军事集团指挥所下的一个“附属品”，并不是其本身的应有职能。
隆里是一座城，不是集镇，城的标志是城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表示对抗的标志。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一些部落为了保护自己的居住地，已开始在聚落周围设防御工事，西安的半坡遗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商代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邑，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早期的大规模建城时期，汉代的边墙在城内外出现了曲尺形的护门墙。唐代城防设施开始制度化，在《通典·守拒法》和李筌的《太白阴经》中都有关于筑城制度的记载。宋代的城池建设走向了成熟时期，它把唐代边城所用的瓮城等都用于都城。宋代编写了《武经总要》和《修城法式条约》等官书，详细记载了城、城门、瓮城、敌楼、团楼、战棚、弩台、吊桥、闸板、暗门等防御设施的制度和做法。隆里古城在营建上都具备了上述要素，而且有所创新，如在北门城墙内侧建有一条地下通道，为敌方破城时提供逃生的去处。现存的这条通道宽和深均有1米许，长约50余米，像一条排水沟，胡支书向课题组解释说，这不是一条排水沟，而是通往城外的一条暗道，因盖板不见了，所以看起来像一条排水沟。清咸丰、同治年间，农民义军攻城时，城里有100多人从这条暗道逃生，所以这是古城的一条生命通道。在我国的古城中设暗道的并不多见，仅有四川泸州市合川县焦滩乡的“神臂城”设有暗道，这条暗道帮助宋军在抗击蒙古军的进攻中坚持了34年的时间，延缓了南宋的覆亡。由此可见，隆里古城在防御功能的营造上是富于创造性的。即便是到了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废除卫所制度，隆里古城的军人从军户变成了民户，其军事职能受到削减，但军备一直未废弛，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古城内仍驻有少量军队，所以在历史上隆里就是一个黔东南地区的边防古城。古城虽经过了600年的沧桑之变，城池的面积仍是以城墙为界的面积，到现在为止古城的面积为48000多平方米，不但保留了古城军事防御的建制格局，同时也保留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
北门保存完整的一段古城墙
近年来恢复的一段城墙
隆里古城不仅是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古城，又是一座活态的文化景观城。所谓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通过人的作用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隆里特殊的文化背景即是推行明代初期的卫所制，它也因此成为卫所制度的产物。具体的自然环境是指其在选址上对环境景观学理念的融入，而城内街区功能布局的汉文化特色则是其人类活动的结果。
具体来说，在城外有隆里的“八景”，“八景”传承了中国古城建造的环境景观传统，中国自宋代以来，府、州、县城都有“八景”，“八景”的产生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它是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是历史和人文的重要反映和象征，这一传统文化在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城内，有“三街六巷九院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居民区。还有反映当时军事行政管理的千户所衙门，反映文化教育的龙标书院、书坊舟，反映宗教信仰的二郎庙、玉皇阁、真武殿，以及反映宗族制度的载体多姓氏宗祠等，这些建筑构成了古城内不同的建筑风格，也承载了诸多不同的文化。从这些建筑的形制可以找到隆里建筑文化的源头，特别是那些具有明显徽派风格的民居，集中反映了汉文化的居住理念，即儒家思想和宗教观念相结合，风水理念和方位追求观念相支撑，以及民风民俗和传统文化相融合。隆里扑面而来的建筑文化使课题组成员们感到非常振奋，难怪后来有文化学者将隆里古城称之为“文化孤岛”，这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审视隆里古城文化的。
隆里古城至今仍是军户后裔的居所，汉文化也仍然浸润着古城的每一寸土地。就隆里人的语言来说，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侗语、苗语是不相通的，隆里人操的是湖广口音，属汉语八大方言体系中的“西南官话”。虽然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立行省，下设八府，隆里在行政区划上属黎平府的辖地，但在军事管里上仍属五开卫，其上是属湖广都司管辖。这些屯军的军户与地方联系不甚紧密，在当时的条件下，隆里就是处于少数民族包围中的汉文化孤城，更谈不上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有姻联关系，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受湖广文化的影响。
