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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所属图书：《贵州民族艺术简史》 出版日期：2014-12-01

第一节 概述

一、明代贵州民族艺术

1.明初的治黔措施及贵州省的建立对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贵州之地，早在秦代即纳入行政建置，“贵州”之名，始于宋代。到了明代发展为省一级行政区，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

明初时期，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极其复杂，社会组织多样。黔北的播州有较为发达的庄园经济，黔西北彝族的“则溪”制和黔西南布依先民地区的亭目制属封建领主经济；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合款”制尚处在农村公社阶段；而苗族的“鼓社”制和“议榔”制、瑶族的“瑶老”制和“石碑”制则带有大量原始公社制残余。正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内地不同，所以历代统治者采取有别于内地的统治方法，多实行“以土官治土民”的“羁縻”政策。因此，明初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随后又在贵州设立卫所，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实行军事控制。同时，又大力整治驿道和实行屯田，这些措施为贵州省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贵州建省后，明朝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土流并治，军政分管”，改善交通，移民就宽乡。除了以卫所、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组织移民外，还有四川、湖广等地自发移入的流民。他们进入贵州后，与当地少数民族错杂而居，在经济上互相促进，在文化上相互交流，并且互通婚姻，把中原、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带进贵州，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发展贵州的新局面。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发展蔬果，养殖畜禽；手工业开炼矿产，设置矿局，兴办烧窑，出现了瓷器、造纸、制糖、靴鞋、绣衣等手工作纺。修筑驿道、大道、桥梁、城池、屯堡，并在各地兴建大批中原式建筑，如宫观寺庙、楼堂亭阁、馆所公署。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儒学教育在贵州随之兴起，书画艺术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出现了外地剧种的传入和地方歌舞戏剧兴旺的局面。因此，可以说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270余年中，贵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2.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业的兴起

贵州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起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品工业。这些手工艺品工业大都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个家庭之内，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为满足自身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很少作为产品出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慢慢作为生活商品在市场上交流出售。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生活习俗各异，产品往往因俗而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手工艺发展的方向不尽一致，各有所长。工艺产品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点。一方面，许多工艺产品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心传口授，世代相承，自幼学成，因而独树一帜，形成传统，凝结着整个民族的心血，富于独创性；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在居住上相互错杂，经济上长期交往，技艺上相互吸收，互为仿效，因而许多工艺产品既有本民族的传统，又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包含着多民族的智慧，是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

首先，民族纺织业在家庭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纺织工艺，这些纺织工艺是民族服饰艺术的基础。同时，由于各民族的服饰特征而产生出不同的纺织艺术。贵州盛产苎麻，人们多织麻布，一些地区多用棉织成土布缝制衣服。虽然当时称为土布，实际上工艺已经很精致。仡佬“以布一幅横围腰间，傍无襞绩，谓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衣者为花仡佬，红布者为红仡佬”；布依先民“衣尚青色。妇人以青帛蒙髻，若昌絮之状，长裙细绩，多者二十余幅，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绶，乃以青布袭之”。《续黔书》对这些布描述：“仡佬又有纹布，可为巾。定番苗妇所织，洁白如雪，试水不濡，用弥年不渍垢腻。又有斜纹布，名顺水斑。盖模取铜鼓文以蜡刻板印布者，出独山州烂土司。”黎平的“土锦”远近驰名，它以苎麻和五色线织成，上有挑绣，极为精美。田雯《黔书》说：“锦用木锦染成五色线织之，质粗有纹彩。”“土锦”花色品种很多，有的用芙蓉、牡丹、蒲桃、葵花、荷花、樱桃等花木作图案，鸟兽作图案的有双凤、翔鸾、翻鸿、仙鹤、孔雀、鸳鸯、飞燕、麒麟、金雕、天马、狮团、象眼、走龙、蛟龙、龟背、虎头等。还有以楼阁、云钩、杂珠等器物作图案的，真是五花十色，绚丽多彩，因此有人赞叹：“夜郎苗妇之手，可与尧时海人争妙也。”

蜡染是贵州少数民族的一大绝技，这种染法在苗、瑶、仡佬、布依等民族中都很盛行，在很多史书上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仡佬“男女以蜡画布”，苗人“斑衣左衽”，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布依先民“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绶”。这些叙说的既有蜡染，也有刺绣。《行边纪闻》说，侗族“妇人短裙、长裤，后垂刺绣一方若绶，胸亦如之”。

