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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所属图书：《贵州民族艺术简史》 出版日期：2014-12-01

第一节 概述

一、隋唐五代的政治对贵州时期高原民族艺术的影响

1.唐统治下牂牁等地的政治对贵州高原民族艺术的影响

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建立了唐政权。牂牁首领谢龙羽遗使朝贡，臣属于唐。此后牂牁等地，都归属唐王朝统治，各地首领世代相袭。牂牁等地宜种五谷，不用牛耕，但为刀耕火种的畬田，每年更换。没有文字，刻木为契。散居山洞间，依树做成巢而居。汲取流水而饮。婚姻的礼节以牛酒为聘礼，女归夫家，由女家母亲送去，女夫羞惭逃避，经过十天才出来宴会亲友，击铜鼓，吹大角，歌欢乐，以示庆贺。可知当时，歌舞、吹大角、击铜鼓盛行于民间。

唐时牂牁等地服饰与中原服饰明显有别。谢元深入朝进贡时，头戴黑熊皮帽，以金银络系前额，上身披毛帔，下有皮行膝（绑腿），穿鞋子。这在当时朝廷看来，是一种奇装异服。因此，中书侍郎颜师古见到就对李世民说：“从前周武王时候，天下太平，远国来朝，周朝的史官记载其盛况，写成《王会篇》。现在万国来朝贡，一见到这样人，这样服饰，可以绘画成《王会图》。” [1]

以上是《新唐书·南蛮传》记载的情况，说明了边远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发展，一是很不平衡，二是贵州高原当时的文化艺术显示了它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另一种政治特点，是唐以黔中一带地方作为封建朝廷贬斥重臣大官的场所。第三个特点，当时朝廷将黔中一带地方作为流放的场所，公元767年（至德二年）大诗人李白因辅佐永王璘，当过幕僚，后来永王璘失败，朝廷决定长期流放李白到夜郎。幸好郭子仪过去犯法，李白救过他，这时他就出来，愿意解官救李白，李白得以赦免回去。李白在流放黔中地区时，留下了不少的诗。

2.五代时期的动乱影响着黔州等地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地区政局更迭频繁，南方还先后建立了十个地方政权。由于时局的动乱，五代分裂割据过程中，黔中一带地方随着政权的转移，改变附属或羁縻关系，接受更换频繁的地方统治，忍受残酷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分裂割据的统治势力之间发生矛盾，更增加人民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黔中等地的文化艺术受到严重的在影响。

在公元928年（天成三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以李承约为黔南节度使，李承约到任后，以恩信安抚诸夷部落，劝民农桑，兴建学校，宣扬封建礼教，安定人民生活，这样的政治教化，使黔中等地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有所复兴。

二、南方四大族系的演化及其艺术

1.仡佬族

仡佬族有悠久的历史，她的形成经历了濮人、僚人和仡佬三个历史阶段。

濮人是我国古老部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今江汉平原到川、滇、黔交接一带，被称为“百濮”。早在商周时期，濮人就与王朝发生了交往贡纳的关系。魏晋以后，由于百越诸民族逐渐北迁，魏晋南北朝时将濮人和越人统称为“僚人”。晋至唐初，僚人的分布与远古时期濮人的分布相比较，范围缩小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域。仡佬之称谓，虽始见宋代朱辅的《溪蛮丛笑》，但从隋、唐起，出现于史籍中的“仡僚”“葛僚”“估僚”等，都是仡佬的谐音异写。

据有关史书记载，仡佬族社会经济生活及习俗艺术与其他民族迥异。①打牙习俗：“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华饰”，“仡佬妻女，年十六，敲去右边上一齿”。②居住系羊栖建筑：“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叶覆屋，名羊栖。”这种在五溪名羊栖的建筑，在黔北、川南的“南平僚”人中称为干栏。“南平僚”居住地“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虺蛇，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③椎髻、偏发，着桶裙的习俗：南平僚“妇人右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桶裙。美发髻，垂于后……男子左衽，露发，徒跣”。“仡佬裙，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④善于纺织、蜡染：“能为细布，色至鲜净”；“以柘蚕杂以五色织稭，名曰‘顺水斑’，又能以白苎麻纺织成布，旬月而成，名曰‘娘子布’”。“丫桑味苦，叶小，分三丈，蚕所不食。仡佬取皮渍布，系之于腰，凳以代机纬回环，通环过丈余，名圈布”。能“模取古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曰点蜡幔”。五、善于炼朱砂、铸铜爨，贵铜鼓：朱砂“佳者为箭镞，结不实者为肺砂，碎则有趢趗，末则有药砂。砂出万崖为最，仡佬以火攻取”。僚人“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日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仡佬“爱铜鼓甚于金石”。