隆里的先民是一个军人集团组成的社会，他们既是一个军人团体，又是一个文化团体。这里所说的文化团体主要表现在信仰、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军人们虽远离故土到隆里屯兵，但他们不忘根本，将家族精神铭记在心并世代流传，每家每户的堂名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些堂名多悬挂于民宅的大门上，有的反映了家声名望，有的则记录了祖先的遗训。反映家声名望的堂名有：“指挥世第”“科甲第”“开科第”“儒林第”“广厦华居”“槐堂世瑞”“乌巷遗风”“进士”“书香第”“玉堂引凤”等；反映祖训家风的堂名有：“本家在身”“耕读为本”“耕读世第”“耕读第”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历史上消失了的堂名，如陈氏的“颖川世第”“德星堂”，陶氏的“浔阳第”，姚氏的“重华第”，吴氏的“延陵世第”，龙氏的“武陵世第”，张氏的“清河第”，童氏的“雁门第”，夏氏的“会稽第”，廖氏的“武威第”，刘氏的“彭城第”，黄氏的“江夏第”，姜氏的“天水第”等。
隆里汉文化的物质载体即是建筑物的题词和对联，从城门到书院、民居，随处可以品读。从某种意义上说，隆里就是诗词楹联的露天博物馆，仅江化远先生编印的《隆里古城诗文集》一书中就收有上百首诗词和楹联。隆里的许多标志性建筑，如四座城门等均附有楹联。东门有清道光丁酉陶履阳所作的楹联：“蔚起文人，骈肩虎榜无双里；宏开地脉，洁领龙标第一门。”西门有联多副，比较著名的有：“司人间善恶，先录功，后录过，功多过少者，福嗣并赏；掌天下文章，首取德，兼取才，德厚才高者，科甲联登。”南门有乡贤江化远先生的题联一副，该联语通俗流畅，乐观豁达，联曰：“南厢口，能行乐时且行乐；乘凉洞，得消闲处且消闲。”北门则有前人题对曰：“剑铸七星辉斗口，一道同风瞻舜禹；云程五色护龙标，四时共聚乐尧天。”
除了这些题词和对联，那些刻于门簪上的吉辞祥语，门枋和柱头上的楹联，封火山墙沿的水墨画、人物故事画，还有随处可读的诗词歌赋等，都有寓教于乐之功效。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浩之志，风雅备至，令人沉醉至极。其中以陶家大院的陈品为佳品上作。
隆里的戏楼虽无存留，但它留下的对联却体现了当时丰富的历史剧内容，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那时隆里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些对联中有一副是清乾隆壬寅年隆里人江有本的撰联：“旌旗到处狄魂惊，想南渡君臣，应恨金牌十二；萋菲乘时奸计密，问东窗夫妇，那知地狱三千。”也有道光甲午隆里人江文光撰联一副：“扮几多孝子忠臣，或泣或歌，宛见当年情事；说什么郎才女貌，如花似玉，空传往日风流。”还有辛丑年（笔者考证为清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隆里人江金浩撰联一对：“俱乐部内有清音，听琴瑟琵琶，弹起了新式佳词，直销侧耳；大舞台中无弱种，看生旦净丑，演出些古文妙相，曲尽开心。”
除了历史剧外，在每年春节期间演出的隆里汉戏也颇为出名，这是当地独有的剧种，在贵州仅在隆里能品味到汉戏的风韵。汉戏又名“楚调”“汉调”，起源于商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以敲击乐为背景的音乐，是集合宗教学、心理学、物理学、声学和飘悬术元素为一体的以半动态人物“童男童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中国古代的汉戏常被宗教人士或帝王皇室祭天祈福所用，现多用于除夕、庙会灯会等汉族重要节日。汉戏主要声腔为西皮和二黄，最早是流行于湖北汉水一带的剧种。汉戏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进入了北京，但由于名声更大的徽剧班先其一步进入了北京，汉戏若单独成立班社，实在难与徽戏匹敌，所以就很自然地融入了徽戏班，形成了“徽”“汉”合班演出的方式，为京剧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汉戏并不是隆里屯军时期的产物，自清顺治十五年（1685年）清政府在隆里废除卫所制以后，军户变成了民户，人口逐渐增加，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乾隆中后时期，因承平日久，隆里人丁兴旺，经济的繁荣加快了人口的流动，湖广一带的居民先后到隆里定居，所以有了“城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氏、七十二口井”之说。此时期汉戏方才传入湘黔桂毗邻地区，如湖南的通道、靖州，广西的三江富禄，贵州黎平、锦屏新化和隆里等地。新化汉戏的传入得益于清末新华商人闵大昆，他经商期间出入于湘桂之间，在外学得汉戏，回到家乡即组建戏班，使汉戏至今仍在新化演出。但汉戏是何人何时传入隆里的却没有考证，据胡支书说是在清嘉庆年间传入隆里的。文化是一种集体记忆，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改革开放以后，汉戏在隆里得到了复苏，它在春节期间重新走上了舞台，表演形式与京戏相同，用京胡伴奏，角色有生、旦、净、末、丑，演出的都是历史传统剧目，如《三气周瑜》《穆桂英挂帅》《罗成战山》《三娘教子》等。
“花脸龙”也是隆里的特色文化，因画戏剧脸谱用以玩龙故名。“花脸龙”至少在贵州境内还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玩龙的形式，一般都是画的五彩脸谱，和京剧中生、旦、净、末、丑的脸谱是相同的。“花脸龙”起源于一出折子戏，据《龙标杂记》记载，有一出折子戏叫《兰季子会大哥》，这出戏的内容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之前，结拜有十二个把兄弟。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王朝以后，宋太祖便宴请群臣和他的结拜兄弟，并论功行赏。不料在赏赐中他却忘记了他的那位义弟兰季子，兰季子非常气愤，但又不好直说，只得喝闷酒。谁知这位兰季子用酒解愁愁更愁，酒醉之后，他把自己的脸抹成花脸，疯疯癲癲，用暗语刺激他的这位匡胤大哥，并故意戏弄皇嫂子，以发泄心中的愤懑。
