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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所属图书：《贵州民族艺术简史》 出版日期：2014-12-01

第一节 概述

一、民国时期的抗日救亡艺术

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成立，战事频繁，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频率不逊于过去的任何一个年代。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在这时代激流中也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艺术都充当着风向标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宣传画的绘制，抗日歌曲的创作与传唱，均体现出艺术为主流活动服务的社会功能。

在这段动荡的年代里，由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贵州，虽然其文化艺术总体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之一的书画艺术，还是沿着传统的脉络在发展变化着。

1.音乐舞蹈

贵州自近代教育兴起以来，中、小学都开设了音乐课，教授简谱、五线谱知识，教唱新的歌曲。当时主要使用的乐器是风琴和口琴，还有民族乐器。一些到外地求学归来的教师，也在学生中传播舞蹈艺术，作为课余活动的内容，并在集会时进行表演。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歌咏或舞蹈都限于在学校中进行，推向社会则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音乐蓬勃发展，各地先后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歌咏团体，活跃在贵州城乡，使音乐成为动员群众、振奋军心民情，打击敌人的一个锐利武器。聂耳、冼星海、麦新、黄自、刘雪庵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都通过各歌咏组织广泛传唱开来，或成为开展各种救亡活动时的必唱曲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革命歌咏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有筑光音乐会、大夏歌咏队、沙驼话剧社歌咏队。

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成立了“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歌咏队”，并进行街头宣传，演唱抗战歌曲。贵阳地区的大中学里多数建立了歌咏组织，其中有的歌咏队在贵阳有较大名气，如大夏中学歌咏队，在声乐和器乐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经常参加社会演唱。

在贵阳，还有贵阳市政府歌咏队、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歌咏队、三青团贵州支团部歌咏队、三青团贵阳第二分团歌咏队、贵州行政干部训练团歌咏队、省民教馆民教歌咏队等当时的政府各部门组织的歌咏组织进行抗战宣传。

遵义、安顺、兴义、毕节的音乐活动也比较活跃。在遵义，影响较大的音乐组织是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简称“音教会”）。该会成立于1939年春夏之际，其会员大部分是学校的音乐教师和社会上热心音乐教育的进步人士。音教会首先组织起自己的歌咏队，并在县城13所小学中建立儿童歌咏队，不仅教唱、演唱抗战歌曲，而且还组织音乐工作者自己创作，组织了一次全城性的抗战歌咏比赛，推动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抗战歌曲普及活动，并编印了两本《抗战歌选》及若干《活叶歌选》，选编了聂耳、冼星海，张曙、贺绿汀等人的100多首抗战歌曲，散发给群众传唱。在安顺的音乐团体中，名声较大、水平较高的是“珠江音乐杜”。该音乐社是20世纪40年代安顺地区一个音乐门类齐全的群众文艺团体，成立于1944年，其成员是安顺爱好音乐的人士及内迁安顺的军医、兽医学校部分老师。成立时约40余人，后发展到80余人。音乐社的宗旨主要是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除公演宣传外，还要求社员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展活动，利用节日、纪念日、庆典、会议的机会，上街和下乡进行宣传演出。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音乐工作者和著名音乐家先后来到贵阳，他们有的一边教学一边利用音乐进行抗战宣传，有的举办音乐会，为贵州音乐活动的蓬勃开展做出了贡献。原在广西教书的中共党员魏岩于1940年来黔，在贵州倡导新音乐运动。在贵阳，他在省艺术馆、省基督教青年会、省地方训练团等组织和一些中等学校中开展音乐活动，教唱革命歌曲；在兴义广泛联系兴义中学的教师、邮局和银行职员，利用民教馆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了全本《黄河大合唱》，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44年，马思聪来黔，在省立艺术馆举办了提琴独奏会，历时3天，演奏了许多世界名曲，并着重介绍了他和当时国内其他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贯串着歌颂祖国、鼓舞人民抗战的主题，赢得了贵阳音乐界和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高度赞赏。1946年1月，马思聪又在省立艺术馆举行了一次历时3天的“追悼冼星海音乐会”，规模空前，影响极大。

贵州的现代舞蹈在20世纪40年代前极少开展。1943年，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一行来到贵州，首先在独山县城拉开帷幕，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多个节目。在少数学校中，曾开展过土风舞、踢踏舞等活动，但不够普及，影响也不大。

2.美术

抗战期间美术是比较活跃的艺术门类之一。其中漫画的内容富于时代精神和形式短小精悍，受到各阶层群众的特别欢迎。抗日战争开始后，吴夔任贵阳中学美术教员，他把自己的绘画才能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密切结合，在贵阳南郊倒岩路的岩壁上画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巨幅壁画。壁画描绘了一位义勇军战士手持大刀杀向日寇的形象。他在贵阳开办了木刻训练班，培养了美术爱好者三十余人。他还主持举办了几项影响颇大的抗日宣传画展。