2.苗族瑶族

苗族、瑶族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其族属源流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九黎”、“三苗”。他们历经沧桑，经多次迁徙，其中一部分在贵州高原定居下来，成为我国苗、瑶族中的一部分。苗族、瑶族先民，先秦时与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先民一起被泛称为“南蛮”。春秋以来，楚国强盛，迫使其不断向今湘、鄂、川、黔一带迁徙。两汉时这一带地区均由武陵郡管辖，因而他们又被包括在“武陵蛮”或“五溪蛮”的称谓中。东汉初，由于朝廷镇压“五溪蛮”的反抗，于是大批苗、瑶先民不断循沅水西迁，深入贵州腹地。隋唐时期，对苗、瑶两族的称谓逐渐分开。

据朱辅《溪蛮丛笑》，五溪地域苗族的社会生活习俗艺术有：①以芦笙、木鼓为节庆之乐器。“蛮所吹芦笙亦匏瓠余意，但列管大，与说文不同耳，名胡芦笙”，“鼓之节不一，有暗箭鼓，有集人鼓，有犒设鼓。飨客留饮，亦以此远近队小听以为准，酒酣少有参商，则鼓声随变，终席无他者，名客鼓”。②以农历“四月八日”为最隆重的节日。“四月八”划龙舟，“竞渡预以四月八日下船，俗为聚饮江边，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饮馔以相夸大，或独酌食前方丈，群蛮环观如云，一年盛事，名富贵坊”。“蛮乡最重重午，不论生熟界，出舟竞渡”。③善蜡染，“模取古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绘画时，一般不打样，只凭构思绘画。④椎结之民。“胎发不剃除”，不裹巾，“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结”。

据史籍记载，瑶族的社会生活习俗艺术有：①穿着上，“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屩”。②善于制造各种乐器。“徭人之乐，有卢沙、统鼓、胡芦笙、竹笛。卢沙之制，状如古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嘠其声。统鼓乃长大腰鼓也，长六尺，以燕脂木为腔，熊皮为面，鼓不响鸣，以泥水涂面，即复响矣。胡芦笙，攒竹于瓢，吹之呜呜然。笛，如常笛差短，大合乐之时，众声杂作，殊无翕然之声，而多系竹筒以相团乐，跳跃以相之”。③善染斑布，精于蜡染。瑶族先民早在汉时，就“好五色衣服”，“衣裳斑语言不斓”，到唐时“能织成极斑花，炳然可观，故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由于蜡染所需染料为植物靛蓝，不少地区的瑶族人民善于种植靛蓝，因而有的瑶族被称为“蓝靛瑶”。④崇尚巫术，《旧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贬郎州司马，地居西南夷，……蛮俗好巫。”刘禹锡被贬之地，正是瑶族的聚居区域。“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3.侗族布依族水族

百越与侗、布依、水等族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越人遍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各地，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越人受到压迫，开始迁徙，其中骆越的一支越过岭南到岭北，逐渐地从黔、桂边境进入地广人稀、山高林茂的贵州高原。汉以后，史书上把南方濮、越统称为“僚”，而将越人又称为“俚”或连称“俚僚”。魏、晋至唐，在贵州居住的僚人就包括布依、水、侗、仡佬等族的先民。

百越族群创造和发展了稻作文化，这种稻作文化有着普遍的经济文化习俗艺术，其共有的特点是饭稻羹鱼、文身断发、“干栏”式房屋、喜水擅舟、崇尚鬼神等。布依族喜爱铜鼓，并“男女椎髻，以绯束之，后垂向下”，“人皆椎髻、跣走或著木屐，衣青花斑布”。水族也“贵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镲，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镲’……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隋、唐时期“抚水州蛮”主要聚居在广西宜州、南丹等地。隋唐以后，他们一部分溯龙江而上迁徙入今贵州的三都、荔波等地居住下来。

4.彝族土家族先民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面很广的民族。彝族出自氐羌系族群，原是一个游牧民族，远古时代，他们从祖国的西北高原向南迁徙，最后在滇、川、黔、桂定居下来。晋对古代彝族先民泛称“蛮夷”。两晋南北朝时，大姓爨氏据有宁州，将所统治区域分为东西二境，遂有“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之称，乌蛮即彝族先民。至隋、唐时期，彝族先民在贵州高原的势力已经很强大，并建立两个地方割据政权。今贵州的威宁、赫章、毕节、金沙、大方、六盘水、安顺、普安、兴仁、晴隆等地，在唐时都是彝族先民的势力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彝族先民的经济文化习俗艺术有：①衣著为黑色，“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②是一个较早有文字的民族。③是一尚武的民族，《桂海虞衡志》载：“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④其社会组织以父子血缘为纽带，“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唐代，彝族先民在贵州高原建立两个地方政权，彝族在贵州历史上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先民。

土家族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湘、鄂、川、黔接壤的地带，即今清江、乌江下游和澧、沅诸流域，在贵州境内则主要居住在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铜仁等地。

