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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散尽 忠孝不绝
所属图书:《乡愁故履:乌当人文历史寻踪》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41984字

第三章 繁华散尽 忠孝不绝

一、成山新解 古今传承

清末民初以来,贵州遵义有这样一句民谣:“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关于唐家,省城贵阳还有一句民谣:“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

要解读这些民谣,或许该从中国近代一个叫“唐炯”的历史人物说起。

唐炯字鄂生,籍贯遵义。其父唐树义曾在湖北做官,担任过天门、监利等地的知县。唐炯道光九年(1829年)生于湖北天门,20岁中举。咸丰初年,唐炯为报父仇,在贵筑水田坝(今乌当区水田镇)办“忠孝团”,和丁宝桢、赵畏三相互援应保卫省城,功勋卓著,一路被提拔,晚年任云南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炯晋太子少保,后人为此尊称其为“少保公”。唐炯一生曲折,历经坎坷。曾以道员身份,协助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等地办理盐务,为国家“岁增巨款”。唐炯是贵阳“同济堂”药房的创始人,从西南地区乃至整个清王朝来看,他都是一个曾经影响时局的重要军政人物。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建树令同仁侧目,学界敬仰。

据《遵义府志》《遵义文化世家》等文献记载,遵义湘川唐氏、贵阳成山唐氏皆长奶夫人后裔。自清康熙开始至民国,长奶夫人后裔中获取功名者达20余人。其代表人物是唐树义、唐炯父子,他们均官至布政使、巡抚一级。“长奶夫人”七世孙唐树义字子方,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后人以其谥号尊称“威恪公”。

唐树义之父唐源准(1767—1820年)字以平,号直圃。唐源准早慧,擅诗文。嘉庆三年(1798年)中举,嘉庆十三年(1808年)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广东,补授阳山县知县。后历署英德、清远等县知县,钦州知州和廉州海防清军府。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特授广东阳山知县,敕授文林郎,世称“阳山公”。

唐源准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花杰(字晓亭)、黄燮(字理亭)为同科举人,且都交谊深厚。唐树义所撰《皇清敕授文林郎知广东阳山县事加一级显考直圃府君行述》一文中,有父亲唐源准与花杰、黄燮交往之初的相关记载:“(府君唐源准)……是岁遂领乡荐,典试为原礼部侍郎王介堂先生绶,原天津知府张地山先生大维,本房同考官为原同知安桂甫先生嘉相。是科蒙恩加额,同榜自黄理亭先生燮、花晓亭先生杰以次50人,一时知名士悉见拔,最称得人之盛。”

唐树义青少年时,随父辗转于各任职地读书求学。嘉庆二十一年(1815年),唐树义返籍乡试中举。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挑一等分发湖北以知县用。先后在湖北、甘肃等省担任过知县、同知、知府、道员等职务。

与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交往密切者,大多属当时之名宦俊彦。例如,唐源准交往的韩崶(字桂舲)、蒋攸铦(字砺堂)、李銮宣(字石农)、龚鲲(字北海)、罗含章(字月川)等,或布政使、按察使,或刑部尚书,或两广总督。其中,龚鲲、罗含章皆曾担任过广州知府。唐树义、唐炯父子交往密切者中,既有担任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大名鼎鼎的“湘军创始人”,还有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李鸿章及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丁宝桢,著名学者、诗人王柏心、陈钟祥、郑珍、莫友芝和黄辅辰、黄彭年父子,以及著名的辛亥革命功臣、署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王乃云南大理人,白族,早年曾任贵州湄潭县知事。至于嘉、道年间以“廉吏”著称的贵阳高廷瑶家族,与成山唐氏则系世交。