贵州西部居住有彝族，因畜牧业发达，盛产羊毛，所以善于擀毡。普安州、毕节卫等地还出产“红毡”。彝族地区多牛产皮，又产生漆，当地所产皮革漆器很有名，也是一项工艺手工业。它以皮革做胎，制成各种器物，然后涂以生漆“绘以纹彩”，经久耐用，油光可鉴，极为精巧，漆器器物有盘、盂、盅、壸等。

编织也是少数民族的家庭手工艺工业，有竹编、藤编、马尾编等，竹器有箩筐、背篓、竹席、斗笠、提篮等用具。还有侗族善将藤条破成数股，编成盆、罐、壸、盘、杯、坛等器皿，细密牢实，并涂以桐油、生漆或猪血，不漏水，不透光，这些器物美观实用，是很好的工艺品。水族妇女用马尾织成夏帽、蚊刷、马鞭，绣成背带，这种刺绣就是“马尾绣”。

到了明代，由于大量白银流入贵州，且贵州铜仁一带及播州、乌撒等地开采银矿，当时银饰特别流行，银饰也是当时贵州一项很重要的手工艺工业。很多妇女都佩戴银饰，特别是苗族。苗人“未婚者，以银环饰耳”，侗人“以银若铜锡为钱，编次绕身为饰，富羡者以金环缀耳，累累若珠贯也”。

明末清初，思州的金星砚久负盛名，为当时文人珍贵。清初时，陈鼎过贵州，写了一本《黔游记》，其中提到“思州有金星石”，而张澍《续黔书》中专题记载了“金星砚”。其中写到“思州之架溪潭产石，有金银点者，可琢为砚”。这说明至少在明末思州就已产石砚，而且该石砚很有名气。

3.中原文人的来到，兴起了贵州的书画艺术

贵州的书画艺术，自明以来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这一时期外地来贵州的文人，都擅长书画，他们精湛的技艺，对启迪培养贵州各民族书画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书法方面，当时有王守仁、杨慎、郭子章等。还有贵州左布政使马拯之妻邢慈静随夫来黔，她也是一位工于诗文、长于书画的才女。此外，流寓或谪居贵州的书画名家也不少，如浙江杨彝、谪居五开卫的龚诩等，他们来到贵州，传播了书画艺术，带动了贵州的书画艺术的发展。

贵州有名的书画人才，见于记载的，多在正统以后。正统间毕节卫重修恵泉，教授孙隐撰《恵泉记》，卫人林晟为之书丹，刻石于泉边，字为草体，飘逸潇洒，足见黔人已得书法精要。明朝时贵州宣慰司人陈宗鲁，师从阳明先生学书，书艺晚年益精。普安人蒋杰书法笔力苍劲，与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齐名。还有李渭、杨师孔、周祚新、何腾蛟等也是当时的书法好手。可喜的是，当时书画艺术传入土司地区，土官、土民中也有不少能书善画的人，如宋昂、杨斌、田秋、安贵荣等，在贵州不少地方都留有他们的石刻墨迹。最为著名的是杨龙友，他在天启、崇祯年间，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天下。到了明末清初，天下纷乱，一些避入贵州的僧人中，也有不少书画高手。

从贵州这一时期的书画艺术来看，明代贵州的艺术兴起，受到中原、江南及邻省的影响很大。

4.明代的彩釉陶俑群艺术

1986年遵义团溪杨辉墓出土了一组彩釉陶俑，共70件，由骑马俑33件、步俑37件组成。其中佩剑武士骑马俑6件，捧印骑马俑1件，吹号骑马俑4件，持物骑马俑14件，背物骑马俑8件，牵马步俑1件，持物步俑14件，敲锣打鼓击镈俑9件，侍步俑13件。这是贵州境内出土阵容最大，形象最为丰富的俑群，生动逼真地塑造了礼仪队伍中的各种人物形象。它反映了主人生前出行的盛况，表达出墓主人幻想死后依然过着生前一样的生活，保持着显赫的地位和权势的愿望。墓主人杨辉，播州第廿四世土司，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袭播州宣慰使之职，为播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卒于明成化十年（公元1483年）。

明代彩釉陶俑，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其造型准确，姿态自然，表情丰富，技法精练，标志着明代贵州雕塑艺术已成熟。这一彩釉陶塑的艺术，不仅表现在生动的形象塑造上，更重要的是这些丰富的艺术形象，统一在浓重的精神气氛之中，整体上形成气势磅礡、队伍庞大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当时播州土司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时代特征。

彩釉陶群俑，是明代贵州能工巧匠的高度智慧结晶，也是贵州彩釉陶塑工艺水平的直接体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增添了光彩。