1939年，唐山理工学院迁黔后，在学生中组织了漫画学会，绘制了许多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幽默、讽刺漫画，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进行义卖募捐，收入的2000元全部捐献给前方将士。1942年，浙江大学学生在校内组织成立了全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组织木刻爱好者进行创作，举办木刻艺术画展。1942年10月，他们积极创作和征集作品，在贵阳举办一次木刻画展，以后还在惠水、普定等县举办巡回展览，对普及木刻艺术起到了一定作用。1943年初，浙大学生发起了赈济救灾运动，在遵义举办了为期4天的赈灾木刻画展，展出木刻作品200多幅，收入2000多元。

抗战期间，一些著名美术大师到贵州，也推动了贵州的美术活动。1942年元月，国画大师徐悲鸿途经贵阳，在贵阳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作品200余幅。画展中，他的许多传世名作，大都陈列出来了。最使观众瞩目的，是巨型国画《九方皋》和《田横五百士》。画展的门票及义卖收入全部赠给贵阳力行中学。徐悲鸿在抗战期间曾三到贵阳，在筑期间登门求画学艺者络绎不绝，徐悲鸿放弃休息时间，拿起画笔，现场描绘，给美术爱好者们讲授要领技巧，使他们受益匪浅。据统计，徐悲鸿当时的留筑作品在50幅以上。熊佛西不仅是一位戏剧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画家，1945年，他在贵州省立民众教育馆举行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品达100多幅。最醒目的是由十几幅组成的《棕榈鸡雏》画卷，为画展中神形毕肖的精品，参观者争相订购。国画家宋咏可、孟光涛于抗战时期来到贵阳，在贵阳、昆明、重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宋吟可的代表作有《醉八仙》《苏武》《渔妇晓妆波作镜》等。孟光涛画有《乌江》《黄果树瀑布》《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作品。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抗日时期随浙大迁到遵义并作画。

二、民国时期的戏剧与曲艺

民国年间，在贵州广大农村主要流行花灯戏，俗称“茶灯”或“地灯”，因其来源不同，逐渐形成各具独特风格的东、西、南、北四路花灯。东路花灯受湖南辰河戏影响较深，南路花灯与江西“采茶”“弋阳腔”有密切关系，西路花灯多受昆山腔和弋阳腔的影响，北路花灯与川剧有较多渊源。在安顺地区盛行地戏，它源于军傩，戴面具，在平地上演出。民间还流行着古老的傩戏，以思南、德江、沿河等地土家族最盛，面具古朴、粗犷、夸张、神奇，唱腔为傩坛巫音，有傩坛祭祀仪式、传统小戏和神话大戏两类型。民间还盛行阳戏，以黔北最为流行，它系由傩戏发展而来，但受川剧、湘剧、花鼓、花灯的影响较多，一般不戴面具。湘黔边境侗族地区的侗戏在民国年间颇有发展，创作了不少侗戏剧目，引入侗族音乐，唱腔多用侗语，同时吸收了湘剧、桂剧、彩调和傩戏的一些因素。在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地区，布依戏流传不衰，它以八音坐弹为基础，与广西的北路壮戏互为交流，移植了大量汉族剧目，演唱或纯用布依语或兼用布依语和汉语。

在民国时期，除上述民间戏剧继续流行外，又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话剧的兴起，二是扬琴戏逐渐形成，三是继川剧之后又传入了京剧、评剧、越剧、豫剧、湘剧、滇剧、杂技等。

话剧于1907年在上海开始演出，后传入贵州，贵州由此成为话剧比较活跃的省区之一。率先在贵州演出话剧的是贵阳达德学校，倡导者是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他创作的颂扬明末抗情将领何腾胶的《大埠桥》于1911年11月14日起演出，观者数万人次。早期的话剧称“文明剧”，多用贵州方言，剧中女角由男性扮演，到20世纪30年代才使用“国语”，男女同台演出。达德学校是贵州话剧的首倡者，他们以“对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为宗旨，剧目多取材于中外政治历史事件，宣传科学民主抗日救亡，自编自演，影响很大。早期开展话剧演出活动的，还有少年贵州会、贵州省立师范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等。“九一八”事变以后，贵州的话剧日益发展，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业余话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较有影响的如毕节的草原艺术研究会，贵阳的沙驼业余剧社、青光业余剧社和民教剧团，遵义的铁犁剧社、血痕剧团，安顺的血花剧团，贵定的白刃剧团，还有外地来的孩子剧团、新中国剧社、演剧四队及演剧九队等。草原艺术研究社是共产党员林青等发起组织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成立于1933年，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活动小组。戏剧组排演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火的跳舞》等剧。1934年，该社因当局的高压被迫中止活动。沙驼业余剧社成立于1939年，成员为各学校师生，极盛时成员达100余人，分为七个巡回演出队，影响遍及息烽、清镇、平坝、龙里、安顺、黔西、瓮安、遵义等26个县，剧目多以抗日为主，兼及社会百态，如《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台儿庄大捷》《升官图》等等，其演出为男女同台，用普通话道白，以音乐渲染气氛，并创作山歌剧和方言剧。铁犁剧团和浙大剧团皆是浙江大学组织的，血痕剧团属于中央陆军步兵专科学校政治部，白刃剧团属九十二师政训处，民教剧团系由贵阳市民众教育馆组织，在宣传抗日、推动话剧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外来剧团中，以孩子剧团最为著名，系上海一些小学的学生组成，“八一三”以后由上海转至武汉，经贵阳至重庆，在贵阳、遵义等地作过演出，主要剧目有田汉的《江汉渔歌》、欧阳予倩的《新武松杀嫂》《新儿女英雄传》等。