唐树义的女婿张之洞乃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唐树义早年在湖北天门担任知县。在此期间与时任湖北布政使的林则徐结识,两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遂结为至交。道光十五年(1835年),唐树义得湖广总督林则徐保荐,擢升甘肃巩昌知府,旋晋陕西按察使。道光十八年(1838年),经林则徐、陶澍、裕泰、邓廷桢、贺长龄等奏请,朝廷恩准唐树义的二世祖唐廉入祀乡贤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唐树义转任湖北布政使并曾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次年夏,湖北发大水,40多个州县受灾。唐树义废寝忘食组织赈灾,积劳成疾,又因赈灾诸事与总督意见不合,遂于次年冬称病回乡,在贵阳堰塘坎修筑“待归草堂”闲居养老。“待归草堂”,人称“唐家花园”——这是湘川唐氏由遵义迁居贵阳后的主要落脚地。在此之前,唐氏已在远郊水田坝“成山草堂”定居。

关于“成山草堂”,唐炯在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是这样叙述的:“威恪公先以嘉庆甲戌(1814年),葬我祖母王夫人于贵阳城北‘凤凰哨’之阳后。道光壬午(1822年)葬阳山公(唐源准)于成山,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

编纂于民国年间,并于2010年经贵州文史馆点校出版的《贵州通志·古迹志》,对“成山草堂”(即今日之唐家大院)则这样记载:“成山草堂,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蔡家寨,道光二年(1822年),唐树义葬其父于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同治初毁于寇乱,光绪中其子炯重修。”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有时看似简简单单的文字,会有非常深厚的含义,以至于有多层次的理解和不同角度的解说。我们眼前这几个字——“贵筑成山”,就是这样。

简单地说,就是贵阳(旧称“贵筑县”)乌当水田坝一个叫成山的地方;进一步,又可以理解为一个家族高贵的家风,筑成一座山脉让后辈朝拜;再进一步解读,一个家族崇高的品格和家风,可以影响一方土地,进而在整个民族的传统里筑成一座高山,让世人敬仰。

这一切,均得从“成山文化”说起。

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研究,迄今有近200年历史。清代以来,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等,以及湖北籍的王柏心、湖南籍的吴敏树、贵州籍的郑珍、莫友芝、黄彭年、萧光远等文化大家,分别在他们的文集、诗稿、奏章、年谱、书信或日记中,留下了不少有关成山唐氏忠孝文化的文字记载。贵州最早的两部文学巨著《播雅》《黔诗纪略》,则是唐树义、唐炯父子捐资刊印而得以传世。民国年间,学者凌惕安、任可澄、杨恩元、桂百铸、周恭寿等,初步对成山唐氏忠孝文化现象进行了学术评价和文字归纳,并在他们主编的《贵州通志》《咸同贵州军事志》《续遵义府志》等学术文献里作了相应记载。

进入当代后,贵州学者黄万机、谭佛佑、冯飞,云南籍学者杨德昌、卞伯泽,陕西籍青年学者冯晓澜,湖北籍学者李光荣、张俊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等不约而同,从各自领域入手,对明末以来各个时期涉及成山文化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搜集、甄别和相应的归类处理,并各自选题进行了系统化的学术梳理和论述。目前,这些学者为成山文化做了四件大事:

一是在水田镇竹林村的山谷里,找到了湮没近一个世纪的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祖孙三代的墓茔;

二是梳理出翔实而宏大、客观的历史文献和学术论述,厘清了成山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学术价值;

三是协助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保护唐炯家族墓、朝阳寺、成山草堂等历史文化遗存。2014年,唐炯家族墓、朝阳寺、成山草堂等先后被乌当区人民政府、贵阳市人民政府列为区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是在贵州文史馆和中共乌当区委宣传部组织下,编撰关于成山文化的大型学术专著《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该书51万字,各类珍贵图片200余幅,该书被贵州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阳历史学会、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列为重点学术课题书目,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成山文化”,其实就是清代道光时期开始,贵阳成山唐氏家族忠孝文化现象的代称。“忠义爱国,子孝孙贤”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成山唐氏是遵义湘川唐氏的一个分支,是遵义“长奶夫人”的后裔。成山唐氏代表人物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都直接受到过黔北播州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顺着历史的脉络,追根溯源。

