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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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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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及秦汉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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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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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贵州高原的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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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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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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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第二节 青铜器艺术
一、贵州高原青铜器的冶炼及铸造技术
考古资料表明，在西周中期，贵州高原的居民，虽然在生产技术上主要是使用石器进行生产，但这一时期已初步掌握了青铜器的冶铸技术，用以铸造武器和小型生产工具。这在毕节瓦窑遗址中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鱼镖、剑叶等青铜器及不明器形的铸范，得以证明。在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发现了铸造各种铜器的模、范、泥心等物件多种，同时出土了冶炼铜的坩埚及铜渣，而且其中有些铸具带有
二、贵州高原青铜器的种类与用途
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初期，开始人们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青铜器同时共用，至后期青铜器就逐渐代替了石器。从青铜的分类来讲，可分为礼器、生活用具、乐器、兵器、工具等。从贵州的出土遗物来看，很少看到鼎，因为鼎多出于商、夏代。多见生活用具、工具、兵器、乐器。这也说明贵州青铜器的出现比中原地区要晚，最早的有商周的夔纹铜爵。生活用具有铜釜、铜鍪、铜奁、铜唾壶、铜灯、铜带钩等；工具有铜臼、铜杵、铜锄；兵器有铜剑、铜戈、铜矛；乐器有大小铜铃、铜钟。
三、贵州高原青铜器形制与纹饰艺术
1.礼器
（1）商周夔纹铜爵（商周）。铜爵高19.5厘米。前有流，后有尾，旁有鋬，上有二柱。柱帽顶饰卷草纹，腹侧外辟饰夔纹。爵口内有阴刻铭文（图2-1）。
图2-1 商周夔纹铜爵（商周）
（2）铜虎钮錞于（战国）。正安县出土，高55厘米，圆柱葫芦形，器形瘦长，中空，顶部为盘状，盘中央塑一立虎，仰首长啸，盘下短颈，鼓腹、束筒。为双范合铸，通身无纹饰，显得厚重严肃。錞于为春秋战国巴文化（今川东一带）的典型器物，其虎形装饰，为巴民族图腾标识，錞于为礼、乐之器，贵州松桃县境曾出土四件，正安錞于是最完整的一件（图2-2）。
图2-2 铜虎钮錞于（战国）
（3）铜提梁鼎（汉代）。务川县大坪出土，高17厘米，口径17厘米，腹径19厘米，腹深9厘米。三足为蹄形，有盖，盖上与腹中都用双线纹饰，显得简单大方，提梁用“8”字环形链连接。为典型的战国—西汉时期之文物（图2-3）。
图2-3 铜提梁鼎（汉代）
2.生活用具
（1）铺首衔环辫索纹耳大铜釜（战国—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铜釜口径42厘米，高30.4厘米。铺首衔环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铺首多铸成变形夸张的兽头，以显示其威仪（图2-4）。这种装饰反映了古代的图腾文化和鼎式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体现了当时贵州高原人们的艺术水平。
