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血雨腥风 中流砥柱

在乌当这片享有“黔中秘境”之誉的土地上，曾经留下过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战斗的足迹，曾经写下过革命志士们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篇章，曾经发出过埋葬蒋家王朝的呐喊，这些，都令我们永远缅怀。

一、红色足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进行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剿，经湖南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1月初，红军到达遵义，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四渡赤水、血战娄山关、二进遵义城等一系列胜利。为摆脱敌人重兵压境的不利局势，党中央决定实施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的战略。

4月3日，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的红一、红五两个军团组成的左路军强渡天险乌江成功后，经开阳县的白马到修文县的六屯，直插开阳的青禾等地后，进入乌当境内的马场；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组成的右路军从息烽县的石硐到修文的葛马分兵两路，主力部队又经开阳的王车等地进入羊昌镇黄连、马场，与红一、红五军团和另一支从修文境内往新场、羊昌的红军部队在百宜会合。

4月5日，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在百宜与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二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就是著名的“百宜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敌人在英勇红军的狠狠打击下损失惨重，红军也有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而长眠在百宜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百宜战斗是红军执行毛泽东佯攻贵阳、牵制敌军战略战术取得胜利的一部分。红军采取“边打边卫”的战术，既保证了主力部队的继续前行，又牢牢地牵制着当时亲自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实现了中央红军取道云南，巧渡金沙江入川北上的战略目标。

除中央红军长征穿越乌当境内外，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完成了湘黔边境牵制敌人的战斗任务后，从贵州的石阡，转战余庆、瓮安、福泉，经贵定、龙里分兵两路直逼贵阳，1936年1月进入乌当的偏坡、下坝、水田、新堡、羊昌、新场、百宜等地。红军每到一处，都向广大群众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战的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受各族人民的欢迎。红二、红六军团在途经乌当境内时，没有与敌军主力部队发生较大的战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路上较为顺利地通过。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乌当，使乌当人民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支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队伍。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和在乌当留下的红色足迹，将永远印记在乌当这片热土上，永远印记在乌当人民的心中。

二、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华北。日寇的铁蹄踏碎华夏大地的半壁山河，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处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省府贵阳也于1939年2月4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贵州省工委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人口高度集中的省城贵阳，决定将人员聚集的学校、文化社团疏散转移到近郊农村。是年初春，同时转移到乌当的（即现在的东风镇）有贵阳中学、贵筑中学、筑光音乐会、沙陀剧社等学校和文化社团。贵阳中学和沙陀剧社、筑光音乐会被安排在乌当堡子、后所，贵筑中学被安排在洛湾。

这些学校和文化社团转移到乌当后，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教学和文化社团工作的正常进行，省工委根据抗日救亡宣传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学校党支部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对抗日救亡宣传的领导作用。党支部通过调整后，战斗力得到了加强，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充分利用地处城市近郊农村和学校学生自治会是合法组织等有利条件，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和开展宣传。在校内成立了以进步师生为主体的歌咏队、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绘画研究会、木刻会等组织。在校外，利用农村赶场天，组织各文化艺术社团，编办《星火》专栏墙和文艺演出。题材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既报道了抗战前线的胜利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又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夺取抗战全面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39年春，转移到洛湾的贵筑中学的进步教师们，利用历史和地理课向学生们讲述地大物博的祖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历来有抵御外敌入侵、赶走侵略者的光荣历史；剖析了“西安事变”真相，鼓励有热血的青年学生投身于抗战中，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奉献青春和热血。贵筑中学在洛湾时期，同学们争先阅读《大众哲学》《新经济学》，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文章和苏联进步小说。通过阅读这些革命书刊和进步书籍，同学们的思想境界放得更开阔了。