二、寻根溯源 世代忠良

遵义洗马滩唐家,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屠城时迁来遵义(旧称播州)定居的。因为洗马滩地段属遵义湘江河流域,史称“湘川唐氏”。唐氏先祖象明公,于康熙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初入仕途,到山西阳曲做知县。自此后,唐氏一族得功名而入仕者,多达20余人。自清末民初以来,遵义就有这样民谣:“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后来省城贵阳也有“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一说。

到入黔六世祖唐源准(号直圃),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于遵义湘川唐氏的半山祖宅。少有异禀,五岁时,母亲生病卧床,便知道侍奉汤药,陪伴母亲左右。旋即母亲病逝,他绕床哀哭,不食不言,族内外人见者无不为之感叹唏嘘。

唐源准六岁即跟曾祖父学习《毛诗》(即《诗经》),日尽数十行,过目成诵。九岁便会写文章,立意高远。下面是一段记述唐源准简历的文字:“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七岁食饩上庠,三十二岁中嘉庆三年戊午恩科乡试举人,嘉庆十三年戊辰会试后大挑一等,以知县用,……”。“补博士弟子员”“食饩上庠”“恩科乡试”云云,都是清朝的科举选拔制度,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考、高考,一本、二本,硕士、博士,还有公务员考试什么的,总之也应该是逢进必考。唐源准从16岁考上县一中,到最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当上知县,已到不惑之年(41岁)。他历任广东清远、钦州知州、阳山知县。唐源准生性纯孝,做官前贩书养家,曾祖母、祖父母、父、伯叔兄弟姊妹、子女等全家五世同堂30余口;入仕为官13年,缉拿盗匪豪强、办案无冤、捐金办学、为国为民深谋远虑。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唐源准最终病逝于阳山县衙任上,时年54岁。他担任广东清远知县期间,夫人王太孺人病逝,独子唐树义千里扶榇(棺椁)回黔,归葬于贵阳城北之凤凰哨。道光二年(1822年),29岁的唐树义再次扶慈父柩归乡,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最终把父亲安葬于贵州省城贵筑东北隅,今乌当水田蔡家寨。

蔡家寨

唐树义安葬父亲后,把墓地命名为“成山”,并于成山附近买地修建墓庐,素服守墓尽孝。唐树义谦称自己居住的墓庐为“成山草堂”——“成山”之说由此而来。

史载唐树义“工诗词”并重视文化建设。原兰州府之“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旧址在今城关区秦安路兰州市三中校园里,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书院所藏《兰山书院增修斋房碑记》,记述了唐树义任兰州道道员期间索回被书吏侵吞之书院房产一事,并补录唐树义与陕甘总督恩特亨额筹措官钱50万,修建书院57间斋房轶事。清代作家、诗人吴敏树后来在《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中写道:“公往以名举人,为县令湖北,以才能发闻,洊陟藩翰。”

吴敏树,籍贯湖南岳阳,清代名宦左宗棠的同学,同时也是中国柈湖文派的创始人。其诗文经史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史文学财富。“湖南两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清·郭嵩焘语)。曾,指的是曾国藩,吴,即吴敏树。

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洪秀全、杨秀清“诸王”率太平军一鼓作气攻陷江苏南京。接着就派胡以晃、赖汉英、石祥祯(石达开族兄,又名石祥开)等率部沿长江西上,先后占领安徽、江西和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清廷大震!同月,咸丰皇帝颁诏,命唐树义出山,以湖北按察使身份带兵“剿匪”。唐树义接旨,匆匆上路,千里赴任。当年五月,唐树义抵达武昌后,带领军队与石祥祯、韦俊(韦昌辉之弟)、曾天养等部作战。大大小小十数次恶战,胜多败少,颇受朝廷赏识。这段历史,吴敏树在其撰写的《唐子方方伯梦砚斋铭》中作了记载:“公骤起乡闾,捐家室,誓徒旅,蹈锋饮血,其军最为雄健矣。”

