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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戍边 民族融合
所属图书:《乡愁故履:乌当人文历史寻踪》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19167字

第二章 镇远戍边 民族融合

一、羊昌屯堡历史沿革

贵州地处西南腹地,与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接壤,是西南地区陆路交通枢纽。而贵阳更是川黔、滇黔、桂黔、湘黔等交通要道的交汇地。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在明朝的时候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明洪武初期,天下初定,但在四川仍有夏政权,在云南还存在元朝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政权。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决定出兵攻打盘踞四川的夏国。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勇忠为副将,率舟师攻取重庆。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顾时为副将,率步、骑兵攻取成都。大明军队压境,夏国国主明昇降明,政权随之而灭亡,巴蜀地区归明朝所有。同年,为了控制西南地区,根据时任曹国公李文忠的建议,在今贵阳设置贵州卫,与成都卫、武昌卫互为犄角,密切关注西南地区动向,并开通驿道,息息相通。

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朱元璋下令由傅友德率大军攻打盘踞在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云南平定。但是“区画布置,尚烦计虑”,朱元璋担心贵州土司“至如霭翠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于是把战略重点转向贵州。在贵州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立大量卫所作为在战略上控制云南一带的后盾。铺设通往云南的驿道,增设驿站,确保道路通畅,同时为了确保粮饱供给,采取了戍兵屯田等措施。

据统计,明朝在今天的贵州境内,共设置了29卫,其中洪武年间就设有24卫。明朝在贵州设卫,最早始于洪武四年(1371年),有贵州卫(今贵州贵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于宣慰司城(贵阳)西南隅,贵州前卫建立,所属5000多户列于城外东西两侧,以增强都指挥使司的防卫力量,有效控制水西、水东土司。关于卫所建制《明史·职官志》中称:“(洪武)七年,申定卫所之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

按万历《黔记》和道光《贵阳府志》等载,明代贵州前卫辖有50余个屯堡,《贵阳志·建置志》考证了43个屯堡今日所在。其中在现在(2016年)乌当区的辖区内有以下屯堡:洪边堡(今贵阳市乌当区北衙村洪边寨),桥头堡(今乌当区东风镇后所村),乌一堡(今东风镇头堡村),小屯堡(即小堡,今东风镇洛湾村小堡),乌八堡(今东风镇乌当村),张家堡(今乌当区水田镇李资村附近),新堡(今乌当区新堡乡),谷溪堡(今乌当区新场乡谷溪村),羊场堡(今乌当区羊昌镇),马堡(今羊昌镇小寨村马堡),瓮仰堡(今羊昌镇甲岗村),上卡堡(今乌当区谷金村上卡堡),下卡堡(今乌当区谷金村下卡堡)等。

乌当区辖区内的屯堡大多隶属于贵州前卫左千户所和右千户所。贵州前卫的左千户所当时管辖今乌当区羊昌镇、新场乡、马场、开阳禾丰乡、南江乡等地十个百户所。

因为这些设置在贵州的卫所实行了屯田制,称为“军屯”,后来又增添“调北征南”的“民屯”、以粮换盐为业的“商屯”,这些屯田的军民及他们的后代便成为贵州的屯堡人。这些具有独特的身份特质和地方特质的人群在贵州大地上经过了600多年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被称为屯堡文化。

羊昌屯堡文化是指现在位于乌当区羊昌镇以马堡为中心的、明朝时期称为贵州前卫左千户所驻地的屯堡人的文化。左千户所的千户驻地在今羊昌镇小寨村的马堡,使乌当区留存下来的屯堡文化在马堡和不远的羊昌、谷溪保存得相对完整和典型。

在谈到羊昌屯堡人的文化时不得不先说贵州屯堡人的文化,因为羊昌屯堡文化是贵州屯堡文化的一部分。

二、贵州屯堡人

明朝时期,贵州高原上大量的卫所建设了大量的屯堡建筑群。军屯、民屯、商屯的军民们多来自经济发达的皖、苏、哲、赣等地,一个小村落样的屯堡之内,往往有“五大姓”“八大姓”或“十大姓”。各大姓间互相依存、和谐相处。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生活的渊源:相近的风俗民情,相似的文化信仰,相同的价值观念,甚至有相近的生活志趣。来到新的环境,一面勤恳耕作,一面戍边防御,更增强了各大姓之间的团结性和屯堡的凝聚力。