秦天真（中）与高言志（右）、张震声（左）

在抗战处于最严峻的形势下，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及所属贵州地区的部分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委员刘茂隆等19名同志，在贵阳相宝山和大公巷相继被捕。省地下工委按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决定由高言志（乌当北衙人）安排，将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省立一中党支部书记徐健生等转移到北衙寨高公馆（系举人高廷瑶在农村的住宅）隐蔽。上述同志在北衙寨隐蔽数日后，高言志及进步苗族青年唐植民（北衙寨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大家安全转移到贵阳宅吉坝隐蔽点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高言志任中共贵阳县委委员。省工委决定，由秦天真、高言志、唐植民组成贵阳苗夷委员会，把抗日救亡活动开展进当地少数民族之中。高言志、谢凡生等创作的新剧《送郎打日本》在乌当、北衙等地演出，并在贵阳民教馆公演；重庆“通俗读物编剧社”将话剧剧本发行成单行本。这一剧本和以剧本为题材的演出很受广大民众欢迎。

1940年7月，思南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经省工委决定，转移到乌当境内羊昌镇黄连民族地区的地下党三名党员，成立以邵冠群为支部书记、肖世平为组织委员、戴恒兴为宣传委员的中共黄连临时支部委员会。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年书写的大型抗日标语，至今还有一幅保存良好，内容为“还我河山”。

三、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老巢南京宣布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盘踞在中南、华南广袤大地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五兵团和四野的部分部队，开始向蒋介石统治集团视为大后方、企图作为东山再起基地的大西南贵州推进。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

处于黎明前的山城贵阳，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国民党特务四处横行，肆意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开展有效斗争，避免敌人的抓捕和党组织再受到破坏，中共贵州省工委及所属党的组织，不断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领导贵州各民族人民开展巧妙灵活的斗争，有效地保存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为迎接贵州贵阳的解放积蓄了革命力量。

在迎接贵阳解放的斗争中，乌当的优秀青年中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如1949年11月1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贵阳沙河桥的年仅21岁的金芳云等，他们在新中国黎明前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献出宝贵青春和年轻的生命。他们不愧为贵阳人民的优秀儿女、乌当人民的骄傲。

四、革命烈士金芳云

金芳云，女，汉族，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云锦村小龙井组人，生于1928年9月30日，1949年3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金芳云

金芳云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有兄弟姐妹六人。小学就读于小龙井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洛湾小学读了一年高小。因父母封建思想浓厚，以“姑娘大了不便外出，家中缺少帮手”为由，不再让金芳云进中学读书。在万分焦急时，同学毛祖坤极力劝说其父母，金芳云才得以继续读书。

1942年，聪明勤奋的金芳云在小学没有毕业的情况下，跳级考入贵筑中学。在贵筑中学就读期间，金芳云常与几位要好的同学聆听有爱国思想的青年教师聂江林讲述中国历史，逐步懂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史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决心奋发读书，立志报国。

1944年，金芳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读书期间，她除完成规定学业外，还到处借来《新生》《毁灭》《家》《春》《秋》和《子夜》等进步文学书籍认真阅读。她常对同学们说：“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一个女孩子能有读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今天的我们，更要珍惜读书岁月。我们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便于以后好好为民族富强、国家建设作贡献。”每当谈到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国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濒临灭亡时，金芳云往往一跃而起，义愤填膺地抨击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在这期间，她曾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营救刘瑞琪和掩护金宗舜安全转移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要选派一批青年到解放区去锻炼。因金芳云不在选派之列，于是她强烈要求同去，后经组织反复解释，她才决定留在贵阳从事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宣传活动。

1947年夏，金芳云女师毕业后到贵阳实验小学任教。1948年初，党组织在郎岱、织金、关岭一带组织农村武装暴动。金芳云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贵阳负责与郎岱同志的联络工作。1949年初，她参加地下党设在猪市巷（今复兴巷）“神仙洞”联络站的工作（联络站设在一间破烂房屋内，同志们将其戏称为“神仙洞”，并以“神仙洞”作为联络点的代号），负责直接与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单线联络。

1949年3月，“神仙洞”被敌人发现，金芳云与联络站的姐妹们按组织安排撤离“神仙洞”。同年7月9日深夜，金芳云被国民党便衣警察以查户口为名抓捕，并将她与其他被捕的同志关入中山公园监狱。敌人对她进行反复的严刑拷打，企图从她口中掏出“张老板”（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下落，但坚强的金芳云没有说出半个字。敌人的企图落空了。在监狱放风时，金芳云机警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要坚强。敌人很残暴，给我用了撬杠，用弹壳夹我的手指。我确实痛苦难受。任凭敌人如何酷刑拷打，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她勉励同志们：“要记住大哥（张立）的话：宁愿牺牲自己，决不出卖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市政府妥善地掩埋了金芳云的遗体。后又由她的亲属把她的遗体迁葬到其故土小龙井。乌当区人民政府为金芳云烈士树立了纪念碑。