唐树义获赞誉,遭湖北巡抚崇纶嫉妒并起意加害。唐树义的部队被崇纶调归他人支遣,最后仅剩数十人。偏在这时,崇纶又令唐树义率这区区数十人于金口布防,堵截太平军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石祥祯等率十万大军沿江而至,黄州、金口一带的清军溃逃四散。正月二十三日早上,唐树义所乘炮船被樯橹蔽日的太平军水师重重包围,唐树义从容写好遗疏后投江自尽,卒年62岁。同月稍早,湖广总督吴文镕亦因兵败投水塘自尽。与吴文镕、唐树义相交至深的曾国藩等获悉唐阵亡内幕,皆怒不可遏!遂上奏以“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罪弹劾湖北巡抚崇纶。崇纶最终被朝廷问罪赐死,在陕西服毒自尽。

唐树义遇难后,朝廷以其人品和卓越功勋,赐谥“威恪”。

唐树义在世期间,凡涉地方公益事皆大义捐资,出手甚为慷慨。但是咸丰三年,这堂堂的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却为赴湖北上任所需的盘缠发愁。幸得儿媳姚氏(唐炯之妻)变卖奁田,才解了公公的燃眉之急。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唐树义二者兼备。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父亲唐源准早年对他的教育。嘉庆十年(1805年)唐树义13岁时,父亲唐源准亲手为他批改蒙学课本,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尝闻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此千古人臣之大义也!”

这是一个父亲给爱子灌输的价值观、生死观。孰料50年后,唐树义果真以悲壮的投江殉国,酬答了父亲对他的教诲。同时也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忠烈佳话。

唐炯闻父死难,欲寻父亲尸骸而未得。返筑后,按民间习俗设衣冠招魂,由两位寡嫂和唐炯的夫人亲手缝缀,以帛书上先君的姓名、官爵,生卒年、月、日、时辰、处所,一一加补服上。并卜择四月吉日,待装殓完毕,准备于当年六月,卜葬于蔡家寨成山祖父唐源准的墓之左侧。

就在唐家操办唐树义的丧事时,这年五月,突然接友人从湖北咸宁来书相告,湖北抚标(巡抚直接指挥的部队)军功萧逢春,于金口下游水域意外寻得树义公骸骨!唐炯的母亲刘太夫人闻讯,当即命家中丧事暂停。等战事渐息、道途稍通,由唐炯前往湖北,考察此事真伪。转眼进入初冬,楚中太平军进击武昌时,遭到曾国藩所率湘军阻击,太平军战败退兵。唐炯闻讯起行,急如星火,日夜兼程,于十一月十八日抵达金口,随即遍访当地乡民,了解父亲殉难详情。

当时目击者告知唐炯:正月二十三日,唐子方赴水捐躯未过一个时辰,身躯忽然从江水回流中涌出,仰卧沙洲芦苇丛中。有几个太平军兵士见此情景,甚为惊异,举矛复刺尸躯后迅速遁去。洲上乡人感唐公忠勇,不忍暴尸,遂以浮沙掩蔽。二月二十二日,巡抚衙门军功萧逢春因事到金口,闻之急赴沙洲找寻,得唐公尸身,随即就地购白布裹缠,买棺装殓后移葬高处。

萧逢春告诉唐炯:九个月前,当他在沙洲上装殓唐公尸身时,其面色如生、手足绵软、尸身尚未腐朽。唯发辫断为数茎,左目已失,项下胸部等处中十余创。唐炯随萧逢春来到葬地开棺敬验。这时,尸骸肌肤多已腐化,须眉亦受潮气剥蚀。不过,仅就体态形状也略可辨识。但是唐炯终不敢完全相信,于是把遗骸运至汉阳崇福寺中,寄希望于祈祷神灵。唐炯在崇福寺占卜,幸得“是”之顺卦。接着,又按民间流行的“滴血验亲”方法进行验证。据回忆,他当时刺破指尖,滴血顿时沁入尸骨,于是他毅然认定,眼前这具遗骸就是父亲的身躯。“……乃决然知为先君也无疑,冯(凭)之痛哭,而遗体忽口鼻血直出,呜呼痛哉!时左目犹未瞑,岂非有余恨欤?”唐炯撰写的《碑阴记》详细叙述了这一过程。

