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唐炯建功桑梓
唐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代名将，军中表现殊为勇猛，人称“唐拼命”。
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蔡家寨，有唐树义、唐炯父子修建的成山草堂，乡人称“唐家大院”。堂屋花窗上镌刻的“一品当朝”“禄位高升”等文字，折射出当年主人的风光与尊贵。否则依旧时规矩，做官未到督、抚职位，怎敢以“一品当朝”自夸？！
清咸丰四年（1854年）春末夏初，贵筑县水田坝，一位年轻的富家公子在当地士绅长老的拥戴下，召集青壮年数百人聚在一起，商讨地方大事。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咸同名将”唐炯。而此时的唐炯，还只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年轻举人。
咸丰四年正月，湖北布政使唐树义在金口投江殉节，唐炯遵从父命回到贵阳后，一面在成山为父亲修“衣冠冢”，一面将当地青壮年组织起来，创办“忠孝团”。咸丰四年初夏，身带重孝的唐炯在水田坝召集父老青壮，商讨的究竟是什么大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除《贵州省志·军事志》等方志有载外，唐炯在其著作《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叙述周详：“甲寅（咸丰四年）夏，桐梓杨凤作乱，围遵义郡城……乃请于官，立忠孝团。分十二局，局各设于适中地，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余曰，团立矣，而不练犹无团！乃择其子弟之壮健者，局数十人教以击刺、勒以什伍，余时阅之。”
咸丰初年，清王朝山河凋零，内外交困，危机四起，摇摇欲坠。位居贵阳东北一隅的水田坝，成了青年举人唐炯的用武之地。他时而坐镇水田坝操练团丁，时而跨马挥枪上阵拼杀。数年间军功卓著，渐为府、县乃至于朝中所闻。
清代著名学者、《遵义府志》主编郑珍，曾受唐炯之托，为唐树义墓书写碑阴。郑珍是唐炯的表兄。他对唐炯至忠至孝的品行和血性刚烈的个性十分赏识，曾写过不少诗、文赠送唐炯。其中两首，后来收于《郑珍全集》《巢经巢诗集》等多种诗集中。
其一题曰：《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偕唐鄂生往其成山别业，拜子方先生墓，因为书碑阴，留二日。闻贼度轻水，鄂生督团众往攻击。余遂还行省。往返得诗四首，用高秀东纸，书质鄂生。》（笔者注：高秀东，本名高以庄，今乌当区北衙村人，清代廉吏高廷瑶之子。）
该诗作于唐府，是郑珍先生留给乌当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咸丰初年，贵州到处是兵荒马乱、治安败坏的惨景，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作“咸同战乱”。一代巨儒郑珍所作的诗，以短短56个字，生动描述了当年唐炯在水田坝办团打仗的情形：“寨户群奔督师走，贼军烧过巴江口。唐君夜号毛葫芦，火把惊喧四村狗！两年办贼初恃兵，兵不足恃招练丁。今日练丁去何处？嗟尔团民苦此行！”
毛葫芦，元顺帝时招募的一种地方武装。其作用约同于明清时期的团练。《元史·顺帝纪》载曰：“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
其二题为《唐南溪单骑抚贼歌》，诗句畅晓明了，朗朗上口，读者如身临其境。但因此诗较长，此处只能摘取部分佳句：“南溪大令唐鄂生，短小谦下如晏婴。到官未岁民士悦，远近俱以青天名。滇西奔命官迫变，入蜀索仇破三县。径趋南广度金沙，恣睢平羌南北岸。提军按司远如蝟，巡道总戎近若鹳。坐视郡围四十日，讲和不许况云战。大令呼民援以兵，提戈直指叙州行。红旗一点卓贼近，贼中望见唐字惊。（下略）”
咸丰六年，唐炯捐知县，九年，朝廷派往四川南溪任职，时年31岁。《唐南溪单骑抚贼歌》里的情形，乃郑珍先生赴川探望表弟时亲眼所见，该诗侧重描述了南溪知县唐炯带兵打仗的风采。“红旗一点卓贼近，贼中望见唐字惊”一句，乃同时期军旅诗作中，少有的妙品佳句。以建功立业、报仇雪恨为私念，以忠君爱国为宗旨，举人唐炯在他的家乡贵筑水田坝发迹起家，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终成一代名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唐炯任四川绵州知州，三月恩授四川夔州府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唐炯率川军“安定营”参与围堵石达开。在此期间，唐炯因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建言而立下奇功。此事在《清史稿》中有详细记载：“……（炯）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倮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
九年前（即1854年正月），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其族弟石祥祯的追杀加之崇纶的迫害，导致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全军覆没、投水殉国。九年后同样是在“水边”，唐树义之子唐炯建言献计，成功助剿石达开，此举算是报了杀父之仇。
剿灭黄号军和白号军，是唐炯军事生涯中的亮点。黄号军首领是何德胜，白号军首领名叫刘义顺。
刘义顺，湖南宝庆人，后迁居四川涪州，灯花教教主，举义造反时已年过七旬，众称其“刘祖祖”。刘先后在黔北、黔东北、黔南、黔东南一带发展教众，组织起义，统领白号军，拥有较雄厚的群众基础。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刘义顺调集八支义军，连营40里，号称十万大军，围攻龙泉县城，署知县茹含章令守城兵勇与团首安宅仁率团练联合出兵夹击，义军战败，徐亡过千，旋撤退。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十五日，白号军吴元彪部久困黔北绥阳，刘义顺派军师田舒文等，率义军自龙泉偏刀水进援。十二月，湘军已革按察使李元度以重兵大举进攻荆竹园。此时，刘义顺在乌江两岸组织兵力和物资，全力支援荆竹园。
同治七年（1868年）闰四月初五，四川总督骆秉章经请示朝廷，派知府唐炯以川军“总兵”身份，督带万余川军入黔剿匪。唐炯凭借在贵州人熟地熟，很快与湘军悍将李元度部合力攻陷黔北偏刀水，义军首领田应武阵亡，首领向成高投降。首领刘义顺、覃魁榜则率众突围，撤往瓮安玉华山，与黄号军何德胜会合。六月，唐炯经严密部署，率同知邓琦等兵分三路进攻玉华山。唐、邓等进至瓮安县城后，纵火围攻玉华山，黄号军首领陈绍虞投降，首领王超凡等被俘处决。刘义顺、覃魁榜率剩余的白号军，逶迤逃往平越（福泉）上大坪。
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二十八日，黄号军首领、何德胜妻黎氏和太平军首领李文彩等，率手下数千人，开门向川军总兵唐炯投降。刘义顺、覃魁榜率数千白号军突围，向黔东南方向转移，唐炯派兵穷追不舍。在离上大坪70里的杨保河与刘义顺、覃魁榜展开激战。白号军彻底溃败，刘义顺、覃魁榜等被俘，后被凌迟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