附1：人物

高昌适

高昌适（1891—1958年）字可亭，20世纪30年代文笔街高家花园的家长。清末民初，他接受新学，进了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高昌适在那里接受了民主革命新思潮。毕业回黔，曾任贵州省兴义、关岭、安龙等县县长和安顺专属秘书长，但是他对仕途看得比较淡泊，被家族公推出来掌管高家庞大家业后，辞官回家，当一名贵州省参议员，兼救济院院长。他交游广阔，往来皆达官商家、学界名流。

高昌适老成持重，社会经验丰富，在贵州军阀轮番争权、抢夺洗城时期，应付得当，使高家幸免于难，屹立不倒。他对年轻子弟追求光明进步，深怀同情，暗中支持庇护。更凭高府有利的社会地位，成功地使高家花园成为中共贵州地下党长期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和据点。他不仅支持地下党活动，而且还两次出面营救其堂弟、地下党高昌谋出狱。对他的儿子高言善、侄儿高言志等参加贵州地下组织，不仅不加干涉，采取默认与支持态度，而且明知贵州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常住高家，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暗中予以庇护。

高昌隆

高昌隆，字自约，高昌适的同胞兄弟，国民党要员吴铁城的亲信。1932年，吴铁城任上海市市长时，高自约任市政府秘书。抗战期间，吴铁城坐镇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他为机要秘书。高自约虽身为高官，但个人操守极严，生活异常俭朴。对友侠义厚道，人有所求，每尽力相助。他曾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身份，长期掩护地下党员严希纯（贵州籍早期共产党员，长期在华侨中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家计量局局长、中国致公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

1945年，郭沫若日籍夫人在东京时，高昌隆与同僚黄苗子，通过吴铁城给国民党驻日军代表团发电报，设法保送她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约任贵州文史馆馆员，负责调查编写贵阳地区文物史绩。1958年，负责撰写贵州沿革建制，日夜操劳，在初稿完成之日去世。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对高自约历史调查结论是：“高自约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党机关做事时，曾多次利用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表现进步，对革命有贡献，系爱国进步人士。”

2003年，高自约之子高言经先生编印了他父亲遗诗《耻躬堂残稿》一册。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在序言中写道：“自约先生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世纪上半期，读书于贵阳、上海、南洋各地；在宁、沪、穗、渝的民国政府作过官；经历过国内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岁月。先生见识高远……留下的诗稿400余首，起自1928年，止于1943年。15年间国家多故，政坛复杂，人事沧桑，自约先生诗中依稀可见斑斑史迹，读来令人深思。”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高自约有着自己的为人准则，他不因职业的政治分野，’忘却友谊与人性；不因个人利害得失，而泯灭良知。因此，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写诗悼念他的亡友、中共党员、1927年“四·一二”就义于南京雨花台的文雨农烈士。他的长诗《哀亡友雨农君》写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民国十七年（1928年）元月十六日中宵危坐续成”，情真意切，有句如：“嗟嗟若人纷长往，苍茫四顾增凄惘。叹逝诚抑良友怀，窥国难遣真才想。潢池窃弄滋漭沧，万骨云枯毋乃狂。”读之令人感慨。

高昌华

高昌华

高昌华是左翼积极分子、教授。1935年去广西梧州大学读书，曾作为贵州地下党的联络员，先后帮助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安全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工学院教授、省人大代表，参加民盟。“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被迫自戕，终年55岁。

高昌谋

高昌谋，中共地下党员，烈士。1934年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怕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投身革命工作，两次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1950年5月13日，被国民党残余武装残杀，时年36岁。高昌谋与徐健生是同学，徐健生常出入高家花园，与高家有50年交情。李骥（原中联部办公厅主任）当年由思南逃出时，在贵阳也全靠高昌谋接待安排。