认亲确定,唐炯抚尸大哭,悲痛万分,决定将灵柩运回贵阳。由于当时萧逢春仓促收殓,一应衣衾均无,且棺木很简陋,也未能密闭。故唐炯当时不敢轻易挪动,只得先制衣被装殓,厚加丝绵以裹塞,使无动摇。棺木重新紧合,外厚加布漆,使其密闭完好。十二月二十日,唐炯由汉阳起程,一路艰辛自不必说。次年二月十五日唐子方灵柩运抵贵阳,暂厝蔡家寨。其家属重新规制葬礼,卜择四月二十八日良辰,仍按前衣冠冢所卜吉地,葬于直圃公的墓之左侧,先前制作完备的衣冠灵柩并祔,以致后来,树义公在成山的坟茔在当地民间有了“两棺并墓”之云。事毕,唐炯就自己武昌寻父、成山葬父一事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血泪书写“碑阴记”。其“碑阴记”最后一句话,唐炯也是表达得意味深长:“以志吾痛”!同治十年,据曾国藩所呈唐树义遗疏、骆秉章奏折及湖北士民之请,大清朝廷赐唐树义以“威恪”谥号。

回到贵阳安葬父亲之后,已是举人的唐炯开始办团练,在家乡乌当区水田镇操练团兵,办起了赫赫有名的“忠孝团”,《贵州省志·军事志》中涉及唐炯办团有不少记载。此时,贵州的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治安败坏的惨景(史称“咸同苗乱”)。咸丰初年的清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四起,摇摇欲坠。位居贵阳东北隅的水田坝成了青年举人唐炯的用武之地。他时而坐镇水田坝操练团丁,时而跨马挥枪上阵拼杀。数年间军功卓著,渐为府、县乃至于朝中所闻。

咸丰六年(1856年),唐炯捐知县,旋被朝廷派往四川南溪任职,时年27岁。以建功立业、报仇雪恨为私念,以忠君爱国为宗旨,以招兵办团为途径,举人唐炯在贵筑水田坝发迹起家,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终成一代名将!平定咸同苗乱,唐炯功不可没。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派唐炯回黔督办“援黔”军务。唐炯率部下千军万马杀回故乡,原本想与何德胜这个“老朋友”提刀重逢、一决胜负。哪知这年十月,何德胜病逝于开州轿顶山。其妻黎氏率领残部继续与官府为敌。半年后,经唐炯率部猛攻,黄号军占据多年的瓮安玉华山、平越(今贵州福泉市)上大坪、开州轿顶山等依次收复。唐炯获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

光绪九年(1883年),唐炯任云南巡抚;光绪十年(1884年),唐炯在中法战争中被革职问罪,当时不少朝中大员上奏为唐炯求情。而被视为研究中法战争重要史料的唐景崧(广西人,曾请缨南下招抚刘永福)所撰《请缨日记》中记录当时情势,也侧面为唐炯“喊冤”:“论唐公罪者,在撤山西之防也,然山西即不撤防,恐亦难保不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经78岁的唐炯辞去云南矿务大臣一职回到贵阳老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炯被皇上赏给“太子少保”衔。被收藏在唐家大院内的一块残碑,能够清晰辨认“太子少保云南巡抚”八字,残碑历经100多年,依然记录着唐炯的荣耀。

唐炯一生兴趣广泛,才兼文武。尤喜地方公益事。光绪三年(1877年),唐炯在四川做官。贵阳扶风山阳明祠年久失修,学者罗文彬等倡议修复。唐炯与好友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召集川内同乡聚会,捐款襄助。丁宝桢捐银3000两,唐炯捐银2800余两。唐炯将银票寄往贵阳,委托在筑友人罗文彬、袁思韠主持其事。光绪六年(1880年),久负盛名却又废弃多年的阳明祠修葺一新。唐、丁、罗、袁诸公义举,从此在贵阳传为佳话。