屯田制度在明代中后期已逐渐衰微,不少屯军逃亡,屯田被变卖成私田。清代撤销卫所,屯堡已失去军事存在的意义,成为一般民居。只有极少数的屯堡,其居民世代坚守明代初期的文化传统:一是保持固有的婚丧礼俗;二是保留固有的服饰;三是保持固有宗教信仰(特别是“汪公信仰”);四是保存文化生活志趣;五是保存屯堡建筑群落的旧貌。其中现在保存最完好、最典型的有安顺地区的天龙屯、九溪和鲍屯。这些居民,被称作“屯堡人”。

民国《平坝县志·人口·住居上区分》记载:“屯堡人,初本专以之名住居屯堡者。而凡住居屯堡者,工作农业,妇女皆不缠足,从事农耕者。厥后即不住居屯堡,如其妇女不缠足,从事耕耘者,率皆以屯堡人唤之。则屯堡人之意味又不专就住居论矣!”可见,“屯堡人”的涵盖面是颇为宽泛的。

清道光《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卷十五记载:“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邓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妇人以银索绾发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故多江南大族,至今科名尤众,余皆农耕务本,男妇操作。风俗皆同。”又:“衣尚青,妇女不缠足,耕田。”这里描述了屯堡妇女的衣饰特点。

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旅行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的第二十章,对“屯堡人”的服饰、由来、渲变等情况,做了较为全面记述,现节录如下:

其中“明代的遗民凤头鸡(髻)”中写道:“(明朝军人)历经多年的苦战,渐渐迫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屈服。为了防止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反叛,设置屯军守备,加强王朝的统治地位。为此,政府允许屯军携带家属,并供给家属的生活。当时,被征调的士兵主要是江南籍人,其中凤阳籍的人较多。最初,屯兵均作为汉人进入贵州,除军人外,还得从事农业生产,士兵一面驻屯守备,一面自耕自食。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子孙逐渐都转化为贵州的农民。”

“后来,清朝为了消灭明朝的势力,清朝的官兵纷纷进入贵州,继续吸引各省的汉族农民移居到原来屯兵的地方的人数也不少。为此,在洪武年间作为驻屯兵移民的明代遗民,逐渐受到众多移民的欺压和蔑视。……处于偏远之地,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依旧保留着明代江南的风俗,原原本本的头饰发型;这对于后来的人口众多的汉族移民,则感到异常的稀奇。”

屯堡妇女发饰与服装,仍保留明代江南遗风,原因是多方面的。鸟居氏所指“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只是一个侧面的因由;更主要的是她们对江南传统文化的热爱,对祖宗遗命的崇奉,也有对本族群传统文化审美的追求与自豪。因此,每当节日或宴会,她们都梳妆打扮,以传统的盛装出现在节庆日和节庆现场。

屯堡妇女的衣着被称作“凤阳汉装”,保留明代服饰的显著特征:大开襟长袍,一尺来宽的大袖子上,用五色彩丝绣出多种花纹绲边;长袍两边开衩,延及小腿肚,服装色彩多样,有蓝色、绿色、藏青、藕荷诸色。长袍外还常年系着蓝色的围腰;腰间有一根两米多长的黑色丝绸系腰。裤子以往多为蓝色,裤脚也有绣花绲边。鞋的样式颇讲究:夏天穿布凉鞋,其他季节穿绣花鞋,鞋底为多层布片垫成,麻线衲密点,鞋帮多以蓝色、青色或绿色为底,绣上色彩斑斓的鸟兽虫鱼图案。布凉鞋两侧镂空,花鞋有两层白布卷成高统连着鞋帮,形成统靴样式。

屯堡妇女的头饰非常有特色。结婚前的少女,多梳一条大辫子,头上少有饰物。结婚时,妇女要“开头”,拔去脸上的汗毛和额前部分头发,眉毛拔成八字形;两鬓之发搓成两绺,上挽而盖住大半耳朵,脑后头发挽成圆髻,用马尾编织的小网罩住,插上梅花簪固定。这样的发型,屯堡人称“三绺头”,戏称“凤头髻”。妇女一般外包青帕,显得庄重。有的挂耳坠、带手钏,有金、银或玉质的,也戴戒指。