高昌国

高昌国，1927年在上海就读于南洋中学时就加入中共南洋支部，由于几次学生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于是，南京政府下令解散学校，高昌国北上，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毕业后一直服务于军界，官至上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赶下乡劳动，受尽折磨，坏了一条腿。

高言善

高言善，高家花园当家人高昌适的儿子，贵阳解放前夕“双十一”惨案烈士。生于1928年，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抗日救亡革命思想教育，是贵阳中学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主办《学声》进步校刊。1948年考入贵州大学外语系，1949年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从事革命活动，7月19日被捕，11月11日牺牲于贵阳。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高家亲属从沙河桥挖出高言善的遗体，安葬在东山墓地。

1934年至1941年，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曾是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所在地，北衙寨鬲公馆则是地下党的一个隐蔽点。1939年日机“二四”轰炸贵阳后，高府曾疏散回北衙寨。高言善父亲高昌适是高家花园的家长，开明士坤；其叔父高昌谋是贵阳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50年5月13日牺牲烈士）；其堂兄高言志是中共贵阳地下县委青年委员（解放后任贵州省财政厅顾问，离休后1986年病故）。他们的革命活动，带动了高言善的进步。

高铭锜

高铭锜，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进步人士。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高铭锜积极为党工作，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过秦天真等中共贵州省委早期领导人的夸赞和表扬。1949年后，高铭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任教于贵州畜牧学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平反昭雪，重回贵州畜牧学校工作至退休。

2009年5月，高铭锜先生去世，享年90岁。

附2：文化遗存

百宜红军烈士陵园

百宜红军烈士陵园距离乌当区百宜镇政府约一公里，紧邻百宜至羊场道路西边，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占地面积10104平方米，北面为林区，自然景色迷人，最高处建有纪念碑及悼念广场，南面为管理用房及集散广场。

1935年，长征经过乌当的中央红军右路军途经百宜过拐九至龙里。红军部队驻扎百宜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军吴奇伟部队尾追而来，在徐家院用迫击炮攻击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军阵地，红军奋勇还击，与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长达六小时的激烈战斗，向追至关明的国民党中央军猛烈射击，当即打死敌人多名，阻住敌人进攻。红军完成掩护任务后，在经后山过拐比到拐九的撤退中，有两位红军战士在街后的苞谷地被敌人迫击炮击中，光荣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他们就地掩埋的尸骨移至山顶埋葬，并立碑纪念。

1998年，百宜乡党委、政府又将他们的墓地迁至他们生前浴血奋战的阵地区。2007年，由乌当区民政局承办修建的百宜红军烈士陵园竣工，红军坟迁至今烈士陵园内。现为中小学举行入学、入队、入团、成人宣誓等仪式提供了场地和服务，并成为乌当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百宜红军烈士陵园

百宜乡的红军标语

百宜红军指挥部旧址

新场红军烈士墓

新场红军烈士墓墓主为张德龙。张德龙，男，贵州省惠水县人。中国工农红军二军团战士。1936年2月3日被国民党伪乡长罗明煊等人杀害于新场镇王坝村小桥龙家大土半坡，抛尸于岩洞内。后安葬于乌当区新场镇新场村上街村民组红军山。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向贵州的黔西、大方、毕节地区挺进，路过乌当区境内。1月30日，红二军团分成左右两支队伍分别从龙里县的苦竹塘和上谷耳两处进入乌当区下坝乡的喇平和红岩等地区，经下坝乡的龙井田、大堡、长坡岭和新堡布依族乡的白水河、香纸沟、河湾等村寨，两支队伍在新堡布依族乡的马头寨一带会合。当晚宿营于新堡布依族乡的新寨、新堡、大寨和水田镇的董农、台子、湾子寨，以及新场镇的街上、王坝、大珠、小珠等村寨。31日从宿营地出发，分多路经新场镇的岗岗寨、达古、尖山等村寨出乌当区进入修文县境内。红军队伍途经乌当区新场镇往修文扎佐行进时，张德龙因患火眼病及伤口感染恶化，加之感冒发烧，病情严重，不能随大部队一道前进。部队把他留在新场镇王坝村多罗寨贫苦农民蒋兴发家治病养伤。红军首长派人给了张德龙一点治病的钱，还留下自卫枪一支，部队就继续前进了。蒋兴发的妻子才生小孩十多天，身体很虚弱，张德龙不顾自己的病重，将所得的钱给了蒋兴发，要他拿去买点油肉给其妻子补养身体，蒋的妻子很受感动，就亲自挤自己的乳汁给张德龙洗眼睛。蒋兴发一家对张德龙关怀备至，亲如家人。