5.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与戏剧

由于贵州的民族众多，各民族都能歌善舞，他们以歌舞叙事，以歌舞传情，以歌舞进行各种社交活动，以歌舞祭祀、娱神娱人。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记各地的风俗，可见一斑。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以歌声相随，减轻疲劳，表达劳动的喜悦心情。思南人民的“唱歌耕种”，苗族人民“三五成群，歌唱采掇于山”。每当丰收后的喜庆，人们以载歌载舞为乐。他们“宰牛具酒召亲友为乐，乐有铜鼓、横笛、匏笙”。农闲时他们也以歌为乐，侗民“暇则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牵狗臂鹰”。谈情说爱，更是非歌舞不可，苗族“男女相聚歌舞，名为跳月，情意相悦者为婚”，“未婚男女俱盛饰衣服，吹笙唱歌，旋马跳舞，谓之跳月”，称为“跳月成婚”。侗族“男女婚姻，或自相悦慕，或答歌意合而成”，“男女或歌于山中，或坐于月下”。还有的歌舞来自祭祀，黔西一带“死丧杀牛祭鬼，击铜鼓举哀”。歌舞是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贵州民族众多，民族歌舞千姿百态，丰富多彩。

源于明代卫所的军傩，演变成为贵州的地戏。傩和祭傩是我国古老传统的戏剧，属于巫文化范畴。傩与原始的崇拜和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它以巫术的形式沟通人与神的关系，借以驱逐邪恶。所以，要祭傩，驱鬼逐疫，祈求人寿年丰、六畜兴旺。因此，在祭傩中演傩戏，跳傩舞。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吹大螺，击沙锣、铜鼓以祭祀。”这是一种祭傩活动。于是傩祭发展为傩舞并向傩戏转化，接着有了地戏、阳戏以及傩的各种戏剧。

贵州许多民族都使用铜鼓作为礼器、乐器。在明代的史书上都有记载，苗人“召亲戚，挝铜鼓，斗牛于野”；布依族先民“俗尚铜鼓，中空无底，时时击以为乐”；“俚僚贵铜鼓”，“有病击沙锣铜鼓祀”。学术界按其历史发展确定了八种铜鼓标准器型。贵州有“遵义型”“麻江型”，还有“石寨山型”，贵州苗、布依、水等少数民族至今仍广泛使用“麻江型”铜鼓。

芦笙是贵州许多民族所共有的乐器，其制作历史久远。《北史·僚传》中有“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的记载。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闲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吹笙而导之。”说明芦笙在宋代以前就在贵州广为流传。各民族自制的乐器还有箫、笛、牛腿琴、琵琶、木鼓、腰鼓、芒筒等。《行边纪闻》中还提到侗人“暇则吹芦笙、木叶，弹二弦、琵琶”。这里的木叶，是贵州许多民族人民使用的一种特有的最简单的乐器，就是树叶，放于口中，吹出音乐曲调。“弹二弦”应是今天的牛腿琴。

二、清代贵州民族艺术

1.清代前期贵州民族艺术在发展之中

清王朝在推翻明朝统治后，建立起版图广阔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清朝从建立起，就不断加强对全国，特别是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改土归流、奖励垦殖，发展农业生产，倡导文教等措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被明末清初战乱破坏的农村经济、手工艺工业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清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国库丰盈，文教昌盛，艺术繁荣，社会稳定，各省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加强，贵州省的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的贵州，通过改土归流，土流并治，所有的州、县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官员直接进行治理，在治理中加强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因此，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艺术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义学、社学、书院、府州县学在全省绝大部分州县设立；文学、艺术、宗教都有新的发展，学者艺术家辈出。在清代前期，贵州的文化艺术一直处在发展之中。

2.汉族地区戏剧的移入，促进民族戏剧的发展

有清一代，贵州境内有多种戏剧流行。汉族地区的戏剧大多数是外地移入。较早的有雅部的昆曲，花部的秦腔、弋阳腔，较晚的有川剧。黔中艺人吸收各剧种的声腔，结合贵州民间音乐、语言特色，创造了贵州梆子。昆曲大约在明代后期传入贵州，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在贵阳较流行。

贵州梆子的形成，大体在乾嘉之后。贵州梆子吸取各种声腔的优长，对梆子声腔（秦腔）、皮黄腔（弋阳腔），都有所吸取；而雅部的昆腔，也在贵州梆子的吹牌、曲牌中有所保存。

贵州琴书约兴起于清朝乾、嘉年间，由外地传入，在文人土大夫间流行。贵州琴书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俗称“扬琴”。贵州琴书是一种说唱形式的艺术。