屯堡建筑,始建之时,由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四周有寨墙,四方各有寨门,与县城的城垛相似。寨内沿中轴线形成街道,交叉处为十字口。各宅院多为二合院或四合院;宅院大门雕琢精致;房屋内部结构仿徽式,高层两边常有高高的砖砌“马头墙”。

为防外敌入侵,有屯堡还专设碉楼,高四五层,能俯瞰全寨。各户院墙上设有暗孔,内大外小,以便发射枪弹或弓箭,或捅出梭镖,致敌死命。各院落之间,常有暗道连通,以便御敌时相互策应。时光虽然过去了600多年,而这种带有浓郁军事色彩的屯堡,而今仍傲然挺立在贵州高原上。除上面提到的几个外,最完整的当推平坝的云山屯。据一些老年屯堡人回忆:民国年间,这些明代的军事建筑,居然多次抗御了大股土匪的围攻与抢劫,保护了屯堡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三、羊昌屯堡人

羊昌屯堡人的祖先,初从江南迁来之时,必然穿着江南一带的服饰,尤其是妇女的服饰,大都是“凤阳汉装”。不知从何朝何代开始,这种“凤头髻”的头饰和宽袍大袖的汉装衣饰消失了。推其原因,也许与羊昌一带屯堡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相关。这里地处省城东北郊区,距省城不过百里之遥,省城文化风潮的变更,很容易对这里的屯堡人产生无形的影响。屯堡人中有不少从事商贸活动,与外界交往频繁,省城中日渐趋新的衣饰,使屯堡妇女也逐渐产生趋新的意识,不知不觉间改用新装,放弃旧装,或只在重大节日才盛装一次,久而久之,传统盛装便成了衣柜底层的藏品。

羊昌马堡古驿道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

羊昌各屯堡的建筑,其规模与今天安顺地区的天龙屯、云山屯的古制相近;外设坚厚的寨垣,内部各院落的护墙,也有枪孔、暗道等军事设施。内部房屋结构,大都仿徽式民居建筑。清代同治年间,这里遭一场巨大的劫难:“咸同之乱”时期,何得胜的黄号军打破羊昌、马堡、谷溪三座堡寨,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又放火焚烧,“三堡”寨几乎化为灰烬。据说幸存下来的只有马堡丁家的几座宅院,谷溪幸存的有祖师庙,羊昌幸存的有龙山寺等。

战乱后,屯堡后裔和清代迁入的居民,以顽强的精神重建家园,房屋建筑虽仍仿徽式,而军事设施如寨垣等,却仅存残基,再也无法恢复。如马堡的四大街道,只在靠近水井的一面建筑民居,其他三条街道全变成荒坡,而今只能看到一片片庄稼地。原来的集市,也迁往马场,重建新街,供人们集市贸易。谷溪堡还保留着寨墙的残基,让人们想象以往寨垣恢宏的气象。羊昌则残垣也难寻觅,只留下重建的木质屋宇。

从交通方面考察,羊昌等“三堡”境内均未设驿站。从贵阳东门出发直达开州的驿道,经三江桥、马耍岩,穿越马堡境到洗泥河,可北通开州。谷溪堡有小道向西北可达扎佐驿,有驿道可通遵义。不论小道还是驿道,都穿行在起伏的山坡之间,不宽大,只通马匹,不通车辆。这些驿道还依稀可循。

精神层面的文化,主要指教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屯堡初建阶段,尚武风气较浓,随着社会的稳定,屯堡人家逐渐偃武而修文,多有设私塾以教育子孙,有的学子习举子业,走应科甲以求仕进的道路。一些屯堡弟子,应院试而入学成生员,再应乡、会试而中举人,或成进士。以羊昌屯堡的汪姓、丁姓为例:据初步统计,明代天顺己卯科,马堡汪家汪澜成举人,崇祯年间,汪生澜以国子生举孝廉;清代康熙举人有汪湛、汪汭,贡生汪灿,汪无限中乡试“解元”;雍正举人有汪无极,乾隆举人有汪玢、汪鹏程,乾隆癝贡生有汪玢、汪定淮;嘉庆岁贡汪有本、汪联魁;道光举人有丁凤升、丁凤池;道光贡生有汪有本、丁联科,增生丁凤皋、丁凤池,咸丰进士汪鹤龄;光绪举人汪泰阶。有的虽未经科举,也以德行受封赏,如丁名璋赐封“议政大夫”(正五品)。也有的从事文教与实业,有所建树。

