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流香”话宗祠

宗祠是反映隆里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现存的宗祠就有“东王”氏宗祠、江氏宗祠、陈氏宗祠、“西王”氏宗祠、“所王”氏宗祠。宗祠习惯上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祖，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祖先崇拜的民族，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专门的场所来供奉祖先的牌位，这是建宗祠的一个动因。建成的宗祠都写有“某某宗祠”的匾额，大门两边还写有楹联，其目的是追终慎远，激励后人发扬前人的光芒，使家声长远。

宗祠在中华文化里，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姓氏文化像中国一样，延续数千年都没有中断过。

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的规制上要体现礼尊而貌严。自南宋至明初，一般的祠堂都十分讲究风水，规模也十分宏广，建筑艺术品位高于普通民居。明清以来，宗祠除了祭祀之外，还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场所，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间发生争执时，都要到祠堂进行裁决。所以在封建社会，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起到了衙门的作用，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宗庙制度产生于我国历史上的周代，在《礼记·王制》中记载了帝王贵族的宗庙制度。上古时代，即是士大夫也不能建宗祠，宗庙为天子所有。南宋时，由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但不曾普及，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百姓才开始兴建家祠。但事实上民间建造家族祠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而福建的蒲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则建于唐末，现在遗存的家庙祠堂大都是晚清时期的建筑。规模最大、建筑艺术品位最高的首数广州陈家祠堂，其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于二十年（1894年），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五座三进九堂大院，以大门、聚贤堂和后殿为中轴线，通过巷、廊、庑、庭院，是由大小19座建筑组成的建筑群。隆里现存的宗祠虽然不多，但就占地面积仅有48000多平方米的隆里古城而言，其拥有的宗祠数量也是同类型的古城中不多见的。

王氏（西王）宗祠

考察宗祠时，课题组跟着“书香第”的主人穿过他家的后门，来到王家巷，这里非常冷清，“西王”宗祠和“所王”宗祠，均呈南北方向排列。整条巷子仅有几户人家，两座宗祠牌楼的墙上长满了青草，可见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

“西王”宗祠乃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五开卫第一举人王大臣本家的宗祠，建于清末，正门为三楼一门排楼式建筑，大门为石库门，两侧山墙为观音兜式墙体，这种墙体在隆里的建筑中是很少见的，另一处采用这种墙体的乃是龙标书院的大门。这种观音兜式的墙体起源于福建民居，后又多见于徽派民居之中，建筑的山墙、门头多采用这种式样。在民间有祈福保佑年年风调雨顺的意思，后来逐渐在江南民居中流行开来。到了民国初年，建筑上出现了“西风东渐”的态势，浙江省宁波的乡绅和富商在营造楼房时采用了大量的西洋建筑元素，其中巴洛克 ^[1] 式观音兜式的建筑，成为宁波中西合璧建筑的代表之一，当时的民居建筑中很多都增添了不少的巴洛克式观音兜式风格。在隆里的王氏宗祠和龙标书院出现观音兜墙体绝非偶然，而且恰巧能说明隆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古城。建筑不但是历史的“年鉴”，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客观反映，正是因为当时的隆里人从其他的省区引进的新潮建筑式样，才使得隆里的宗祠建筑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

