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贵州高原的古人类由于制作劳动工具的技术不断改进,特别是大量骨角器的使用,进而是青铜工具的出现,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纺织、冶铸青铜手工业的兴起,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文物,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制品和陶器制品。这些制品无论从造型上和装饰图样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贵州高原西部及滇、桂、黔边一带的居民,形成了夜郎、且兰、鄨、句町、漏卧、同并、进桑等部落方国。
一、先秦时期
自新石器时代以后,便是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它们处于原始社会和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之间,因而一般又将周代的后段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先秦时期。在这一远古时期,对于贵州高原何时进入阶级社会的问题,虽有“牂牁”之名,《汉书》《史记》均记有“牂牁”史实,与贵州关系密切,但还存在若干问题尚需探讨,因而,我们还是以《贵州通史》中“居住在今贵州高原西部以至川、滇、黔、桂交界一带地区的居民”为远古的贵州疆域而定。
对于先秦时期的贵州高原上的古人类,由于制作石器工具的技术不断改进,还有骨、角器的大量使用和青铜器具的出现,从出土的青铜冶铸石范可知当时已初步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因此,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纺织、冶铸青铜手工业先后兴起,居住在贵州高原的人类逐步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显示出了贵州高原的早期开发特征。
1984年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在黔西北的毕节县境,发掘了瓦窑古文化遗址。遗址中出土了铜手镯、铜片、铜条铸造鱼鳔和铜剑的石范,同时还有石锛、石斧、石刀、石锤、石杵、石钻、石网坠。此外还发现房屋遗址两座和专门烧造陶器的圆孔小型陶窑一座,陶质壶、罐、碗、豆、钵、纺轮以及石网坠,骨笄和兽牙制作的装饰品多件。1976~1978年,在赫章县可乐柳家沟又发掘了相当于战国或稍早的遗址,出土了相当一部分石器、铜器、陶器。
从以上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中期,居住在贵州高原西部地区的居民,在生产技术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进行生产,但已初步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同时还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渔猎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已经有了纺织业。
从出土器物壶、罐、碗、豆、钵、纺轮以及圆孔小型陶窑等物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造型能力有了很大的进展,在陶器的质地上以夹砂、红陶(含红碣)为主,还有夹砂黑陶(含黑灰)和泥沙陶。陶器的饰纹也较多,有绳纹、素面纹、方格纹、刻划纹,还有叶脉纹、涡纹、拍印几何纹、圆点、乳钉、镂空等,纹饰非常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从兴义土产公司驻安顺转运站废品仓库中收集的带“”形符号的铜钺和蛇头形铜剑格,经与邻近省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既不同于滇文化遗物中常见的山字格剑,也与巴蜀式的柳叶形不同。上述符号在滇和巴、蜀的古代器物上从未发现,而在普安青山铜鼓山的铸钺石范上却有相同纹饰。这些遗物可定为战国或稍早时期的物品,因此这些遗物很可能是当时土著民族生活的遗物。
二、夜郎族群的艺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今贵州高原西部及滇、桂、黔边一带的居民中,形成了夜郎、且兰、鄨、句町、漏卧、同并、进桑等部落方国。在古籍文献中,最早记录夜郎情况的《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地区的经济文化,虽出现了“耕田,有邑聚”为特点的农业定居经营,从古文献资料显示,其发展水平也仅只达到考古学上的“青铜文化”的时代。从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夜郎族群这一时期的艺术。