这些有科举功名的人物,或官教谕,或官知县、知州、知府,造福一方,大多数也造福乡里。

马堡丁氏,对教育尤为重视,曾自建书院,聘名师入院主讲席,培育本族及四邻子弟。而今书院的屋宇尚存,为五间双层木结构,院址宽二亩左右,稍加修葺,便可再度启用。

屯堡人的风俗习惯,与黔中汉族居民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其独具的特点。

如妇女保持一双天足,不受汉族妇女缠足陋习的影响。据传说,明太祖的马氏皇后生就一双大脚,屯堡人的妇女效法马皇后,抵制缠足歪风,以天然双足为荣,行走如风,下地能耕耘栽插、打谷挑梁,在家能纺纱织布、绣花缝衣。有的妇女勇敢走出寨门,出外经商,贩卖地方特产。清代以后,有部分移民迁入,缠足习俗逐渐形成,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少女大都缠足。

羊昌屯堡人常见的民间节日、活动过程和形式、内容大部源于江南民俗。

四、羊昌屯堡人的来源和流向

明太祖朱元璋平滇以后,为了稳定局势,有效控制云南,扼制通往云南的要道贵州,征南的将士基本被留在当地建立卫所、屯田驻扎。这些征南将士成为第一批大规模入住贵州的汉族群体。这批征南将士的统帅是傅友德,那么这些将士从何而来,文化源头在哪里?弄清主帅傅友德征战和收编军队的经历很重要。

傅友德是调北征南30万大军的主帅,明朝的开国元勋,曾西伐巴蜀、北征大漠、南平云贵。傅友德为宿州相城(今属安徽淮北市)人,原是陈友谅的麾下大将,驻守小孤山(今安徽宿松)。1361年,傅友德投奔朱元璋,作为常遇春帐下先锋,曾经征伐陈友谅,收编陈友谅溃军。陈友谅盘踞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麾下将士多出于此三地。傅友德曾随朱元璋攻克张士诚部,转战江淮。洪武元年(1368年)曾经平定过山东;洪武二年(1369年)平定陕西、甘肃、汉中;洪武四年(1371年),与汤和分南北两路取四川。明洪武二十年(1388年),傅友德随冯胜出征今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市)东境、西辽河南岸的元将纳哈出,俘虏约20万降众。据明史记载,此20万众被留在了当地。

傅友德的战争足迹遍布大明朝的大江南北,收编过各路溃军,自身又是南直隶人(包括今安徽、上海、江苏等地),所以他麾下大军的来源必然多样。首先,傅友德的亲信将士必有他家乡安徽宿州相城(今属安徽淮北市)人。征伐陈友谅,收编陈友谅麾下湖北、湖南、江西籍的战士,后转战江淮,平定过山东,平定过西北,攻取过四川,出征内蒙古。可以看出,除了内蒙古的降军被留在了本地,傅友德大军主要由今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江西、两湖地区的战士构成。

商屯和民屯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内地面临破产的农民和邻近贵州、人口相对密集、生产力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民及少部分商人。这些人也大多数来自中原和湖广地区。

贵州屯堡建筑

另一方面,有学者从方言、信仰等方面考证,贵州屯堡军人的主体是来自江南,即明朝时候的南直隶,包括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地。江西、湖南、湖北也是军队主体的重要来源地。例如吴伟军的《从屯堡方言看屯堡人的族群来源及内部分化》认为,屯堡军人大部分来自江西、湖南、湖北。蒋立松的《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认为,从汪公信仰和五显信仰看,军中将士应多出自于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

羊昌地区的屯堡人不与非屯堡人、特别是不与少数民族通婚,将屯堡人的通婚圈限制在屯堡人的族群内部。屯堡人以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心理认知来标志自己作为屯堡人族群的边界,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哪怕历经了不同朝代的更迭,依然保存着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优越感,它强化了内部的团结,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特质。一直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屯堡人都坚决执行屯堡人之间通婚的祖训。如若有违背者,就将被逐出村寨,自己走向荒野,在荒野里重新立下门户,重新开荒种田,开启自己一家的生活。这些另立门户的屯堡人,仍然告诉自己的后人,自己为屯堡汉人,非本地异族。以马堡为例,改革开放放开通婚圈范围至今日,村寨内汉族人群比例仍然是99%以上。