宗祠汉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它的楹联上，王氏宗祠两侧原有对联两副，第一联曰：“祖籍绍江南，武纬文经光世绪；君恩来冀北，汉儒宗相振家邦。”第二联曰：“积德后人昌，想当年，南北开科，文武馨名垂胜典；培根枝叶茂，到今日，子孙福音，频繁治沚荐香祠。”宗祠的功能不仅是祭祖，更重要的是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自己的祖籍郡望。所以第一联开宗名义，指出王氏一族祖籍在江南。所谓江南不是泛指长江以南，而是指江南省。在明代为南京（南直隶）管辖的地区，满人入关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建江南省，省治江宁府（今南京）。江南省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上海市。在贵州安顺、平坝一带居住的“屯堡人”称他的祖籍来自应天府，即今南京。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克建康（南京）后，将建康设为应天府。因此，不论是明以前在隆里屯军的军人，还是明初随大将军颖国公傅有德征云南时屯军于贵州平坝、安顺一代的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江南省，是同一个地方。在第一联中除标明王氏一族祖籍之外，还道出了他们祖宗的显赫地位，有世代光大文韬武略的家声。第二联对王氏一族追根溯源，自汉代以降，王氏有文学家王勉，哲学家王符，宋代宰相王安石等，这是一个姓氏家族的荣耀，这些历史名人虽然各在一方，如王逸为湖北籍人，王符为甘肃籍人，而王安石则为江西籍人，但他们对隆里的王氏后人的激励却是丝毫不少的！虽各在一方，却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王姓的来源十分复杂，派别甚多，但王姓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一爵为氏，也有不少人是赐姓王，以源自周文王姬姓子孙的那一支的名气最大。相传东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姬泄心的太子姬晋，因对其直谏，触怒了龙颜，周灵王便将姬晋削为庶民。贬为庶民后，姬晋的子孙主要居住在山西太原和山东琅琊等地，因其祖先为周王子，所以人们称姬晋一脉为“王家”，以后便以王为姓氏了。

王氏（所王）宗祠

就在“西王”氏宗祠的南侧有一栋王氏宗祠，隆里人称之为“所王”氏宗祠。和“西王”一族不同郡望，“所王”一族来自于安徽，因为他们是最先来“龙里千户所”的氏族，故称“所王”。“西王”宗祠建于1915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该宗祠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

“所王”氏宗祠的建筑艺术品味居隆里宗祠之首。宗祠正面为牌楼式建筑，结构为四柱三楼一门。四柱全为四棱上线石柱，明间两根石柱高约5米，两次间石柱高约3米，屋面由小青瓦覆盖，出檐约30厘米，檐口用白石做成“沟头滴水”，其下斜面施彩绘。屋面左右做有仿垂花柱一根，柱径不到8厘米，显得玲珑秀气，下端呈圆球状。大门为石库门，雀替有三级波面，其上为横石门枋，枋上有浅浮雕动物图案。

这座牌楼一共有三副对联，分别镌刻在明次间的四根石柱之上。

第一副在石库门两边的门枋上，对联曰：“叱驭颂精忠，忆涿郡先型南北族，虽叶派支分，敢替箕裘忘继武；水鱼推至孝，溯沂州祖德大小宗，每载霜春露，感深俎豆肃明礼。”这副对联不论从文字功底还是应用历史典故方面来看都是上乘之作。上联首句“叱驭颂精忠”的“叱驭”一词是大声呵叱驾驶马车之意，典故出自《汉书·王尊传》“至其阪……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后“叱驭”则引申为报效国家，不畏艰险之意。这副对联上联的意思是说：王氏先人奉命南征，叱咤风云，因精忠报国而受到颂扬。追根溯源，其祖籍河北涿郡的先人们将王氏划分为南北宗族，现在虽然分成了很多支派，但仍希望王氏一族的子孙们要相互团结，继承祖先大事业。联中的“箕裘”就是比喻祖先的事业，典出《礼记·学记》“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广东陈少平曾题《载敬堂》：“邻德里仁，克绍箕裘世泽，笔耕砚拓，长传诗礼家风。”因此，下联的意思是：鱼水之情孝为首，追溯在山东沂州祖上的大小宗支，每年四时祭祀，认真恪守和光大王氏家族的宗法礼制。