不幸的是，张德龙在蒋兴发家只住了不到三天，就被罗明煊等人杀害。曾经当过袍哥大爷、国民党的保长、乡长的罗明煊，新中国成立前仗势欺人，拉兵派款，敲诈勒索，残害人民。当他得知他的佃客蒋兴发家来了一个红军并带一支枪时，立即纠集几人在其家中密谋策划，杀害张德龙。2月3日晚上，罗明煊一伙闯入蒋兴发家，逼红军战士张德龙交枪。张德龙斩钉截铁地说：“要枪，除非人死枪亡。”话刚说完，罗明煊的一个帮凶趁张德龙不备，就把他反手抱起来，罗明煊趁势就把枪夺过来，另一名帮凶去解下张德龙的子弹袋后，就把他捆起来拖出蒋兴发家。在他身上搜出壹拾贰元伍角钱后，罗明煊就朝张德龙的腿打了一棒，并拖到岩背后对准张德龙开了一枪，张德龙高呼三声“共产党万岁！”罗明煊一伙见张德龙没有死，又回到蒋兴发家找到一根大木棒，把身受重伤的张德龙捆抬到小桥坡上，罗明煊穷凶极恶地又对张德龙开了第二枪，残酷地杀害了这位红军战士。烈士的遗体被抛于山上放了一整天，被放牛的人发现。罗明煊一伙怕事情败露，于4日晚，将烈士的遗体抛于小桥龙家大土坡的岩洞内。

1968年10月，群众检举揭发了罗明煊等人杀害红军的罪行，并将其逮捕。张德龙的遗骨由王坝村群众安葬在新场镇新场村上街村民组山上，该山也改名为红军山。

1968年10月25日，新场公社王坝大队群众在张德龙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碑眉上镌刻着毛主席《七律·长征》诗，碑文叙述了烈士牺牲的经过。中共乌当区委、区人民政府组织了全区各单位部门的干部职工、中小学师生、各族人民群众共两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召开了“红军烈士张德龙追悼大会”，这是新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一次集会。1970年5月10日，贵阳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在贵阳召开有20多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审判杀害红军的凶手罗明煊，当天下午四点，将罗明煊押到新场红军烈士张德龙坟前宣布罪行后，押回龙洞堡刑场执行枪决。红军烈士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了慰藉。2007年，新场镇人民政府为张德龙墓重新立了石碑。原碑移立于墓侧。

现在，每年的清明或是其他节日期间，区、乡机关部门的干部职工，学校老师和学生，广大党员青年，都要来这里扫墓，上特殊党课，过团日队日，缅怀革命先烈，决心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共黄连临时支部旧址

中共黄连临时支部旧址位于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村三教寺的大石岩壁处，山岩石壁上的抗战宣传标语“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醒目可见，标语下面矗立着“中国共产党贵阳市第一支部委员会旧址”字样的纪念碑，右侧的一大块石碑上刻有黄连临时党支部的简介。

黄连村是一个掩映在群山峻岭、苍松翠柏中的布依村寨。寨内有100米落差的落水潭瀑布，有1400年左右风姿各异的古银杏树，有由翠柏、沙棠、枫树、青杠组成的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古树群，还有青瓦木楼处处凸现布依民居风格的农家小院；这里还是1940年中共地下组织建立的临时党支部所在地，至今还留有他们当时书写的“还我河山”标语。

黄连村“中共贵阳市委第一支部”旧址

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7月，中共思南县地下党支部遭国民党破坏，在敌人穷追不舍的紧迫情况下，贵州省工委安排中共地下党员邵冠群（又名邵纯）、肖世平、戴志纯转移到贵阳，经中共地下党员唐植民介绍到今乌当区辖地羊昌地区（今羊昌镇黄连村）黄连小学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隐蔽下来。之后，即建立了中共贵阳黄连临时第一党支部，邵冠群任支部书记，肖世平为组织干事，戴志纯为宣传干事，及时开展相关地下工作。他们一边教书，教学生唱抗日歌曲，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一边组织进步青年教师、青少年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利用晚上时间走村串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形势等。一时间，《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抗日救国的革命歌声，唱响黄连村的村里村外；黄连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寇，反内战”火炬游行活动；进步书刊、革命言论、行动纲领，很快进入寻常百姓家……