图2-4 铺首衔环辫索纹耳大铜釜（战国—西汉）
（2）立虎辫索纹耳大铜釜（战国—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釜通高32.8厘米，口径44.3厘米。“套头葬”是夜郎地区文化现象中最具神权色彩的丧葬习俗。人死后，用铜釜、铜鼓或铁釜套于死者头部入土埋葬，这是夜郎土著部族中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这种葬俗在其他方未发现过。这件用于套头葬的铜釜形体硕大，工艺精良，口沿两侧塑有仪态威猛的立虎，俨然彰示其主人不容侵犯的权威性和人所不能的神权性。立虎另侧两耳，以绳纹为饰（图2-5）。
图2-5 立虎辫索纹耳大铜釜（战国—西汉）
（3）铜蒜头壶（战国）。务川县大坪出土，蒜头壶是典型的秦文化器物，它与同一地点伴出的楚文化风格的青铜钫，可能都是当时秦、楚、巴国争夺黔中郡而引发战争的遗物，与夜郎出土遗物造型别异。壶通高37.5厘米，腹径23厘米（图2-6）。
图2-6 铜蒜头壶（战国）
（4）铜臼、铜杵（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臼高16.9厘米，口径10厘米，杵长17.7厘米，直径3.2厘米。造型与今天加工佐料、中药材的铁臼、铁杵相似。腹中两道线纹，应为当时加工、研磨食物器具的纹饰（图2-7）。
图2-7 铜臼、铜杵
（5）龙首柄铜釜（西汉）。六盘水市黄土坡出土，釜高13.1厘米，口径8.7厘米。釜柄上的龙头造型是常见的汉代风格。龙崇拜在中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龙的造型有很多式样。进入汉代渐趋于格式化，一直沿袭至今。釜柄上的龙与今天的龙相似，不同于红山文化的玉龙。龙颈后加上乳钉纹装饰（图2-8）。
图2-8 龙首柄铜釜（西汉）
（6）铜博山炉（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炉高20.4厘米，口径9厘米，底盘口径19.5厘米，当时的熏香用器。器盖及器柄底部都铸有重叠之群峰云纹饰，当香木燃起后，大有仙山烟云缭绕之气氛，纹饰与器具使用产生的效果统一，造型美观，并与器物功能吻合，盘上可存放香材，是一具实用美观的工艺品（图2-9）。
图2-9 铜博山炉（西汉）
（7）铜提梁壶（西汉）。赫章可乐汉墓出土，壶高21.8厘米，口径6.8厘米。铜壶用于古代盛水或酒，此壶造型美观，铸造复杂精致，多为一件盛酒器物。提梁上为双首龙形把，提梁为圆圈链连接，壶腹中加饰双线纹（图2-10）。
图2-10 铜提梁壶（西汉）
（8）星云纹铜镜（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镜直径10厘米。镜中星云纹对称连续，显示出当时圆形图纹构图的高深艺术性（图2-11）。
图2-11 星云纹铜镜（西汉）
（9）昭明镜（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镜直径12.7厘米。镜中纹饰细致对称连续，镜背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夫日月，必忽扬而忠，然雍塞而不泄”。这些铭文是汉代铜镜常有的字样（图2-12）。
图2-12 昭明镜（西汉）
（10）龙凤纹长颈铜瓶（东汉）。兴仁交乐墓葬出土，高28.5厘米，口径3.5厘米，足径11.7厘米。从瓶口至底满铺细密的刻纹。刻纹共分7组，上边6组均为两层首尾相接的奔龙，两层奔龙方向相背，间有飞凤穿插。最下边1组为单层奔龙。每组之间以菱形纹、齿纹等几何纹分隔。錾刻工艺精细（图2-13）。
图2-13 龙凤纹长颈瓶
（11）刻龙纹铜奁（东汉）。兴仁交乐墓葬出土，高16.4厘米，口径22.8厘米，底径23.2厘米。腹壁精细的刻纹为上下两组游龙，两组游龙方向相背，各框于双线水波纹之间，水波翻滚游龙欲跃，十分生动。在腹中部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最有特色的是器底三足均铸成侧虎形，虎首侧视，虎四足作行走状。奁是两汉时期妇女用于梳妆的盛器（图2-14）。
图2-14 刻龙纹铜奁（东汉）
（13）三足铜水注（东汉）。平坝墓葬出土，水注是书写毛笔字时，便于随时向砚内加水的盛水文具。古代又称水丞，类似今天的笔洗。带有流口的水注被称为砚谪。水注高6.2厘米，口径1.9厘米。这件水注造型乖巧，三只蹄足线条流畅，不失稳重。腹间三支管形耳既是装饰，又是临时插放毛笔的插孔（图2-15）。
