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化遗产调查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建立在对文物的研究之上的，即文物研究和展览的综合成果，但这二者的完成都必须开展对文化遗产的调查。隆里古城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起步较早，2001年锦屏县成立了以县文物管理所为主体的“隆里文化遗产调查小组”。文物管理所是县文化广播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在物质文化生活匮乏的时期，谁也不会选择到文物管理所工作，因为历史文化知识和文物古迹在人们的眼里是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它在追求物质生活气氛的笼罩下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社会的物质文化不断丰富而多样化之后，文化遗产和对遗产所具备的知识在社会上又得以彰显，受到重视。
锦屏县文管所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时主要是由县文化馆的干部来承担文管所的工作。一开始干部们主要是进行文物普查，之后便是漫长的维修保护和研究期。文管所的工作单调而冷清，但所有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此感到厌烦，而是始终崇尚着自己的事业，过着清灯冷壁的生活，一直默默地工作，老的退了新的又接上，一代又一代人在文物天地里得到了磨砺，铸就了文化人的一种坚持不懈、敬业务实的信念。县文管所长郑发林长期工作在文物战线上，20世纪80年代又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进修，具备了更丰富的文物专业知识。同时，他又擅长绘画，对建筑进行装饰艺术的描绘是他的强项。郑所长对文物工作情有独钟，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物质生活匮乏的岁月里，他对文物保护的信念也依然没有改变。20多年过去了，他从原先的瘦小个子变得硬朗起来，在后来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后，他也并没有摒弃自己酷爱的文物工作。无独有偶，他在2003年卸任文管所长之后，接任的吴展先所长同样对文物工作热爱有加，这就是文物工作的精神力量在每任所长身上的传递。吴所长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而且腿勤手勤，从而使隆里文管所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有了很大的起色。
于是理所应当的，隆里古城文化遗产调查的工作便落在了文管所的肩上。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隆里古城文化记忆库”，这是生态博物馆开馆之前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建生态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保护和传承古城文化记忆，没有建立“记忆库”就无法体现生态博物馆的功能。对隆里古城文化遗产的调查得到了乡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也是一种缘分，隆里乡的乡长吴厚良曾担任过文管所长，吴乡长原就读于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对历史文物情有独钟，特别潜心于对隆里古城的研究，人们还给了他一个称号叫“隆里通”。中共锦屏县委、县人民政府是把这块好钢安在了刀刃上，把这位年富力强的文化人调到隆里乡当乡长，成为了古城文化名副其实的守护人。而古城文化遗产的调查也在他的支持和配合下，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
居民“科甲第”
古城文化遗产调查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调查两个方面，在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对建筑和建筑遗址进行调查，包括具有徽派风格的四合院民居、城墙、护城河、“勒马回头”遗址、庙宇遗址、水井等。
这次的民居调查较过去的调查更为规范，在《隆里生态博物馆古建筑统计表中》有编号、户主姓名、所处位置、建筑年代、残损程度等内容，并对传统民居有面阔、进深、墙体及建筑部件特征和大门所用的材料、形制、装饰等方面的描述。此外，建筑中的诗词楹联、绘画、家具的式样等也都在这次调查之列。如对南街杨茂明古宅的描述为：“位于南门大街右侧（今正阳门13号），坐东朝西，为三间三进封火墙围护四合院式建筑，在中轴线上依此为小屋、天井、正屋、小屋、后院和花园。通面阔10.6米，通进深49米，占地面积519.4平方米。八字门，门前‘金银滚’三级台阶。门框砖石，门高标2.34米，宽1.27米，双合门启闭。门楣横匾书有堂名‘科甲第’三字。小屋两厢为住房，中堂系家人聚食和会客之用。后院的两厢用做厨房和储藏室，一、二进天井青石铺墁，各置一个防火石水缸；后花园供栽花种菜，饲养牲畜用。整幢建筑为穿斗式构架，青瓦覆顶，木板封檐，封护上方彩绘人物花草，情态自然生动。该民居是隆里古城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多年来由于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后天井界墙已坍塌，主体墙局部损坏，彩画部分脱落。”这不到300字的简述，已能认清楚建筑的基本轮廓和其内部的功能。经过调查，隆里古城民居的总体情况是：现存具有徽派风格的四合院民居47栋，城楼4座，祠堂5栋。四合院民居保存较为完整的有30栋，破损严重的有17栋。