屯堡人的人口流动迁移也独具特色。屯堡人从迁入落籍地到今天,一直以不同方式发生着流动迁移,有的通过创造条件偶然得以返回祖籍地,也有通过高中科举远走他乡,有的外出经商在外地重建家园,有的通过出赘到当地少数民族或后续移民中得以脱离军籍。而最主要的流动方式是留下长子继承父辈的军役,缴纳屯粮,其他子女迁徙到其他屯堡人重新建立的村寨。这种方式既履行了军户职责,又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家庭里田地不多的负担。

五、羊昌屯堡人的信仰

马堡花灯戏

羊昌屯堡的居民,大半来自皖、苏、浙、赣等省,宗教信仰呈多元状态。几百年间,兴建的寺庙道观和祠宇有几十座。其中佛教寺庙较多,其次为道教宫观,有的虽以庙命名,所奉祀的却是道教系列的神祇,如东岳庙、玉皇阁等。儒家系列的有文昌宫、文庙、孔圣庙等。有的寺庙中,佛、道、儒三家的神像都有,呈现“三教合流”的现象,典型者如谷溪堡的三清寺。

马堡龙灯

先贤崇拜,是羊昌屯堡文化圈宗教信仰的又一特色。如关帝庙奉祀“武圣”关羽,晏公庙奉祀宋代的贤人晏戌仔。糜苏二公祠奉祀清代的贵州布政使糜奇瑜和巡抚苏明阿,这也是对清官的感恩和纪念。

其他民间神灵崇拜,与外地汉族民众信仰相近,如拜土地神、拜龙王、拜火神(华光大帝)、拜山神等,源远流长,至今虽然淡化,但仍保留崇拜遗风。

汪公崇拜,是屯堡地域民众及后裔长期留存的一项比较普遍的民间信仰。汪公本名汪华,唐代初年受封越国公。隋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汪华募集十万雄师,占据歙、宣、睦、婺、杭、饶六州,地跨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相邻的县市,抗御孟海公等侵扰,保境安民。唐朝建立,主动投诚,受唐高祖、太宗信任,建立功业,受封国公。江南地区六州崇奉汪公,各地建庙奉祀。以后各朝代,因民间受其庇护,时显灵异,被宋徽宗加封为显灵英济王,元顺帝加封为武烈英显王,明太祖加封为圣主洞渊大帝。汪公由人而被“神化”,有历代帝、王的追封号,影响也日益扩大。明初屯军黔境,设卫、所和屯堡,屯堡人把汪公信仰移入贵州,历年祭祀活动不断,形成丰富多彩的“汪公文化现象”,成为黔中屯堡民俗文化的重要支柱。

据黔中《汪氏族谱》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率师征南,在贵州山羊岩,“因敌负隅顽抗,大军不能进,公以忠魂显灵,大获全胜,是以顺利进军,克服云贵。明太祖以公忠贞为国,陨世不忘,又追封公为灵显大帝”。屯军建堡筑屯后,建汪公庙加以奉祀。据其他文献记载,明太祖起兵之后,汪公显灵助战已有多次,给朱元璋的起义兵士极大鼓舞。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就颁发榜文,令保护“汪王庙”。

祭祀汪公的活动,一是背汪公。每年正月初八到十八,是祭祀汪公的日子,其间举行多种活动。村民搭台唱戏,要接汪公神像来赏戏。在戏台对面搭观戏台,请品德端方、身强力壮者去庙中背汪公的神像,安置在观戏台上,给汪公披上新绣龙袍,台前上香上供,让汪公像面对戏台,与院坝中的群众共同观赏戏剧表演。二是唱戏。马堡所演的戏,不是平坝、安顺屯堡人所演的地戏(戴面具,有锣鼓伴奏,表演古代争战打斗的军事故事),而是用花灯调演唱花灯戏,当地人称“汉戏”。所表演的戏目很多,如《洒花是新年》《傻宝回门》《董永卖身》《苏州打货杭州卖》《唐二挑担》等。三是舞龙灯、闹花灯。舞龙灯是祭祀汪公活动的一项重要节目。羊昌、马堡、谷溪三堡寨都要玩龙灯,尤以马堡龙灯远近闻名。