唐炯善经营。光绪年间曾与士绅于德楷合资创办“贵阳同济堂药房”。这是迄今为止,贵州唯一一家正式享有“中华老字号”资质的企业。130多年过去,“同济堂”仍然深得市民信赖。筑城老辈人谈及“同济堂”往事总是绘声绘色、称赞有加。

唐炯善用兵,作战勇猛,人称“唐拼命”。其戎马生涯亮点甚多。同治二年(1863年),唐炯率川军“安定营”参与围堵石达开。在此期间,唐炯因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建言而立下奇功。此事在《清史稿》中有详细记载:“……(炯)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倮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由此可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是被清廷下令凌迟处死的。

唐炯从政多年,但晚年仕途不畅。其一生中,虽曾先后得曾国藩、骆秉章、丁宝桢、左宗棠、张之洞、岑毓英、张佩纶等朝廷重臣及封疆大吏赏识,但职务却时降时升时免,上上下下羁绊回复。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两国为越南开战,唐炯临危受命。“命赴开化防守,于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搋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清史稿·唐炯传》)

郑珍书丹之唐树义碑阴文字

民族英雄石赞清为高廷瑶遗著《宦游纪略》作序

1906年,唐炯告老回乡之际,为东川府贵州会馆打造的铜香炉,净重888斤

经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岑毓英等重臣斡旋,唐炯的冤情真相大白,遂化险为夷并官复原职“赏还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唐炯以生病为由远离官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炯晋太子少保。后在贵阳病逝,享年81岁。

唐树义、唐炯父子交往密切者,大多当时俊彦。他们中,既有担任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大名鼎鼎的“湘军创始人”,还有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李鸿章及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丁宝桢,著名学者、诗人王柏心、陈钟祥、郑珍、莫友芝和黄辅辰、黄彭年父子和著名的辛亥革命功臣、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王乃云南大理人,白族,早年曾任贵州湄潭县知事。至于嘉、道年间以“廉吏”著称的贵阳高廷瑶家族,与成山唐氏则系世交。

唐树义是清代著名学者。史料载其“工诗词,好与名士交游。郑珍、莫友芝等,均其‘待归草堂’座上宾。”道、咸年间,唐树义曾资助学者周作揖编纂《贵阳府志》,资助表侄郑珍编纂黔北诗集《播雅》,资助学者莫友芝编印《黔诗纪略》。其本人著作有《乙巳朝天录》《从戎日记》《北征纪行》《楚北旬宣录》《水归田银》《癸丑出山录》《癸申从戎》《待归草堂诗文集》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与“成山唐氏”或涉姻娅,或为世交。他们在学术追求上志同道合,目标一致,都是民族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捍卫者和传承人。他们间的交往更是情深意厚,令人感叹唏嘘。每当郑珍、莫友芝在经济方面出现困难,唐树义、唐炯总是出手扶持,搭力相帮。郑、莫编纂的《播雅》《黔诗纪略》,皆蒙唐树义父子慷慨出资相助,从而付梓刊行传诸后世,这是咸、同年间,贵州闻名遐迩的学术佳话。

成山唐氏祖孙三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他们的生平:对家是孝子贤孙,于国是廉吏忠臣,与友是肝胆相照。

唐炯后裔中,其长孙唐尔锟乃“唐家大院”的最后一任主人,光绪进士,人称“唐大胡子”。光绪年间曾在云贵总督李经羲帐下任幕僚,后历任广西全州知州、广西林州知州和贵州盐务局长等职。1916年2月8日,袁世凯下令免去刘显世“贵州护军使”一职,命唐尔锟取代刘显世,统管贵州军务。唐尔镛、唐尔铭兄弟,则是清末民初贵州文教界“现代教育”之先驱。

三、成山文化 百世流芳

“成山文化”的特点和魅力,可以用八个字来概述:家风淳孝,尽节孤忠。无论做官还是做学问,唐氏皆以扶危济困、造福乡邦为重,深得地方民众好评。如果有必要对成山文化的核心进行归纳或曰概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述:忠义爱国,孝祖尊宗。这个家族以忠孝为念,推崇和倡导忠君爱国,忠臣孝子承先启后、绵延不绝。