图2-15 三足铜水注（东汉）
（13）铜器座（东汉）。兴仁交乐出土，铜器座高4厘米，座面直径13.8厘米。支撑器座的三足为跪姿人面兽身动物（图2-16）。
图2-16 铜器座（东汉）
（14）铜连枝灯（东汉）。兴仁交乐出土，灯高117.2厘米，座高19.2厘米，宽34厘米。灯座为双龙围玄武盘绕而上，玄武背上的立柱顶端，承负着一赤身跪姿人，头顶连枝灯，灯树缠藤，四枝均弯曲呈“S”形，各托一灯，枝上塑鸟雀及人物造型，人物均头戴长椎帽，平额、高鼻、大眼，有的吹箫，有的作唱，有的合十念诵，形象生动逼真，既是灯具，又是艺术品（图2-17）。
图2-17 铜连枝灯（东汉）
（15）龙首提梁铜灯（东汉）。兴仁交乐出土，铜灯高47厘米，盏高10厘米，盏口径10.5厘米。灯座三足蹄形支托，提梁龙首造型简单，形象逼真，龙眼处为链连接点，链为“8”字环形。汉代的很多器物造型，都用三足鼎立之势，这种造型既符合几何中的“三点确定一个平面”的规律，同时又别异于四足对称之势（图2-18）。
图2-18 龙首提梁铜灯（东汉）
（16）带盖铜壶（东汉）。兴仁交乐汉墓出土，壶高36.5厘米（带盖），腹径23.2厘米，底径23.2厘米。壶造型平沿，直口，长颈，鼓腹，喇叭口高圈足，腹上部有铺首衔环一对，环上各由八节“8”字形吊环链组成提梁，盖面有柿蒂纹装饰，盖两边侧的穿孔钮可与提梁相近。提梁为一龙首造型（图2-19）。
图2-19 带盖铜壶（东汉）
（17）龟座踞人铜灯（汉代）。清镇墓葬出土，高26.5厘米，龟长17厘米。龟、人造型极微妙，龟视为长寿吉祥之物古代早已有之。龟背踞坐顶灯之人高鼻大目，有超凡脱俗之相，应属仙人之类。该灯为清镇墓葬出土，墓均为汉式墓葬，这些墓中有汉式文物，也有少量的地方民族特色文物，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图2-20）。
图2-20 龟座踞人铜灯（汉代）
3.青铜工艺饰品
（1）狮形铜带钩、牛头形铜带钩、飞鸟形铜带钩、“日利八千万”铭鲵鱼形铜带钩。威宁县中水墓葬出土，都为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这几件带钩都是仿生造型，在造型上纹饰装饰，仿得惟妙惟肖，装饰上厚重得体，构思独特。从此可知，这几种动物必定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值得格外珍重的种类（图2-21～图2-24）。
图2-21 狮形铜带钩（西汉）
图2-22 牛头形铜带钩（西汉）
图2-23 飞鸟形铜带钩
图2-24 “日利八千万”铭鲵鱼形铜带钩
（2）错金银铜带钩（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带钩长12.8厘米，正面纹饰错金（嵌金片、金丝），背面纹饰错银（嵌银片、银丝）。纹饰间嵌有8粒绿松石，工艺讲究。这带钩是中原地区常见式样，可能是汉王朝开通夜郎后从中原迁来的官员或商贾的遗物（图2-25）。
图2-25 错金银铜带钩（战国—西汉）
（3）镶孔雀石铜手镯（战国—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直径5.8～7.2厘米。这组宽带镶孔雀石手镯工艺讲究，镶嵌的孔雀石小圆片直径不到0.2厘米，中心钻有小孔。当时的工具，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是十分不易的。这是夜郎当地手镯，今天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仍有这式样的手镯（图2-26）。
图2-26 镶孔雀石铜手镯（战国—西汉）
（4）铜摇钱树（东汉）。兴仁交乐汉墓出土，树高96厘米，座高33厘米。树干以圆璧形作主要装饰，叶片上有人物、飞禽、牛、鱼等造型。树座为陶质以一弓身卧羊为供牺，羊背上为一蹲式麒麟。羊身下塑龟、蛇、鹿、猴、鹤等动物形象（图2-27）。
图2-27 铜摇钱树（东汉）
（5）鸟形铜扣饰（东汉）。兴仁交乐汉墓出土，通高15厘米，通长24～5厘米。鸟仿真造型，两翅张开，跃跃欲试，生动活泼，显出古朴之味（图2-28）。
图2-28 鸟形铜扣饰（东汉）
4.武器、农具
（1）葫芦形扁茎铜剑（战国）。普定县雄家林寨出土，长29.6厘米。“葫芦形扁茎”是对这种剑茎形象的称呼。剑茎上的纹饰及长方形镂孔，显得美观实用（图2-29）。
图2-29 葫芦形扁茎铜剑（战国）
（2）T形茎一字格铜剑（战国—西汉）。安龙县龙广镇七星村碑塘出土。剑通长36.5厘米，茎长13.6厘米，茎首宽15.5厘米。此剑形状极具特色，纹饰严谨，造型与中原出土的青铜剑各异，于全国甚为罕见，与“夜郎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图2-30）。