第二副对联镌刻在明间两侧的石柱上，联曰：“江左发祥曾逾千载，回思我先代，人才崛起门第增辉，只凭孝弟两端，孕育公卿种子；黔南聚族已历三朝，深望尔后生，堂构相承箕裘克绍，贯彻家邦一理，讲求治化根苗。”这副对联反映了名门之家虽门庭光耀，但始终不忘以德传家，坚持以德教化子孙，时时事事以德为先。并希望子孙后代可以秉存祖训，将家规代代相传。对联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孝弟”和“箕裘”。“孝弟”即孝悌（“弟”通“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孝指对父母的孝顺，悌指尊重兄长。在《诗经》中有不少有关孝悌的内容，它是为适应古代宗法等级制度而提出来的道德准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其最为推崇。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其为人之本也与。”《礼记》第一句话即是‘毋不敬’，这是礼的总纲，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必昌，国有礼敬则自强，若无礼敬则乱。因此，不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宗族，还是一个家庭，都应提倡“庄敬自强”。第二个关键词是下联的“箕裘克绍”，《礼记·学记》说：“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后人因此将“箕裘”比喻祖上的事业。联中叙述了王氏来贵州南部聚族而居已经过了三个朝代，即明、清、民国，所以殷切希望后辈子孙继承祖宗遗业，克勤克俭，恪守宗族法规，以德为先培育后代。

对联是宗祠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文化在宗祠上的反映。所以很多对联中都会用到“箕裘”一词，以鼓励后人继承祖上遗风。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子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尔曹。”再如规模宏大的牟氏庄园室内的对联中也用了“箕裘”一词，联曰：“霜露兴思远，箕裘继世长。”即希望祖宗的业绩世代继承下去。

第三副对联镌刻在两次间的石柱子上，联曰：“两晋树家风，炳炳烺烺，自昔衣冠辉凤阙；三槐绵统系，振振蛰蛰，于今声望著龙标”。上联的“两晋树家风”是指两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的家风。王氏的家风门风是以悠久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在其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优势之上形成的。西汉时，王吉任国吏时险些被牵连致死，他便写下了“诫子孙勿为王国吏”这一家法，这是王族最早的家训。两晋时期，王祥以“德、孝、悌、信、让”五字作为家法告诫子孙，认为“此五者，立身之本”。南朝初年，王弘、王昙首、王华显贵一时，王微则提出“持盈未满，自是家门旧风”的论断，告诫家人以保家为重，不要过于盛满，以免遭忌。

王氏家族十分重视宗族子弟的教育，重视家族内部势力的培植，希望在关键时刻家族内部能够注重团结，从而相互提携和帮助。因此，王氏一脉在对家族子弟的教育过程中，形成了努力向学的风气，注重维系家族的“无亏文雅之风”。历代史家一再称述琅琊王氏为“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之家，这于王氏重视教育的家风有直接的关系。

下联的“三槐系统”是讲王氏一族中的“三槐”支系。王氏是中国众多姓氏中的一个大姓。天下王姓出太原，始祖太子晋，大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是周灵王的太子，本姓姬，名晋，字子乔，系黄帝42代后人。曾避居太原，时人称呼王家（周王之家）。其姓氏是由爵位而定的，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王氏因始于太原，故称“太原王氏”。这仅是后来王姓一支的称谓。王氏衍派，为数众多，就现在而言则有200多个，其中著称的衍派有“琅琊王”“三槐王”“潮州王”“琼崖王”“赣湘王”。

所以这副对联总的意思是说两晋家风光照千秋，自古人才辈出，出仕为官，辉耀朝廷。而三槐王氏系统绵长，声名显赫，先祖们来到贵州锦屏的隆里仍使家声显著，倍为族人感到自豪。

除了对联之外，“所王”宗祠牌楼的楹联更为引人注目。其楹联不但用典多，而且寓意深达，不失为隆里宗祠里的佳联绝对，再加之上乘的装饰艺术，使其在隆里的宗祠牌楼中独领风骚。牌楼明间的石门枋上面有黑底横幅，其上中部绘有人物图案，两侧则为动物图案。横幅上方是矩形凹框，框边内外有两层装饰，内层为白粉线条，外层为卷草图案。矩形凹框内从右至左楷书“王氏宗祠”四个大字，字大两尺见方，十分醒目，是对这栋建筑的最好标释。在“王氏宗祠”四个字上面又有一块灰色边框的横幅，中部画有三个人物，两侧各有两匹骏马向相反的方向奔跑，为狂奔状。在横幅之上的墙体被分为竖状的三格凹框架，中框大，两边框次之。中框为黑底色，周施彩绘。