屯堡人所玩的龙灯,与汪公祭祀紧密相连。相传唐太宗时期,泾河龙王不忍民间受干旱之苦,擅自行雨救旱,违犯天条,被魏征梦中斩首。百姓同情龙王,扎龙灯复其原身,舞龙灯以祭祀龙神。就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封赏屡建奇功的越国公汪华“善政行于化雨”。民间因其保境安民,具有龙的品德,因而把舞龙与祭祀汪公合在一起。祭祀汪公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附1:羊昌屯堡文化资料选编

附2:马堡军屯后裔张氏先贤诗词曲

张士贤诗

张士贤,张氏入黔十六世祖,进士,诗人。娶孙氏,俱葬吴家塘。又娶宋氏,生如琼、如瑶。

张士才诗

张士才,马堡张氏入黔十六世祖,邑庠生,举人,榜名张文炳,诗人。娶袁氏,俱葬马堡谢家桥。生如玥、如环。

张士元诗词

张士元,马堡张氏入黔十六世祖,邑增生,举人,榜名张文光,诗人。娶曹氏,卒葬丁家塘。生如钰、如珏。

张如钰诗

张如钰,马堡张氏入黔第十七世祖,邑廪生,举人,榜名张其相。娶周氏,卒葬丁家塘。生永和,寄接如玢、永燮。

张如璹诗词

张如璹,马堡张氏入黔第十七世祖,号一青,邑廪生,举人,榜名张凤枝,诗人。娶汪氏,生永寿、永龄、永祺、永晅。

张如王翠诗

张如王翠,马堡张氏入黔第十七世祖,号枝山,邑庠生。举人,榜名张凤岐。诗人。娶刘氏,葬小路园,丁山癸向。生永新。

附3:乌当区羊昌、新场一带屯堡人的祖籍与入黔时间

汪姓入黔始祖汪胜保、汪祯祥等,原籍南京徽州歙县。入黔时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羊昌镇马堡定居的时间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后。因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才建贵州前卫,并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马堡为贵州前卫左千户所驻地。

羊场堡

《汪氏宗谱》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调北征南来黔者,初次汪进、汪辉、汪聚,二次汪六、天注,三次汪胜德,二年一换,班回祖籍。第七十六世祖胜保公,字祖荫,绳祖公子也。原籍生于南京徽州歙县亩柴村二十四都五图八甲。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汪胜保)奉文随西平侯沐英由南路辰、沅二州征进,直抵贵州城,擒梁王部下平章安瓒,遂克贵州(今贵阳)。复征普安,至普定,仡佬悉降。会侯(沐英)兵往征云南,留公(汪胜保)镇守普定卫,以军功题叙授都督同知,子孙荫袭指挥,遂住籍贵州(今贵阳),为贵筑属马伍堡之始祖也。”“汪昱,字发祥,胜保公子也。荫袭指挥(为卫所一级最高军事长官,秩正三品),调办前卫左所,遂居马场堡(即马堡),卒葬汪家墓。”“二世祖祯祥,胜德公次子,因父亡故袭职,奉文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与堂叔胜保公随西平侯沐英由南路辰、沅二州征进,直抵贵州,擒贼有功,叨封百户总,即住省垣南京街(南起黔灵东、西路口,北抵六广门,今中华北路一段)。年余,移居底窝坝杨汪寨(今开阳县杨黄寨),三年后迁马场堡(即马堡)第一街居住,是为贵州马一街第二代祖也。”

张姓,入黔一世祖张公德祥,原籍本江南徽州府歙县张家村。洪武十五年(1382年)入黔。

《张氏重修族谱序》载:“马堡张氏入黔一世祖张公德祥,原籍本江南徽州府歙县张家村。于大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壬戌调北征南,以二年如期而代。二十一年(1388年)应三次调换,公以进义校尉随西平侯沐英由辰、沅二州征进,直抵程番(即今贵阳),擒梁王部下平章安瓒,遂定程番(今惠水县)。复征普安、普定(今安顺西秀区),仡佬尽降,侯(即西平侯沐英)又勒兵征定滇南,令公(张德祥)及汪公胜保等镇守普定卫(今安顺)。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贵州省城,令北来者实城而居,因名其所止(址)曰南京街,志不忘旧也。后复分屯设堡,使就屯田。而公(张德祥)素与汪公(汪胜保)友善,不啻同胞,乃皆来金筑东下里马堡之第五街而家焉,此来黔寓堡之所本也。”