图2-30 T形茎一字格铜剑（战国—西汉）
（3）M形内铜戈（战国—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戈长24，1厘米，铜戈是夜郎地区土著民族常用的一种长柄兵器。这里的铜戈与中原战国铜戈形制不同，全都是直援无胡式戈。戈“内（音na，即固定长木柄的后半部）”分长方形和M形两种，内上开有长方形或圆形的穿孔。这件戈的内上铸造有一组装饰图案，3人牵手上举，人体之间站有2只大头动物，充满神权气氛（图2-31）。
图2-31 M形内铜戈（战国—西汉）
（4）铜钺（战国—两汉）。普安县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钺像斧，比斧大些，作砍砸之用。长7厘米，宽4.4厘米。钺上有“
图2-32 铜钺（战国—两汉）
（5）曲刃铜矛（战国—西汉）。兴仁县出土，矛长25厘米。曲刃兵器造型是战国—西汉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兵器特征之一，与贵州“夜郎文化”有一定联系（图2-33）。
图2-33 曲刃铜矛（战国—西汉）
（6）铜锄（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长15.4厘米，刃宽8.5厘米。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夜郎为“耕田”民族。铜锄的出土，证明农耕确是夜郎地区重要的生产方式（图2-34）。
图2-34 铜锄（西汉）
（7）尖叶形铜锄（战国—西汉）。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这件铜锄外形像一片尖头树叶，所以又称为尖叶形铜锄。在农耕作业时，它与长条形铜锄有不同的功用。从此可以看出，劳动创造了艺术，艺术又服务于生活生产（图2-35）。
图2-35 铜锄（战国—西汉）
（8）立虎铜柲帽（战国—两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高5.6厘米，宽5.6厘米。铜柲帽是安装于铜戈长木柄顶端的装饰物。立虎形体矫健指爪锐利，一派凛凛威仪（图2-36）。
图2-36 立虎铜柲帽（战国—两汉）
5.青铜乐器
（9）铜铃“大家族”（战国—汉）。贵州出土夜郎时期青铜文物中，铜铃很有特点，总数俞百，造型各异，纹饰不同，集合起来堪称“大家族”（图2-37）。
图2-37 铜铃“大家族”（战国—汉）
（2）管形耳铜铃（西汉）。六枝县抵簸寨村斗篷山出土。大件通高6.3厘米，铃口长径6.3厘米，短径4.3厘米（图2-38）。
图2-38 管形耳铜铃（西汉）
（3）小铜铃（战国—西汉）。赫章可乐墓葬出土，高2.6～3.3厘米。贵州出土夜郎时期的铜铃有几种式样。这种小铜铃上铸的纹饰较统一，可能是某一部族支系的标志（图2-39）。
图2-39 小铜铃（战国—西汉）
（4）蟠螭纹甬钟（春秋战国）。正安县杨兴上湾出土。通高70厘米，铣（钟口尖端）间距34厘米。从甬钟纹饰和形，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甬钟相似，下有蟠螭纹，上为乳丁纹（图2-40）。
图2-40 蟠螭纹甬钟（春秋战国）
（5）铜句
图2-41 铜句 21 29 （战国—西汉）
（6）羊角钮铜钟（战国—西汉）。安龙县德卧镇丫杈山头出土。通高36.3厘米，钟体高29.6厘米，钟口径21厘米。钟作尖盔状，顶部歧出一对长耳形钮，似羊角，故名羊角钮铜钟。此羊角钮钟形体厚重，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同类之物中形体最大的（图2-42）。
图2-42 羊角钮铜钟（战国—汉）
（7）竞渡纹“石寨山形”铜鼓（西汉）。赫章县辅处出土。高24.5厘米，面径45.5厘米，足径48.8厘米。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铜鼓流传使用的重要地区。中国古代铜鼓可分为八种类型。贵州出土铜鼓有三种类型。其中“石寨山型”铜鼓是省内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铜鼓。遵义杨粲墓出土的铜鼓和麻江谷铜明墓出土的铜鼓，分别是铜鼓分型和命名八大类型中的“遵义型”及“麻江型”。贵州苗、布依、水等少数民族至今仍广泛使用“麻江型”铜鼓（图2-43）。
图2-43 竞渡纹“石寨山形”铜鼓（西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