中框由上至下竖书“晋代留香”四个黄色的楷书大字，笔力遒劲，笔画圆润。晋代是王氏家族的鼎盛时期，家声远播，但隋代后衰败。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提到的“王谢”，即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两大权贵，他们是扶持东晋政权的擎天双阙。王导在紫金山前占有良田8000多亩，而谢安的大量财富都集中在建康（今南京）。诗中通过对斜阳野草、燕子易主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今昔沧桑的巨变，隐含着对豪门大族的嘲讽和警告。晋代逝去千余年，但王氏宗族仍饮水思源，祖先的恩泽一直惠及王氏今人，使其后人始终引以为自豪，这种精神依归在王氏宗祠庭院之中随处可以感受到。

在“晋代流香”竖额的上面是明间的屋面，它高耸于两次间屋面之上，突出了明间在整个牌楼中的主体地位。屋面下方由五组“大白菜”形状的立柱支撑着，这五组大白菜色彩层次分明，下白上绿，呈鲜活状，生机盎然，被赋予了生命的特征，给人以真实感。每组大白菜的四面均由三棵小白菜构成一个承重屋面的载体，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既符合力学原理，又营造了造型生动的墙体，在寓意上则体现了王氏一族的家风和祖训：清廉持家，清白做人。

“清白做人”这一祖训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宣帝年间博士谏大夫王吉祖宗三代名臣，二人官至“三公”，但家无金银锦绣之物，即使后来迁居别处，车马所载的家什都是些衣物，没有金银财宝，这种清廉持家的家风，一直被王氏后人继承下来。到了西晋时，被列为二十孝的人物王祥高洁清素，“家无宅宇”。而王戎（竹林七贤之一）和弟王衍都有获得万贯家财的机会，但他们毫不动心。其后人王导、王弘、王俭等人官阶颇高，但据记载，他们均“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王秀之出任较为富裕的晋平郡太守一年后，即上疏请还，并说：“此郡沃壤，珍阜日至，岂可久留，以防贤路”，时人说：“恐富求归”。由于王氏一门有这样的家风，其在朝廷为官理财时也和治家一样清廉持法，遂将家风推广于天下，成为了东晋南朝的立国方针。

所以牌楼所塑的五组“白菜”不但使建筑艺术得到了升华，更重要的是注入了王氏一门世代传承的清廉家风，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五组“白菜”承托着的屋顶为大庑顶，大庑顶本只用于皇宫建筑，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如故宫的太和殿。但隆里王氏宗祠的建造时间是民国初年，当时这种建筑形式已经较广泛地使用于民间，所以也失去了其原本的等级象征。该屋顶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墙顶，可当时的设计者竟然在一个面积很窄的墙顶上营造出了一个颇具艺术魅力的大庑顶来，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屋面四角起翘，檐口小青瓦做成沟头滴水，其下用横条框装饰，框内蓝色为底，其上施以彩绘。屋面的四条戗脊和正脊均用白灰垛脊，脊上覆盖小青瓦，白脊青瓦，色彩对比鲜明。正脊中央塑有宝瓶，两边龙尾对称呈弯曲状。

牌楼的两次间无门无窗，乃是约2米高的一壁墙体，四周起面框，墙体施白粉，其上画有麒麟一对，尾朝上，头相对，活泼可爱。有关麒麟的记载最早见于《河图洛书》，传说中记载之物为神马，即成年的麒麟。麒麟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盼望麒麟送子，就是中国古代的生育崇拜之一。中国人认为麒麟主太平，会带来丰年、福禄、长寿与美好。玄学称麒麟是岁星散开而生存的，所以主祥瑞，含仁怀义，因此墙壁上的麒麟画像反映了王氏一族的思想寄托。