丁姓,入黔始祖丁忠海,原籍本江南徽州府高坎子猪市巷。入黔为明洪武年间。到马堡定居为清朝中期。

马堡《丁氏族谱》(丁氏入黔第十八世孙丁国臣1963年春撰修)载:“马堡丁氏,原籍江南徽州府地名高坎子猪市巷,一世祖丁忠海因在明洪武年间奉令调北征南,来至贵州地方平蛮攘寇,有功于国。扫荡安服之后,继而调防修文所属地方,遂在扎佐安堵如故,奠定基础,由此兴家立业。……相沿六代,未曾分散家产。统计家属人丁共有三百余口之多。……至于我始祖(入黔始祖)之茔墓遂葬于扎佐南门之外。入黔一世祖丁忠海,二世祖丁南惠,三世祖丁宁能。到七世祖时,始分为五个房族,由此分支各地。一支留在扎佐原籍,一支分到云南南门,一支分到织金县牛场,一支分到遵义。惟我本支(即后裔为丁国臣这一支)分到贵阳属马场马堡五街居住,从此各奔前程,自立门户。”

又据丁氏《济阳家谱分卷》记载:“乃至清朝咸丰统御织金牛场之方,讳宝桢丁公保(丁宝桢)是也。威镇(震)成都,官封制台,真乃半朝天子,无不称贤。遐哉,五虎元臣,俨然可畏。当是时,名魁虎,门庭增阀阅之光;身占鳌,率吐华歌之祝。风云交会,喜气朋良。赤子苍黎,莫不沾恩戴德;一支九族,谁不爱恤尊亲。迨至我祖时祚,身任农官,龙泉设局,孰不称贤。吁,自古英才,难以枚举。原我始祖籍启江西宁江府朱氏巷大桥头,今系吉安府水县地名马头村。族大八房金玉美,壎篪伯仲,即号为家。其后宦四川富顺县作宰,由创业于大巷沟小城桥,然而择居丁家沟丁家坝等地躬抚养,辞宦迁移,率八房入籍于泸州大田角八处分支。儒发祖于川南水落籍,仲伯祖于阳久台丁家村落业,万璋祖于新铺丁家湾落业,丁鳌祖于江津落业,丁兴祖于桐梓丁家台落业,丁芳祖于绥阳郑场落业,奉清祖于正安白水落业,丁祖顾于铜仁府思南关外地名泥溪沟落业,此乃我八房之落业根由矣。其下房房发达,分居祖国各地。惟我儒发祖朱氏所生四子,长房丁尧,陈氏乃于川南黄连坪石榴坪落业;二房丁鸾,聂氏于白岩下落业;三房丁腾祖于织金牛场落业。四房丁奉于湄潭县落业。我房系属腾祖(丁腾)之后裔。明末间,我三世祖丁宗海迁于扎佐住居数代,清朝中期迁马场地名马普(堡)落业。至于今,枝繁叶茂,房房瓜瓞绵绵;松子兰花,户户螽斯蛰蛰。挥毫染翰表不尽。”

以上记载可知,马堡丁氏与织金牛场丁氏系同一支系,与丁宝桢同宗,都是三房丁腾的后裔。

文姓,入黔始祖文来富,原籍江西吉安府林远县珠子巷。赵姓,入黔始祖赵来著,原籍山东济南府苦竹坝杀猪井。文、赵二公于洪武十七年(1385年)奉旨调北征南入黔。因二公生前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二人均亡于马堡十街(即贵州前卫左千户所的第十个百户所)。按照二公生前的遗嘱,文来富、赵来著二公去世后,文、赵二姓的后裔将两位入黔始祖同葬一墓,并同立一通墓碑作为纪念,供二姓子孙共同祭祀。墓碑碑眉为“来黔始祖”,正中为“文公来富、赵公来著之墓”,楷书。

俞姓,入黔始祖俞亮伟,原籍江南凤阳府安丰县(今安徽寿县)。洪武十四年(1381年)随汪姓入黔始祖汪公(汪胜保)一道入黔,住贵阳红边里马堡八街(即贵州前卫左千户所的第八个百户所)。

俞姓入黔始祖俞亮伟墓碑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元泰定皇帝同父异母兄弟铁木见,元世祖忽必烈曾孙的九个儿子一女婿(姓金),一起逃至四川泸州衣锦乡凤锦桥时,决定分散逃跑。分手时,为了安全,大家将铁姓改为俞姓,并将蒙古族改为汉族。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凭据相认,拾(十)人联诗一首,后由汪公(汪胜保)带祖俞亮伟来贵州贵阳红边里马堡八街居住。