对城墙的调查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没有拘泥于城墙本身的长、宽、高和它所用的材料，而是综合了考古所获的材料和文献资料追寻其历史沿革。
调查隆里古城城墙的具体建置时间时，隆里文化遗产调查组查阅志书和有关史料，摸清了其建制沿革。据明嘉靖《贵州通志》载：“元置隆里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湖广上里司坪（今黎平）吴勉领导的侗、苗农民起义席卷贵州黎平、锦屏和湖南通道一带，起义声势震慑朝廷，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派第六子朱桢率军镇压，之后建五开卫（今黎平），次年设卫内外17所，隆里为外所中的一所，自此隆里千户所为建城之始，城为土城。
洪武三十年（1397年）隆里所城被林宽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城废。七年之后的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从五开卫拨兵驻隆里，此时间再次修复。
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城墙，用毛石框边，中间填土夯实，上可走马，周长1500米。城东西长222米，南北宽217米，占地面积48117平方米。城近于长方形。城设四门，其上建戍楼，外墙建垛口。城外挖掘护城河，这是隆里由土城建为石城并同建护城河之始，这次建城奠定了城防的基本格局。之后虽几次遭战火的摧残，但尚未有扩城之举，均是作局部的维修。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废除明代的卫所制度，古城的防御功能减弱，将城门的戍楼改为鼓楼，以用于祀神。
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在黔东南地区以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势力最大，此时期，隆里城被起义军攻破，城墙损毁严重，清末至民国年间，再未对城墙进行修葺。
之后，当地居民在已毁的城墙遗址上逐渐建起了民房，形成了街区，取代了城墙。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城内的庙宇、牌坊遭毁，宗祠及民居的建筑部件如门窗的木雕等毁坏严重。
在调查中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古城居民的生活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有10多家住户将老民居的面墙贴上了瓷砖，改三合土为瓷砖铺地；对门窗作也做了较大的改造，改木雕窗为双扇启闭玻璃窗；传统的老家具被摒弃，换成了新款式的家具如沙发之类；新建的民居主要使用现代建筑材料，楼层加高加宽。这些改变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些新建筑与古城历史街区的风貌相悖，成为一对新与旧的矛盾共存在古城之中。生活在古民居里的人们渴望住上宽敞明亮的小洋楼，对古民居的保护也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隆里文化遗产调整组认为，古城的保护说到底还是要由古城的居民来保护，因为这种保护不完全是技术层面上的保护，保护动力更多来源于居民的“文化自觉”。但“文化自觉”并不是空谈，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当古城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尚处在初级阶段时，对他们大谈“文化自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此阶段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和对居民自身意识的培养十分必要，古城的保护和开发应与居民的实际利益相联系，政府应该为了保护古城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果对古城的保护不能惠及古城居民，那么这种保护则缺乏内在动力，仅是一种官方行为，很难持久。
对隆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也是一项重要内容。生态博物馆强调的是对活态文化的保护，而活态文化的载体是人而不是物。隆里文化的集体记忆蕴藏于居民之中，但作为个体的人，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历史上常常因为一个人的离世而造成“人亡艺绝”的情况，使得储存在那个人大脑里的记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历史掌故、农技知识和其他工艺技艺等，这些都是需要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在隆里古城有民间文化人和各方面的工艺师，如掌墨师、木雕师、石雕师、画工师、歌师、戏师、扎龙师、民间烹饪师，这些工艺师都身怀绝技，如民间烹饪师善制隆里的传统食品，有米花、麻叶、菜粑、印和粑、油茶等。1998年4月，挪威驻华大使白山先生在隆里考察时对隆里的食品赞不绝口，他说：“即使在国宴上也吃不到这样的美味佳肴，很有开发价值。”又如一位叫胡木芝的歌师，她能即兴编唱，会酒令歌和各种山歌，并能唱书。隆里还有一位叫胡炳和的雕刻师，他师承其父，擅扎龙，但尤以雕刻最精，擅长雕门窗图案，除人物故事图外，还精于花草鱼虫图案。
所以这次调查除了给各类民间艺人建档之外，还对民间艺人的手工工艺进行了全程记录，因为这些民间艺人年事已高，他们手上的绝活尤为珍贵，这是一种带有抢救性质的记录。对工艺制作过程的记录不仅是通过录取，还要用文字进行描述，使之成为完整的传统工艺调查科学档案，而不是记录的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