在麒麟图案的上方是由三块横枋构成的两个方框，左右两边的第一横枋中间塑有花瓶，花瓶上插有绿叶相配的红色花朵，那是被认为象征着生活月月红的月季花。横枋上方的右框中书有“纪敦”、左框书“族睦”四个行楷大字。这也是王氏的家训之一。所谓“纪敦”是指一个家族要守法度，要诚恳厚道，敦厚勤勉；所谓“睦族”，是指要亲族和睦，亲族是指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语出《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虽仅有四个字，但可见王氏树大根深，家风久传不衰。这样的家风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家族的诚恳厚道、团结和睦，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纪敦”和“睦族”四个字的上面便是第二横枋，其上中部绘有人物图，因离地面高，人物图像所反映的内容不很清楚，像是在教子读书，总之，像这样世代相传的望族人家是不会忘记耕读为本的家训的。第二横枋和第三横枋之间有一个矩形的凹框，凹框底部施以蓝粉色，右框内画有三只花瓶，中间的一只花瓶高于左右花瓶约一倍，呈天蓝色，左右花瓶呈赭石色。花瓶中插的是深蓝色的花苗，没有花朵。左框内是两个人物像，左边一人身穿紫袍，右边一人身穿绿袍，像是两位读书人，正在园中树下悠闲地交谈，颇有情趣。

第三横枋的图案呈灰色，枋中部画有一面浅白色的鼓，鼓的正面绘有一朵牡丹花，整个画面显得十分淡雅。

第三横枋上面有3条小横枋，相隔着赭石色砖砌的封檐卷板，这封檐卷板被等距离分成了6个竖格，中间三格有一横框，其上绘有花鸟。

封檐卷板之上是次间的屋面，屋檐同样用白石灰做成“沟头滴水”样，做工十分精细。它较明间的屋面要低约2米，形如明间屋面的两翼，加之其翼角起翘，给人以展翅欲飞的感觉。

整座牌楼就是一栋建筑艺术品，挺拔而隽永，彰显了王氏的名门气派。牌楼色调丰富而不俗，楹联不是在作装饰，也不是在无病呻吟，而是紧扣王氏宗族的祖训家风主题而作；绘画中的花鸟和谐祥瑞，都有深刻的寓意。可以不过分地说，王氏宗祠的牌楼不仅是一栋建筑艺术品，更是一个汉文化信息库。

课题组在祠堂外面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品鉴这栋牌楼的建筑艺术和上面刻绘的楹联绘画，从天空飘来的毛毛细雨仿佛不是雨，而是汉文化的缕缕情丝想要把课题组久久地留在隆里。快到上午11点了，课题组成员才在胡支书的催促下，穿过石库门，进入祠堂的院落。

祠堂由两进院落组成，过厅和正厅之间有一个宽敞的天井，就在天井的左侧立有石碑两通，一通因年份久远，风雨剥蚀，现已模糊不清。另一通石碑立于1999年的清明节，字迹清晰可读，此碑虽与建宗祠的时间相去甚远，但给想了解隆里历史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碑文说：“古之王氏发源于山西太原，窒息 ^[2] 繁荣，经历代之沧桑奔流，我祖先定居江南凤阳府，明代初年太祖统一西南，我祖积善、达善、叔善三公，随军征讨，于永乐二年岁次甲申入所，设屯建堡屯甲戍边，开辟所城，安居乐业，共享太平。明末腐败，明灭清立，改朝更政，时任隆里我祖起兵反清，国破家亡，祖辈死者无数，幸存者逃走苗乡侗寨青山密林，隐姓埋名，散居黑乡，战争连年，史籍尽毁，旧屋炳存，琐尾流离而失焉。至清末公元1863年，我祖辈清举人王云鹤，及1908年，清秀才王荣恩曾事清谱查源，因条件有限，以手抄本和两篇序言流传至今，但错漏不少，经清代、民国、人民共和国三朝更替，迂百年变迁，谱书面目全非。1983年、1986年，所王子孙曾两次聚议修谱之事，终因条件困难，未能成行。直至1996年清明，职居独山县统战部长——所王子孙王维儒，修书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的王维廉、贵阳省府工作的王维英、都匀州府工作的王永琼、锦屏县委工作的王维博、隆里的王吉柱与王帮云等，酝邀约返乡，在八书隆里召开家族代表会议，成立家谱整理小组，明确了新增家辈‘万世忠德，光明继国宏’。组织建立一呼百应，有识之士，踊跃参加，有维、儒维、廉维、琼维、直维……谱稿题词人：王子具；鉴定整理人：王维儒；书写人：黄松涛。”