元宵节“花脸龙”表演
元宵节“花脸龙”表演
自此以后，这折戏的故事便被人们引申了，凡自愿打扮成丑角扮演兰季子的人，只要画花脸，都可以享受一餐丰盛的酒席，所以隆里才流传着那句歇后语：“兰季子会大哥——饱餐一顿。”自汉戏传入隆里之后，“花脸龙”所画的脸谱，都与来自隆里汉戏班子自编自演的《兰季子会大哥》的故事有关。
数百年来，“花脸龙”在传承中得到了发展和演变，先从一个故事引出了花脸，后又借鉴汉戏发展成各种脸谱，给玩龙这一活动赋予了戏剧色彩，增添了玩龙的感染力。现在的“花脸龙”主要体现在玩龙的技巧上，所谓技巧又主要表现在玩龙的把式上，过去玩龙的把式只有两三种，现在发展到10多种，有“串花龙”“滚地龙”“二龙抢宝”“双龙戏珠”“金龙抱柱”“黄龙吐丝”“青龙翻身”“黄龙下海”“天龙穿雾”“大盘龙”“小盘龙”“梅花龙”“盘树龙”“龙船龙”“中国龙”等。
记载于《隆里所志》的花脸龙习俗
“花脸龙”出现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隆里人称其为“狂欢节”，节日期间隆里古城热闹异常。一般都有10条以上的龙出场，这些龙不是从外面请人编扎而成的，而是出自隆里人之手，隆里有专门的扎龙工艺师，比较著名的有江滋伦和胡炳和两位师傅。江滋伦不仅善竹编，尤以扎龙为绝活，各种表演的龙都出自他之手。胡炳和扎龙师承其父，算是家传手艺了，善扎龙，但以雕龙为主。
玩龙分为男女两队，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见到有女子玩龙的，但在隆里女子玩龙却并不逊色于男子，因而从玩龙中也体现了隆里男女的平等地位。
正月十五玩“花脸龙”可谓是盛况空前，远近乡亲都聚于古城之中，人头攒动，欢笑之声不绝于耳。“花脸龙”犹如横空出世，跃门而出，此时锣鼓喧天，金龙狂舞，男女老少随龙而涌，随龙而跃，时聚时散，欢呼之声此起彼落，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
除节日之外，凡重要宾客到隆里，一般也会有五条龙出城迎接，或在东门城外，或在状元桥边，玩龙已经成为隆里人迎送宾客的礼仪。
在隆里，文化传承的另一种方式是“摆龙门阵”（讲故事），这是隆里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余饭后，或在城门洞下，或在凉亭河畔，或在树荫脚下，少则三五人、七八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不论春夏秋冬，暑往寒来，谈古论今，已成风气。“龙门阵”的内容有《三国》《西游记》《傻女婿》《斗财主》等，还有隆里的历史人物掌故，内容涉及面广，不拘一格。现在“摆龙门阵”已经发展成了民间故事会，听众人数也不断扩大。
隆里的精神文化还体现为以祖宗崇拜为中心的各种祭祀活动。隆里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安有神龛，安放神龛之前，须择吉日。神龛如一长条木柜，放置于堂屋与大门相对的正壁。因此，堂屋是一家的居室中最神圣的地方。在神龛上写有“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两侧写有“当境应祀神祗，某氏历代祖宗”或“是吾宗祖，普同供养”的联语。在它的两边是一副或两副对联，如“一诚由我致，五福自天申”。对联下旁边有祖宗的牌位，上方横额书有“根培枝茂”或“如在其上”的字样。神龛下方为“镇宅宫”，是供奉土地神的神位。其中书“本家长生土地，瑞庆夫人之位”，两边书有“招财童子，进宝郎君”的对联。
神龛是汉民族的文化符号，几千年来传承不衰，它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先民因为不能认识自然，从而产生了对天地日月和祖先的崇拜。这种民间宗教作为国家政权和农业社会的一种中介，具有其合法性，起到了辅助国家治理的社会功能，因此神龛这一崇拜的载体，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的民宅中都顽强地存在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神龛在城市迅速消失，在广大的农村社会虽然还部分保存着，相应的祭祀活动却逐渐淡化。然而在隆里则不然，胡支书向课题组成员介绍说，过春节是隆里祭祀活动最浓重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隆里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祭仪非常庄重，首先要备齐祭品，祭品的种类有猪、鸡、鸭、鱼、蛋，做成成品后要供奉在案前，点燃香蜡纸烛，向神祖献酒三杯，再一跪三拜。
从隆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难看出，隆里是一个充满了汉文化元素的信息库。它不是一个古城遗址，而是有800多户、3000多人居住着的一个活着的古城，而生态博物馆更注重活态文化的保育和传承，因为只有活态文化才是最精彩的古城文化，所以隆里古城无疑是生态博物馆的最佳选址之一。
隆里古城在其600余年的历史中，曾遭到数次战火的涂炭，城池仅存断壁残垣，但其汉文化并没有消失和中断，究其原因只因有隆里人的薪火相传，隆里古城的文化才会至今仍放出夺目的异彩，这也正是课题组在这次考察中所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