诗曰:

根据史料记载:铁木见,元成宗铁木耳之族弟(忽必烈幼子铁蔑赤之子),被封为南平王,驻守河南江北行省(元朝时的河南江北行省包括今河南、湖北及安徽、江苏两省北部)。铁木见是忽必烈之孙,亦是成吉思汗的第五世孙。铁木见到河南后,渐从汉俗以铁为姓。铁木见共有九子一女,分别名为铁秀一、铁秀二、铁秀三、铁秀四、铁根五、铁根六、铁根七、铁根八、铁根九、铁根十(其女婿),这九子一女婿即是铁改余姓(及俞姓、于姓)的始祖。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一带爆发反抗元朝麵统治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经过十几年的斗争,元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当时铁氏九子一婿都在河南江北一带围剿红巾军,失败后聚集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以观后变。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接着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逃往漠北。铁氏九子一婿由于北归路被切断,为避灭门之祸,九子一婿及家属、随从等380多人仓皇南逃,行至肥河边因同行目标太大,便决定改姓换名各自逃命,这时忽见河中鱼跃,大家便相约改铁为余姓,含有元朝余留、剩余,又取鱼字谐音之意。

元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东路蒙古不花元帅玉里伯牙吾·铁木耳,为蒙古尼伦部首领,源出古老的奇渥温部(乞颜部),后为元朝的敕赠两平王(武平王、南平王)。其侄子迭儿列斤·燕铁木耳、迭儿列斤·撒敦,以及孙侄子迭儿列斤·唐其史等,均为元朝丞相,家族中还出了一位皇后玉里伯牙吾氏,因此在元朝晚期显赫一时。

玉里伯牙吾·铁木耳共生有九子一女,在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继位后,元朝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侄子迭儿列斤·燕铁木儿与巴邻·伯颜两大丞相家族手中,两派斗争激烈,后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发动政变,被巴邻·伯颜乘机铲除。在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受到“铁腕太师”巴邻·伯颜势力的打击而失势后,族人退出政界,举族返回其封地江南凤阳府安丰县。在元朝末期,该家族为躲避红巾军起义的杀戮,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其后代取原姓首字“玉”的谐音,分别更姓为余氏和俞氏,其扈从和家丁则更姓为于氏,这在姓氏学史上通称为“铁改余氏”。现玉里伯牙吾·铁木耳家族的后裔俞氏子孙,广泛分布在今四川、安徽、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江苏、江西等地区。

俞姓入黔始祖俞亮伟墓碑上关于俞姓源流的记载与史料记载相符。墓碑与史料记载告诉我们:现居住在乌当区境内的俞姓和余姓家族,其祖先均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铁木见的后裔,原为蒙古族,铁姓。后来,元朝灭亡后,为了逃避战乱,便将蒙古族改为汉族,将铁姓改为俞姓或余姓,并随调北征南明军入黔,驻军屯垦,定居乌当区境内。

程姓,入黔始祖程胜,字宝芝,原籍江西。洪武初与俞姓入黔始祖俞亮伟一道随汪姓入黔始祖汪胜保入黔征战,后定居贵阳红边里马堡八街(即贵州前卫左千户所的第八个百户所)。

程姓入黔始祖程胜(字宝芝)墓碑记载:程,古邑名,今陕西咸阳。东周宣王封大司马于程,因以为氏。后有的迁往江西。明初被征役到贵州者,是为来黔始祖,迄今已有600余年,传23代。现积、善、庆、余、茂五世同时众多子孙共议,何以为悼,特立碑为祀。

因俞、程二姓入黔始祖俞亮伟与程胜二人,生前同生死、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按照二公生前的遗嘱,他们去世后,俞、程二姓后裔便将二人的遗骨同葬一墓,各立一面石碑作为纪念。


[1] 惟:同“唯”,下文相同情况不再注释。

[2] 先君以甲午三月初二日辞世,先君甲午辞世,经今辛丑,已七年矣。

[3] 先君患风症,舌本不柔,故不时自语。

[4] 枝(张凤枝)每至冬解馆归,辄寒夜课读。

[5] 糊口六年俱在开邑(今开阳县)地,枝(即张凤枝)自舞勺时出外就傅,至游庠时整十年矣。

乡愁故履:乌当人文历史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