隆里宗祠群一角

这通碑文是王氏族谱的序言，从碑文可知，王氏族谱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自1968～1996年，历经20余载，修谱人联络了东西南北省内外、县内外的王氏后人，使他们聚会于隆里，几经推敲琢磨之后才终勒石明志，过程之艰难，结果之丰硕，实为可歌可贺！

“所王”氏宗祠内的穿枋

碑文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即“所王”之先辈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屯军于隆里所的，也就是第二批军户入籍的时间。隆里便成了王氏族人的第二故乡，但他们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在隆里安定地生活下去，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的喊杀声中自缢煤山。同时清军入关，清朝取代了明朝，此时全国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隆里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城也不例外。正如碑文中所说：“明灭清立，改朝更政，时任隆里我祖起兵反清，国破家亡，祖辈死者无数，幸存者逃走苗乡侗寨青山密林，隐名埋姓，散居黑乡。”这段文字记述了王氏一族抗清逃亡的悲惨遭遇，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隆里的七十二户之所以现在只剩下二十几户，主要还是战争的原因。

祠堂的过厅和正厅均面阔三间，进深约26米，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在隆里算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宗祠建筑。宗祠的正厅由于用料的关系，显得它的空间大于普通民居。正厅为敞轩，四列三排架全部露明，石柱础为八棱形，石面雕花草，柱径一般在80厘米。正厅檐下装有鹤檐拱形卷板，乃显庙堂建筑风格。房架为抬梁和穿斗式相结合的结构，这种构架在贵州境内并不多见，只在镇远的周公祠和赤水的江西会馆有这样的构架。具体地说，是在明间两排柱上为抬梁式，而两次间为穿斗式。抬梁之间是由四个“驼峰”作为瓜柱承受横梁的荷载，既符合力学原理，又强化了建筑的工艺。在梁枋和“驼峰”上雕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喜鹊含梅、围栏狩猎、春秋礼乐、人物戏文及花草动物图案，刀法娴熟，颇有品位。

可惜的是，这栋神圣的王氏宗祠由于多年失修显得有些破败了，像一位潦倒的贵族，满怀失望，踟蹰不前。它右面的墙体已有裂缝，由于屋面漏雨，雨水在墙面上留下了浓重的酱色。据说王氏宗祠现在虽有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但平常都是空院一座，村里经王氏族人同意，平常间在这里办起了“幼儿园”，墙上还留有一些儿童画和与教学有关的图表。在天井靠右厢房处，有两通石碑，其上镌刻着王氏宗族的族源以及迁徙的历史，这就是王氏宗族的石碑档案，对研究王氏家族史的人而言弥足珍贵。但它常常被冷落在一边，参观者更感兴趣的是其独特的建筑艺术，至于石碑上那些没有标点的文言文，除了极少的研究者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去释读它。

“所王”氏宗祠内一角

宗祠作为文化遗存而存在着，在法律不健全的封建社会，宗族观念和宗族制度对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规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更多则是用封建礼教作为宗族宗法家教的指南，从法律角度来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意识的转变，宗族观念也逐渐被淡化，最终由于生育观念的改变而导致了宗族的解体。在法制健全的社会，宗法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有相当大的保存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