1941年，地下党支部在学校的岩壁上写下了两条激励人心的大标语。一条为“当兵去打日本鬼子”，由于这条标语写在较低的石壁上，经多年风雨侵袭，加之人为触摸，现已看不见当年书写的内容。另一条“还我河山”，因写在悬崖绝壁之上，故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1941年5月，临时党支部被国民党当局发现，邵冠群被反动当局撤销黄连小学校长职务。为避免反动派围剿、追杀等血腥镇压，邵冠群等人被迫离开。黄连临时党支部停止了活动。

铭记历史，离不开那些唤起记忆的遗址。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村的深山峡谷中，至今仍留存着当年抗击日军的标语，它们是这片土地抗击侵略的历史见证，成为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场可农红军文告

1983年8月，在新场可农端公冲，62岁的布依族老人罗庆忠，献出了一张珍贵的红军文告——《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这张工农红军长征途中遗留下的珍贵历史文献，是1935年在湖北咸丰、宣恩印刷的。1936年初，工农红军二军团过境时，从湖南带来贵州散发的，罗庆忠之父罗绍兰在可农竹纳寨拾得。

罗绍兰是一个私塾先生，他认为这张文告极为重要，带回家中珍藏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再三嘱咐罗庆忠：“这张文告很重要，很有价值，其他的书我都烧了，就剩这张文告，要把它保管好，一定要保存下来，今后政府会有用处的。”罗绍兰老人1978年因病逝世后，罗庆忠就遵照父亲的教导，精心保存。47年来，这张文告无一处破损，保存得十分完好。

198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地方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党史征集小组的通知，罗庆忠老人听党的话，怀着对红军无比热爱和崇敬的心情，按照父亲生前的愿望，献出了自己父亲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广大地域，历时不短时日，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革命文物。红二、红六军团印发的文告，尚属首次发现。文告内容丰富，保存完好，是难得的重要革命文献。文告本身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相互配合、互相联系着的一个整体，因此，红军虽然经历了若干艰难曲折，终于迎来了三大主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向全世界宣告红军都是英雄汉。文告全面、扼要地提供了当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是一份研究红军战争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罗庆忠父子，收藏这份文告，历时47年之久，对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明了红军长征影响之深和人民群众对红军至深至诚的爱戴程度，红军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幸福的开始。

今天，在乌当区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当年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各族人民群众正沿着红军开辟的长征之路，迈着雄健的步伐在新长征的大道上奔驰。

附录：《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文告内容

工农群众：

最近我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连续消灭了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的主力数十团，缴获步枪两万以上，轻重机枪壹百余挺，大炮数十门，俘虏官兵两万余，开辟了川康广大的新的苏维埃区域。中央红军胜利的发展，配合着全国红军特别是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以及全国千百万工农群众抗日反蒋的斗争，将要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推翻全国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发展中国苏维埃新的局面。

卖国罪魁蒋介石在我们红军胜利的面前发抖了，蒋介石不但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领土，现在又正在与日本强盗计划将华南划为“中日亲善区”，实际上准备将华南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换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帮助，继续向着全国抗日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做新的绝望的进攻，企图阻止中国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与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使整个中国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何等的痛心啊！

工农群众！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蒋介石无耻的媚日卖国，使得中国亡国之祸已经威胁着全国的广大民众。要想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中国的广大群众。在中国红军的胜利面前，一致动员起来，消灭媚日卖国的蒋介石，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因此工农群众必须：

（一）踊跃报名当红军，帮助红军作战，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准备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作战，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二）加入抗日大同盟，组织抗日义勇军、赤色游击队武装收回东北和华北，开展中华民族武装自由运动，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和领土完整。

