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贵州的陶瓷艺术及铜鼓文化-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龙泉窑划花高足碗（宋代）。高8.9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4厘米。碗通体施青釉，碗内有隐花及弦纹，足上部有弦纹二道。宋龙泉窑青瓷久负盛名，这件高足碗釉色青翠略黄，釉质光洁透明，是龙泉窑青瓷中的上品（图5-7）。

图5-7 龙泉窑划花高足碗（宋代）

（2）白地黑花牡丹陶梅瓶（宋代）。遵义县新舟镇龙凤村出土。高35厘米，口径7厘米，腹径18厘米，底径8.5厘米。梅瓶造型优美，纹饰清晰，是贵州省为数极少的宋代梅瓶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图5-8）。

图5-8 白地黑花牡丹陶梅瓶（宋代）

（3）钧窑大碗（元代）。高7.6厘米，口径22.7厘米，足径7厘米。大碗小圈足，胎体厚实，天蓝色釉。碗内及口沿外有窑变形成的紫色浸润斑块，釉面有大块冰裂纹。元代瓷器传世稀少，钧窑产品更是珍贵（图5-9）。

图5-9 钧窑大碗（元代）

二、铜鼓文化艺术

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夷”中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遗物，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贵州省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民族都使用铜鼓，十分珍视铜鼓，各民族都视为重器，其作用相当于周朝时期的铜鼎。形成了贵州高原各民族的一种铜鼓文化艺术。

贵州早在西汉前就已使用铜鼓。1958年赫章辅处出土了竞渡纹“石寨山型”铜鼓，最晚为西汉文物。中国古代铜鼓可分为八种类型，贵州出土铜鼓有三种，有“石寨山型”“遵义型”及“麻江型”。贵州苗族、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至今仍广泛使用“麻江型”铜鼓。在历史文献中，从《旧唐书》起，对贵州各民族使用铜鼓有不少记载。唐时“东谢蛮”就以铜鼓赏有功之人。《宋史·蛮夷列传》载：“西南诸夷，汉牂牁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这是以铜鼓祀鬼神的记载。贵州各族人民喜用铜鼓，主要用于喜庆节日。并且铜鼓是一种神圣的重要器乐，在打击上谱有十二种打击调，每一调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农历九月是“水历”的岁首，每年农历九月至十月，凡逢亥日就是水族人民的“端节”，“（端节）好吹芦笙，击铜鼓”。布依族人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到了这一月，各村寨都击铜鼓以欢乐。史载：“有仲家者……以十二月为岁首，俗尚铜鼓。”春节是侗族人民的隆重节日，每年春节侗族人民也喜欢击铜鼓。苗族的苗年、仡佬族的“元宵节”等，都击铜鼓以歌舞娱乐。因此铜鼓这一悠久文化，无论在婚丧、祀鬼神、赏赐、节日欢庆等方面都会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另外，在先秦时期，铜鼓、铜釜、铁釜等作为殉葬品，套于死者头上，一同埋葬，这就是贵州高原地区某些民族的“套头葬”。“套头葬”中的铜鼓在殉葬中显示了墓主的权力与财富。在遵义地区的杨粲墓中，出土了两具铜鼓。在男室中的一具，高28厘米，面径44.2厘米，腰径36.3厘米，足径43.1厘米，重12.25公斤。女室的铜鼓高30厘米，面径49厘米，腰径43厘米，足径49.8厘米。鼓面中心为光体，十二芒，有十一晕，饰以同心圆纹、复线人字纹、游旗纹、叶片纹、三角纹。鼓身的腹部与足部，分别饰以乳钉纹、同心圆纹、三角纹、叶片纹、复线人字纹、复线菱形纹。这两具铜鼓被定为南方铜鼓发展史上的八大标准器之一，命名为“遵义型”铜鼓（图5-10）。

贵州各族人民普遍使用铜鼓，对铜鼓都非常珍惜喜爱，形成了一种文化艺术，并广泛的使用。

图5-10 “遵义型”铜鼓

三、杨粲墓及其建筑艺术

遵义县皇坟嘴杨粲墓，建于宋理宗淳祐年（1241～1252年）是目前西南地区已发掘的宋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在全国石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图5-11，图5-12）。杨粲，字文卿，于南宋宁宗嘉泰初年袭播州宣慰使，被宋廷封为沿边安抚使。约于南宋理宗绍定前后死去，统治播州约三十年。

图5-11 杨粲墓正门

图5-12 杨粲墓门前石刻武将

杨粲墓于1953年秋发现，1975年发掘。经过发掘，杨粲墓是一座石砌仿木结构男女合葬的大型石室墓，平面布局为南、北两室并列，中间有过道通长8.42米，前室宽8.04米，后室通宽7.53米，高5.02米。男女墓室的前后各有一座墓门，门外两端有翼墙。每门各两扇仿木构门扉，前室呈方形，后室墓顶被一横梁分成前后两间，前间正中为小拱券顶，后两间正中有一藻井。后室墓壁上有龛，龛内浮雕，雕有人像、动物和花草画图案。棺床由5块厚石板拼成，四角垫有圆雕龙头，两侧有交股的龙身和龙尾，墓底用厚石板铺成。过道顶两端压纵向过深，中为条石铺成平顶。

墓中有丰富石刻，工匠们雕刻了人物、动物、仿木结构建筑、花卉等各类花纹图案。工匠们根据各种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关系，用上下左右的位置、坐立行跪的姿势，把他们组成了一幅幅有主次、有尊卑的图画，栩栩如生，造型多样，形态生动，很有真实感。墓主人则立位居石壁正中，肩狭腰粗，全身肥硕。动物有龙、虎、朱雀、玄武、鹿、狮、凤等，花草有莲花、山茶、石榴、牡丹、秋葵、芙蓉、桂花、兰草等，还有许多的几何纹，有“敬供人”石雕、“童女启门”石刻、“野鹿衔芝”石刻、虎柱石刻、“武士”石刻等。“敬供人”石雕刻绘了一个体魄强健的力士，赤膊跣足，高擎一盘物品，俯首平视表示敬供。“启门童女”是宋代常见的题材，但雕刻者别具医心塑造了两个半裸体的侍女，侧立于半开半庵门边，腼腆文静，仿佛在恭迎主人，含蓄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阶级关系。“野鹿衔芝”用浅浮雕技法刻画出一只温驯的野鹿衔着灵兰，奔驰跳跃，富有生活气息。石刻虎柱则用高浮雕技法，虎头龙形，绕柱而上，有强烈的蠕动感。石刻武士，威武雄壮。

从杨粲墓的建筑与工艺可以看出，播州的经济在宋代已有相当发展，才能建成规模宏大，建筑精巧的石墓。墓中的柱、斗、枋、阑额、雀替、屋顶等建筑样式，均与宋代的《营造法式》相符，可见中原的建筑技术在宋代已传入播州。这里充分地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播州的石工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贵州民族艺术简史

目录

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艺术 [收起]

先秦及秦汉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隋唐五代时期贵州高原的民族艺术 [收起]

宋元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明清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