土家族先民的一支以崇奉白虎为图腾，《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共立巴氏子务相为君长，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因此这支土家族先民以白虎为图腾。古代文献往往以地域称呼土家族先民及该地区的各民族。汉代称为武陵蛮，三国称为武陵五溪蛮等。这些地域居往的“蛮夷”不全是土家族先民，而苗、仡佬、侗等民族的先民也分布其中。因此，土家族先民的很多习俗艺术也与这些民族相近。

三、隋唐时期贵州高原的民族艺术

1.隋唐五代的地方民族艺术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牂牁地区“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贵州不少地方能种植稻、麦、豆等作物。并且贵州各族人民懂得种植和采取野生的葛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葛布、斑布、大口袴、布包等，还用野兽的毛做成毛帔、鞋、帽及各种衣物。因此，牂牁地区“男子服衫袄，大中袴，以带斜镣右肩” [2] 。蜡是贵州的特产，既可以制作照明的蜡烛，又是制作具有民族特色布料的原料之一。贵州各族人民经长期的生产实践，种植靛蓝植物染料，蜡为制作工艺原料之一，制成一种名叫点蜡幔的布，即是今天的“蜡染”。制作的方法是以蜡刀蘸蜡于布上，绘成所需的花纹图案，然后将布放入染缸浸染，最后用水煮沸，除去蜡即成。“点蜡幔”图案丰富，色彩鲜艳，既富有民族特色，又有地方特点。在东爨乌蛮一带，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食其肉，衣皮革，披毛帔。“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子被发，皆衣牛羊皮”。东谢、南谢、西赵人民皆以“犬羊皮为饰”，这种打扮流行于牂牁地域。

牂牁地区当时冶铜业亦有一定基础，铜鼓成为牂牁地区这一时期冶铸的器物之一，因此各种活动中常有铜鼓，并以铜鼓为大。“会聚，击铜鼓，吹大角，赏有功以铜鼓”。铜鼓不仅用于饮宴、婚礼，它还用于战争、丧葬、狩猎、收获、节庆、祭祀、报时等，其功用是多方面的，它象征着财富、权力、神圣。唐代芦笙在南方各民族包括牂牁地域广泛流行。《通典·乐四》载：“荆、梁之南，尚古制，南蛮笙，则是匏。”唐贾耽《十道志》谓：“僚人杂居，鼻饮、跣足，好葫芦笙。”说明芦笙这种乐器已流行于南方各族。

歌舞是贵州各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们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隋唐时期，平时人们聚会，常常以歌舞助兴，歌舞并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旧唐书·东谢蛮传》记载东谢地区“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

在建筑上，贵州高原普遍为干栏式房屋，这也是南方各民族居住的特点。《旧唐书·南蛮传》说“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房屋一楼一底，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家畜。这种布局适应多雨潮湿的环境，比魏晋时期一些地区的僚人“巢居岩洞”是一大进步。但大城镇建筑仍有中原式建筑。武德四年（公元612年）在今思南境建筑城乐新城。

2.中原文化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朝贡的使节往来，客观上起到一些文化传播作用。他们赴京都往返的途中，得以瞻仰、观赏祖国雄伟的河山、灿烂的先进文化，并将朝廷赐予的物品，带回故里传扬。加上朝廷派驻边区的官吏、兵丁和移民日益增多，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广泛的流传，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地缩小距离，并日渐融合。1965年底至1966年初，贵州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平坝马场附近的熊家坡发掘唐墓3座。其中砖室墓1座，“具有中原地区唐代穹庐顶砖室墓风格”，且出土唐代素面铜镜。另石室墓2座，墓中出土唐代的海马葡萄镜和八弧花鸟铜镜。而且，当地历年来发现汉魏六朝及宋代墓葬很多，与唐代一度置为正州的矩州（今贵阳）相去不远，故这几座墓葬应为唐代官僚地主葬所无疑。这就是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

由于官吏的流放及官吏来往中，留下了不少的著名诗句，中原文化带来了先进因素，促进边疆文化的发展。所以在唐时，黔地一些地区，如黔北、黔东“土俗大变，渐染华风”。

佛教文化在汉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但进入贵州，是在唐代。唐初有牛腾被贬作牂牁建安（今瓮安、余庆间）丞。牛腾崇奉佛教，于是“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佛教的传播，导致寺庙的兴建。唐贞观（公元627～649年）年间，在遵义县城的北三十里，建有金鼎（一作顶）山寺。沿河县的官舟，唐代建有永佛寺，黄平州也有唐代庙宇，名相宝寺。这些寺庙都是仿照内地样式设计施工的，反映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和影响。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开凿，完工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乐山大佛，它的开凿，是始于贵州高僧海通法师。海通法师为佛教文化及其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新唐书·南蛮传》。

[2] 《新唐书·南蛮传》。

贵州民族艺术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