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湘军“曾、左、骆、胡”与成山唐氏
对清王朝而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群体，是不可多得的福星。
在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面临覆灭之际，湖南籍学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广东籍学者骆秉章等，经朝廷同意创办了一支奇特的军事武装——湘军。这支军队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挽乾坤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对多事之秋的清王朝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胡林翼等，后人称“曾、左、骆、胡”，他们都与成山唐氏有深厚的情缘。
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胡林翼和唐树义的交往，牵线人应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无论曾、左、胡还是骆、唐，皆林则徐生前极为欣赏的饱学之士。在林则徐眼中，他们都是忠君爱国、人品端正的旷世奇才，要想振兴华夏，这样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源于这个前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和唐树义虽然各在一处，相隔千里，但始终信函往来不断，相互间熟如指掌。
唐树义作战期间，其部属被湖北巡抚崇纶抽调一空，唐树义不得不以区区数十人与敌接仗，形势万分危急。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三日，唐树义、唐炯父子在湖北金口生离死别。紧要关头，唐树义交给唐炯三样东西，交代了三件事情。
这三样东西，一是唐树义写给皇帝的诀别遗疏；二是湖北布政使官印；三是自己曾用过的一方砚台。三件事情，其一是叫唐炯到湖南找曾国藩，请曾叔叔代奏遗疏；其二，是叫唐炯将湖北按察使官印交给胡林翼；其三，是叫唐炯把用过的砚台带回贵阳作纪念。并要他从此好好奉养母亲和两位寡嫂，教育子侄辈认真读书。
此时，42岁的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奉诏率六百黔勇一路跋涉，刚刚进入湖北地界。唐炯按照父亲诀别时的嘱托，向“胡叔叔”转交了湖北布政使司衙门的官印，告之父亲已经殉国。胡林翼闻此噩耗，自然是悲痛欲绝，他把自己的一匹军马送给唐炯，助其快速脱离险境。
《曾文正公全集》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文集。其中一道奏折，题为《代递唐树义遗折片》，写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即唐树义遇难九天后。“……再，湖北按察使唐某于正月二十三日，在鄂省上游之鲇鱼套殉难。当经手缮遗折，遣伊子举人唐炯赍赴鄂垣，陈乞代奏。时因下游贼氛阻隔，鄂城门已封闭，不能前进。唐炯间关跋涉，赴臣行营，呈称伊父力竭捐躯，有封就遗折，恳为代奏等情。查该臬司曾任二品大员，素着循声，慷慨殉难。既据伊子吁请，代递遗折，不敢壅于上闻。所有湖北按察使唐某遗折一件，理合据呈转达。谨奏。”
另有一道奏折，也谈到了唐树义之死，这道奏折，题为《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写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十五日。“……近日连接北抚臣崇纶、南抚臣骆秉章来函，知贼船已由济阳上窜金口及新堤等处。陆路兵溃散极多，水路之师竟至全数溃散。唐树义业已殉难，船只炮械尽为贼有。东南大局，真堪痛哭。”“从此湖、广、江、皖四省，止有臣处一支兵勇较多，若臣再有挫失，则后此更不堪设想。”
“真堪痛哭！”这是后来的湘军大帅曾国藩，为好友唐树义发出的一声哀叹。当时朝中大臣、封疆大吏对此亦有同感，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唐树义的哀悼。当时情形，从著名学者黄彭年所撰《唐树义墓志铭》中可略知一二：“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癸亥，湖北按察使唐公战死武昌金口江中。黔人闻公死，相率出迎恩门，集昭忠祠，举招魂礼。”著名楹联家、黔籍著名学者向义先生主编的楹联专著《贵山联语》中的一段记载，与之详略呼应：“唐威恪公树义任湖北按察时，会洪军陷武昌，公投江以殉。萧伯香时馥挽云：‘骸骨肯终休，到鹦鹉洲边，破釜沉舟拼化白龙飞去；衣冠犹可拜，听杜鵾声里，忠魂毅魄定随黄鹤归来。’公殉难时遗骸未即得，且道路阻滞，乃具衣冠葬之，联乃当时所挽，故有‘衣冠’之语。”
曾国藩上奏，以“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罪弹劾湖北巡抚崇纶。崇纶最终被朝廷问罪赐死，在陕西服毒自尽。同治年间，曾国藩再次上奏，详述唐树义遇难经过，朝廷以其人品和卓越功勋，恩赐唐树义“威恪”谥号。自咸丰六年唐炯进入官场，一直得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前辈的爱护和关照。石达开伏法后，曾有人当面说恭维话讨好四川总督骆秉章，称其“师督蜀军务，不过二年而全蜀平。是何方略？愿受教。”骆公却答曰：“我有何方略？是皆唐鄂生条陈耳。论平蜀功，唐鄂生当第一。”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两国为越南开战，唐炯临危受命。“命赴开化防守，于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清史稿·唐炯传）
经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岑毓英等重臣斡旋，唐炯的冤情真相大白，遂化险为夷并“赏还巡抚衔”，前往云南专职督办矿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炯晋太子少保。后在贵阳病逝，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