自1976年以来出土的一些文物,有黔西北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黔西南普安县青山乡的铜鼓山等地,出土文物均属战国至东汉时期(即夜郎存在及其覆亡之初),这些出土器物的造型、花纹、风格看,有少量属于内地器物(特别是后期),绝大部分均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色彩。特别是其中带“”符号的钺范,还有一些模、范也可同赫章出土的同类器物套合。说明这些具有浓郁地方民族风格的器物,应为当时土著居民所制作生产。
从赫章可乐“套头葬”(在尸体两端均用铜鼓或铜、铁釜侧置,将尸体头部置于其中。此类套头葬式,称为“套头葬”)中的铜釜、铜鼓及铜鼓的饰纹和锡青铜锡的成分比例看,说明夜郎地区的青铜冶铸,具有悠久的传统,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赫章可乐“套头葬”出土的铜鼓纹饰多样,有锯齿纹、涡纹、雷纹,同时有竞渡纹,铜鼓上有竞渡纹6组,每组船上站立羽冠舞者6~8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否就是今天苗族的龙舟竞渡(赛龙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龙舟竞渡中人物的装饰艺术,头戴羽冠,以及当时夜郎造船技术和船舟操控技巧。
在这一时期夜郎等方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水稻耕作模式。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中有汉代陶制水稻模型,就是当时稻作技术与水利设施技术的生动写照。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发掘过数十座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夜郎文物,其中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多为土陶和砂质陶,手制成型,烧制火候不高,造型工艺与赫章可乐出土的陶器相似,不少器物口沿或肩腹都有一刻划符号。从各遗址、墓葬发现的各类陶器看,这一时期的各类陶器,不但器型多样,而且造型生动实用,花纹繁复,少量为手工捏制,一般为轮制,说明制陶和烧窑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赫章可乐的汉墓中,还出土有“干栏式”陶屋模型3件,为夜郎地区少数民族建筑。由于此时造型的多样性,因而孔子赞叹:“觚不觚,觚哉觚哉!”同时清镇玡珑坝汉墓还出土了土漆耳杯一套,为王朝所赐,朱红色,漆工和制工都非常精致。
三、两汉时期牂牁、夜郎的艺术
随着古夜郎的终结,牂牁等郡相继在贵州高原建立。牂牁等郡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缔造了贵州高原地区的古代文化和艺术。牂牁、夜郎的各族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和艺术的创造者,各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在商周以至秦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今贵州境内的主体居民是组成“白濮”族里的一部分。牂牁的主体民族濮人,就是现在仡佬族的先民。其次,是夷人的东进。贵州的彝族,源出于“叟”,汉、晋时期称为“夷”。贵州境内彝族的主体部分,就与这部分夷人有着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再则“五溪蛮”的西迁。周、秦时期,中原统治者把江汉以西一带的各族统称为“荆蛮”或“南蛮”,今苗、瑶、畲民族的先民,古代所称“三苗”,就是“南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期,武陵山区各族的反抗斗争屡遭失败,被迫向武陵地区的纵深迁移,今贵州苗、瑶、畲、土家各族的先民,大部分就是这时迁入。再就是“百越”的北上。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的族系之一。今黔、桂边境的布依、侗、水各族,在秦以前曾经同源共祖,只是在秦、汉以来,迁入黔桂边境以后,才逐渐分为若干民族。
在西汉时期,牂牁等郡各族人民在铜器、陶器和石刻方面,留下不少文物,通过这些文物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的贡献,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在铜器铸造上,仅出土东汉时期的铜洗就有90余件、铜锥斗1件、铜碑1件。其他地方出土汉代铜器有镜、釜、壶、豆、洗、灯等用品,铜钺、矛、剑等兵器,大多有几何图样、龙纹式样。铜制的俑、马、兔、鸟等殉葬品,造型和制作非常精美,还有铜鼓。陶器有罐、盂、钵、碗等用具,马、狗、臼、屋等殉葬品,形制美观,式样多,花纹别致。在石刻方面,最早的是桐梓司土坝西心坎的隶书石刻,其次是桐梓吹角坝的古摩崖石刻。
从铜鼓的鸟羽头饰的划船图案可以看出当时边歌边划船的精彩情形。同时,从说唱俑、吹奏、击鼓俑中也可看出当时歌舞不仅作为宫廷的文化享受,同时也流行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