抗战战胜利后，话剧继续发展，除贵阳的民教剧团而外，又出现了春秋剧社、勤联剧社、青光剧社、实验剧社、青年剧社、遵义业余剧社等剧团。贵州大学、清华中学、达德学校及遵义高中、成城中学、安顺黔江中学等的话剧活动也很活跃。

在清代，从外地传入一种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曲艺形式，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贵州琴书。琴书最初只在士大夫之间流行，文人自娱自乐，到了光绪年间，开始流传于市民中间，在贵阳和黔西、织金、安顺、毕节、赫章、郎岱、遵义、铜仁等地出现了一些以演奏扬琴吸引听众的茶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逐渐移植了《珍珠塔》《西厢记》《琵琶记》等大本曲目，演唱时亦分生、旦、净、丑、末等角色，唱腔形成了板腔体与联曲体共同运用的特殊形式，伴奏乐器除扬琴外还增加了月琴、二胡、三弦、琵琶及箫、笛、鼓等。民国初年，贵州琴书一度衰落，一些艺人辗转流落川滇“跑滩”维生。从1921年起，扬琴戏再度兴起，以茶馆为活动地点，组织艺人演唱。此外，安顺有“合家乐”，盘县有“家庭围桌戏”，黔西有“家庭板凳戏”，以家庭成员为主，邀请亲朋好友参加。1942年，黔西县开设了文娱茶社，主要供艺友学习四川清音和川剧，引入川戏锣鼓，创造了二黄垛板和散板等唱腔，使扬琴戏更加成熟。但因国民党地方当局横加禁止，在抗日战争后期又衰落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受到重视，有关部门收集到的剧本达400～500种，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黔剧。

外地传入的剧种以川剧为最早，清代即在遵义等地流行，逐渐遍及全省。民国初年遵义始有本地票友结社自娱。1919年川剧在贵阳演出。稍后又有四川名角多人相继入黔，1933年开始在贵阳“黔舞台”（后更名为安和茶园）公演，并在贵阳创办了川剧科班“天曲班”，培养了一批本地川剧演员。抗战期间，川剧极为活跃，四川的许多名角都来贵阳献艺，抗战胜利后，川剧班子与止戈川剧社合并，在贵阳“先生馔”及湖南会馆演出。以后又有艺人经营的庆筑川剧院。

京剧最早是1913年开始在贵阳黔舞台演出，邀来了南京的乔玉琴京班。1931年，黔舞台又邀请重庆的乾坤舞台京班演出。抗战期间，贵州的京剧呈现繁荣景象，先后有杜文林京班、杰华京班、厉家班、剑佩评剧团、四维评剧团、管家班等来贵阳演出，推动了贵州京剧的发展。

抗战期间，还传入许多外地剧种。越剧是1946年传入贵州的，由浙江越声越剧团在贵阳首次公演。豫剧又称河南梆子，1946年有精诚豫剧团来贵阳演出，不久离去，后在贵定建立人民豫剧社。1928年开始有杂技班在贵阳演出，1937年上海吉天相魔术团来黔，其后又有龙跃杂技团、李殿富杂剧团、中国飞车旅行团、上海凯旋飞车团、广西周氏兄弟马戏团、马守义魔术团、华侨大马戏团等在贵阳活动。此外，传入贵州的还有木偶戏、四川评书、相声、滇剧、湘剧、桂剧等。

三、新中国时期民族艺术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在前17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艺术扮演着宣传工具的角色。分布于各地社区、街道的宣传标语、宣传画，传唱于街头巷尾的主旋律歌曲均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各地的书画展、摄影展，歌舞、戏剧等文艺会演，都为着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艺术被重视，贵州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国画家和艺术家。而“文革”时期，传统文化艺术被当作“四旧”的一部分，进入被扫除之列，贵州的传统文化艺术和全国一样，又落入了低谷。改革开放后贵州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文化艺术也迎来了春天。这个时期，民族民间艺术更受到青睐。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彝族、瑶族、仡佬族、土家族、壮族、蒙古族、畲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以及颇有特点的屯堡汉族，这些民族的艺术在较大程度上继承着传统，自觉地发展。民间建筑、雕刻、服饰、工艺美术、民间歌舞、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也在自己特定的圈子里生存着、发展着，远承古代先民之传统，近继当代劳动者之智慧，保留着艺术最为本真的那部分基因。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是当今贵州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艺术。在这一时期，民族民间艺人受到重视，民族民间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和传承。艺术院校的倍增，艺术人才的层出，美术作品的频频展出，歌舞、戏剧的评演，正是贵州这一时期艺术发展的特征。

贵州民族艺术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