当代学者对“成山文化”予以了高度评价:

“成山文化”有三大特点:孝悌家风(家庭关系和谐)、廉正文化(当官廉正不阿)、诗礼传家(代代出诗人)。

“成山文化”不仅仅是唐氏一家的家族史,也是贵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成山文化”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具体的内涵、价值。唐家与贵阳的高家、华家,与遵义的“沙滩文化”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成山文化”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唐氏一族与贵州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解读空间。

附1:古今学者成山文化著述汇编

前人文篇(含书札)

林则徐致唐树义书信

莫友芝致唐子方(树义)信札

张之洞致唐炯私札

郑珍临终致唐炯书札

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

吴敏树

祭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文

王柏心

待归草堂记

王柏心

《唐子方先生奏稿》后序

黄彭年

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塔碑记

景庆云 刘芳泰

编后语:此文原载《陇西金石录》第十卷“清代中下”。文后“备考”介绍,碑高五尺,宽二尺七。道光十七年刻石,学博景庆云撰文,陇西贡生刘芳泰书写,书法颇佳。

今人文篇

成山,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

顾久

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山”实践(节选)

杨德昌(云南)

唐树义与“梦砚斋”轶事

谭佛佑

凄风苦雨 孝子忠臣

——唐鄂生奔波千里递《遗疏》

黄万机

一样是 人伦表

——《梦砚斋词》述评

黄万机

一笔一画总关情

——郑珍《“鸣鞭”等四诗》手稿书法艺术散论

罗进

两总督争唐炯

张祥光

诗词楹联篇

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

林则徐

编者按:道光十八年(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处禁烟。次年6月3日在广州虎门海滩,敢作敢当的林则徐将英商鸦片当众销毁,此事轰动一时,他因此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然而,后来由于英军的威胁,道光皇帝倏然翻脸,林则徐不仅被革职,而且被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9月3日,林则徐被贬遣戍时途经兰州时,受到了在兰州担任道员的唐树义的盛情款待。在此期间,林则徐有感于唐树义的深情厚谊,写诗赠唐树义。诗中,林则徐饱含深情的笔触,并不仅仅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感层面徘徊停留,而是另有深意蕴含于字里行间。尤其最后两句颇值后人用心揣摩、掂量——“名父之子薪克负,明德达人天所牖”。这是林则徐借唐父阳山公当年在广东阳山县衙“尽忠哀绝”一事,表达对成山唐氏的敬佩之情。而“筹笔宣毫慎勿苟,传世砚田胜千亩”,不仅有民族英雄林则徐对唐氏家风的鼓励和赞赏,更包含着林则徐对贵筑成山唐氏后人的深深祝福!

郑珍乌当诗作四首

(笔者注:高秀东,本名高以庄,今乌当区北衙村人,清代廉吏高廷瑶之子)

木兰花·九月十五夜饮成山草堂呈唐鄂生

莫友芝

树义公金口殉国有感

谭佛佑

郑子尹先生旅乌当成山一百六十周年有感

谭佛佑

浪淘沙 成山唐氏墓碑出土

董忠品

拜成山感怀

郑希有(郑珍族裔)

作者原序:成山文化是遵义洗马滩“湘川唐氏”家族文化的拓展和延续,在贵阳乌当区蔡家寨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淀。这种现象既是遵义的,也是贵阳的,甚至是我们贵州古代文化处于高峰状态的一个缩影。贵州有“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之说,但是唐家的顶子远非做官之意,他有中华民族“三不朽”的精神内蕴,对今天中国的廉政文化,对整个中华建立家族文化、民族文化都有许多启迪。

唐树义先生殉难一百六十周年祭

李瑞利

一剪梅·睹贵阳晚清女书画家唐孟端墓志铭感作

李瑞利

满庭芳·《忠孝成山》编就吟

李瑞利

千秋岁·谜破成山

邓书伦

萧伯香挽唐威恪公树义联

任可澄挽唐鄂生中丞炯联

向义挽唐荩卿联

丁泽安挽唐尔镛先生联

孟建章挽唐尔镛先生联

冯飞撰“成山唐氏史话联”