（三）组织赤色工会和农会没收豪绅、地主、卖国贼的田地财产分给贫苦工农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工农群众！在目前深刻的民族危机中，相信全国爱国战士及广大群众具备着武装挽救祖国的热忱，必定能够一致起来实行武装抗日反蒋的神圣行动，以配合红军的胜利，打倒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

我们高呼：

红二军团政治部印

附3：其他

《高廷瑶与高家花园春秋》著述摘要之一

秦天真：论高氏的历史功勋

199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中共贵阳市委曾在高家花园旧址召开纪念会，出席会议的有秦天真、吴实、惠世如、金风等省、市老同志，及李万禄、赵西林、廖海波、刘也强等当时的市领导。秦天真在致辞中说：“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30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适）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锜等。”

《高廷瑶与高家花园春秋》著述摘要之二：

冯飞：我和“九爷爷”高铭琦之交往片段（节选）

大约是这年（1992年）夏天，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当时新天寨镇的副镇长高言义先生。贵阳高氏的字辈，是“大廷以培铭，昌言师汝锡，怀德乃龄修”。据高言义介绍，他是高氏第六代孙。

在高先生那里，我还得知有个叫“高铭琦”的老人不顾年迈，正组织族中有识之士四处奔走，共同修纂《高氏族谱》。同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贵州有本古籍叫《宦游纪略》，作者是高廷瑶老人。记得高先生乔迁新居那一年，我和他的亲朋好友前往祝贺。于是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高铭琦老人。高铭琦老人是高廷瑶的第四代嗣孙，同时，他也是家族里公认的族长。

位于贵阳文笔街的高家花园

高铭琦老人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高家“铭”字辈中排行老九，属高言义的爷爷辈。为口头方便，我也随高言义称呼他“九爷爷”。

记得当时，九爷爷还就祖宗崇拜和孝文化有过一段精彩评述。他说：“家族是构成国家的主要元素，家族文化即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不可丢弃的魂魄。如果有一天，敌对势力要消灭我们中华民族，他首先会颠覆我们的祖宗崇拜。孝文化、祖宗崇拜，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内涵。民族文化要是被颠覆，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啦，人心也就散了！当亡国奴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啦！”

记忆里印象最朱的，是九爷爷和我的最后一面。2008年10月17日上午八点半，我突然接到九爷爷的电话。我说：“九爷爷，你早！”老人说，今天我确实早，我都已经出门了。原来，九爷爷已经来到了我家附近的十字路口！我匆匆下楼，一路小跑直奔离家不远处的十字路口。这天，九爷爷穿着一套干净而有点泛白的中山装。一见我，老人就双手抱拳笑道：“没有提前通知你，打搅啦！”

我受宠若惊般自责道：“真是罪过……劳驾您老人家亲自登门造访！如此老少不分，礼数颠倒，当晚辈的怎么受用得起啊！”

“小冯，我曾经说过，希望你以高家花园为题材，再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今天我是践行承诺，专程给你送资料来。希望你好好研究，可能对你有所帮助！”老人说着，把一只沉甸甸的塑料袋递给了我。打开袋子，里面全是书刊资料。其中既有高廷瑶的著作《宦游纪略》、高旭的著作《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亡——贵阳高家花园历史》，也有学者刘学洙撰写的《高家花园春秋》和王尧礼撰写的《折狱能手高廷瑶》。那天，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临近中午，九爷爷起身告辞。我问他为何如此匆忙？老人说：“你不要多心哈！其实我是偷跑出来的。等会姑娘、女婿知道了，又要害他们四处寻找，担惊受怕。”我听了这话真是左右为难、哭笑不得，但又不敢挽留，于是，我小心翼翼搀扶着老人下楼，向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走去。

陪九爷爷等出租车时，老人语重心长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每个生命，其实就是一段简单的行程。一路走来究竟会遭遇什么？究竟会看到些什么样的风景？谁都无法预测。我这一生有点荒唐，国民党的监狱我坐过，共产党的监狱我也坐了。要说受点委屈，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说说笑笑不就过去了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得出，老人这是安慰和鼓励我。

过了半年多，九爷爷突然驾鹤仙去。年逾九旬的高铭琦老人，这次他真的走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老人给我最后的告诫，也是一种特殊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