黔北一带流行川剧。傩堂戏流行于黔东、黔北、黔南和黔西北一带。除汉族外，土家、布依、苗、侗、仡佬等族都有傩堂戏。黔北、黔南及省内其他汉族地区流行“阳戏”，也是“酬神还愿”的宗教性娱乐活动。端公戏，又叫“庆坛”“跳坛”，也称“傩愿戏”“还愿戏”，属傩戏系统，流行于黔北、黔南等地区。

花灯戏由花灯歌舞演化而成。花灯歌舞称为“地灯”，后来吸取其他戏曲的表演手法和板腔，表演有人物情节的“灯夹戏”，逐渐登上舞台，形成“台灯”，也就是花灯戏。形成“台灯”大约在清代道、咸之际。

由于外来戏剧流入的影响，随之有些民族也形成了本民族的戏剧，如布依族的“八音坐弹”、侗族的“侗戏”。

侗戏主要流传在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和广西的三江及湖南的通道一带，创始于清代道光年间，首创者是黎平人吴文彩。布依族的“八音坐弹”是一种坐唱形式的艺术，流传于兴义、安龙一带。它是用布依族的语言和音乐演唱的戏剧艺术。黔西南地区，生活在红水河、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与广西壮族相邻而居，他们从清代中叶开始向壮族学习壮剧，进而融进本民族的音乐和表演形式，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布依剧。

流行于威宁彝族聚居村寨的一种彝族戏剧，彝语叫“撮泰吉”，也叫“变人戏”。这一戏剧自古流传到清代，有着很久的历史。这一戏剧的内容主要是反映人们生息繁衍的历程，因此合起来即是“变人的游戏”。

3.书画名家辈出，游黔画家作品传扬

这时的贵州书画艺术，名家辈出。清代前期有周渔璜、陈法等。乾嘉年间有谢廷薰的隶书摩崖、唐惟安的指画。道咸年间郑珍、莫友芝、陈钰驰名国内艺坛；杨芳、张日晸、张琚、黄辅辰、石赞清、陈钟祥等，也称当时之名手；同光时期，声誉卓著者有王思诰、傅衡、袁思、何威凤、严寅亮诸人，郑知同、黎庶昌、罗文彬、赵懿也颇有成就。

清代，有许多书画家宦游黔中，为贵州雄奇瑰丽的山水所吸引，留下不少书画作品，不仅为贵州艺术宝库增添光彩，而且起到启迪与推进作用。顺治年间，江苏常熟画家黄向坚赴云南寻父，饱览滇黔风光，绘成山水图册，题名《寻亲图》。江苏无锡邹一桂，乾隆年间任贵州学政，在黔六年，作《楚黔十二景》一册。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路过贵州，留下一些诗作墨迹。临州人桂馥，乾隆时任广顺知州，考察了黔中风情，画有《百苗图》行世。同一时期，山阴人俞培剑任兴义府经历，亦画《百苗图》苦干幅，形象生动，衣饰灿然，保存了贵州少数民族珍贵的服饰资料。这些艺术作品的行世，对贵州书画艺术的向外吸收和传扬起到中介和宣传作用。

4.地方特色建筑的兴建

清代建筑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原式建筑进一步结合贵州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呈现出若干地方特色，尤以寺庙建筑和亭阁、塔式建筑最为突出。侗族的鼓楼与风雨桥在这一时期广为发展，成为民族建筑中的瑰宝。

镇远的青龙洞寺观建筑群依山而建，占地6000余平方米，规模宏大，始建于明代中叶，清代逐步形成现在规模。贵阳黔灵山弘福寺建于清康熙十一年。阁楼的修建在清代颇盛，著名的有贵阳文昌阁、威宁玉皇阁、锦屏飞山庙、平远文昌阁、台拱文昌宫、安龙招堤涵虚阁、贞丰文昌宫、贵阳仙人洞玄女阁、凯里魁星阁、兴义穿云洞阁楼、贵阳乌当来仙阁等。

在清代贵州的建筑艺术中，侗族地区的鼓楼放射出奇光异彩，显现出贵州地区的民族艺术性。现存最早的鼓楼为从江增冲鼓楼，始建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为八角攒顶塔式木构建筑，平面呈八角形，高五层共十三重檐。在此以后，许多侗寨都有这种建筑。从江信地鼓楼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从江高增鼓楼，为嘉庆年间所建。侗寨的风雨桥是桥梁与楼阁、房屋、长廊结合的建筑形式。最著名的是黎平的地坪风雨桥，始建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桥面上建有三座桥楼，建于桥墩上及桥两端，中阁楼为重檐四角攒尖顶，高11.4米，两端阁楼桥楼间有廊，桥高5.8米。廊两侧设栏杆和长凳。该桥造型美观，建筑技艺精湛，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贵州民族艺术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