冯飞撰“纪念郑珍先生来乌当一百六十周年联”

冯飞撰“祭阳山公唐源准先生联”

冯飞撰“祭威恪公唐树义先生联”

冯飞撰“祭少保公唐炯先生联”

李瑞利撰“嵌题成山兼悼唐树义前辈联”

李瑞利撰“题忠孝联”

附2:历代成山唐氏诗文选编

编者按:本章内容,全部选自清代学者郑珍、莫友芝主编之《播雅》《黔诗纪略》及《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梦砚斋遗稿》《成山庐稿》等文学典籍。

诗篇

湘川唐氏二世祖唐廉(诗一首)

长子羲伯以鄂大司马荐授广东阳江令,书此示之

湘川唐氏三世祖唐羲伯(诗一首)

明安两儿赴京候选示之

湘川唐氏四世祖唐惟格(诗一首)

答人问所居十二岁作

湘川唐氏四世祖唐惟克(诗三首)

和长官莆田道中,次韵二首

湘川唐氏五世祖唐金(诗二首)

书傅素余玉书诗卷后,即以赠别二首

象州见月

成山唐氏二世祖威恪公唐树义(词二篇)

(—)满江红·和岳武穆王《登黄鹤楼有感》

(二)前调·寄炯儿

成山唐氏三世祖唐焯(诗二首)

成山唐氏三世祖少保公唐炯(诗四首)

文篇

编者按:《先府君葬地记》《瘗马铭》《上文宗皇帝遗疏》皆唐树义遗作,其子唐炯同治年间为父亲编纂文集《梦砚斋遗稿》时收入其中。《记先君遗属后》乃唐炯遗作,先后收入《梦砚斋遗稿》和唐炯文集《成山庐稿》。

先府君葬地记

唐树义

瘗马铭

唐树义

上文宗皇帝遗疏

唐树义

记先君遗属后

唐炯


[1] “水田练团”,指的是咸丰四年,唐炯在贵筑县水田坝操办团练、护民御匪一事。

[2] “巴蜀盐务”,指丁宝桢、唐炯在四川整顿盐务,为国家“岁增巨款”。

[3] 《播雅》《黔诗纪略》,皆唐树义、唐炯父子出资扶持刊印的贵州文学巨著。

[4] 青书,即贵阳名士、广州知府、廉吏高廷瑶(字青书)。

[5] 元抚,即民族英雄林则徐(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

[6] 润芝乃湘军主帅胡林翼(字润芝)。

[7] 湘帅,即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字涤生)。

[8] “湘帅泣折”,指唐树义之死,令湘军大帅曾国藩震惊、悲痛,奏折中称“东南大局,真堪痛哭。”

[9] 柴翁,乃著名学者郑珍。

[10] 郘亭,即著名学者、“西南巨儒”莫友芝。

[11] 帝师,乃同治帝的老师、著名学者王柏心。

[12] “帝师祭文”,指唐树义金口投江后,大儒王柏心撰文祭吊唐树义之死。

[13] 季高,乃湘军主帅左宗棠(字季高)。

[14] “季高争炯”,指陕甘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二人,因惜才而发生上奏争抢唐炯的趣事。

[15] 稚璜,乃中兴名臣丁宝桢(字稚璜)。

[16] 吁帅,乃湘军主帅骆秉章(字吁门)。

[17] “稚璜荐贤”“吁帅苛护”,均指丁宝桢、骆秉章与唐炯交往的友善实质。

[18] 将相,指光绪朝军机大臣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李鸿章、张佩纶及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封疆大吏。

[19] “将相理陈”“皇恩赏赦”,指唐炯因越南事变被追责误解,判斩监候,危在旦夕,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李鸿章、张佩纶、岑毓英等一齐上奏陈理,力救唐炯。

[20] “草莽诚服”,指黄号军不敌唐炯,最终心悦诚服向其投降史事。

乡愁故履:乌当人文历史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