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先行树人才
明初，毕节市境内，乌撒、水西彝族土司先后归附明王朝。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朱元璋注意“礼乐教化”，重视在民族地区兴办教育。明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1392-1397年）的六年间，明朝廷先后批准在贵阳建贵州宣慰司学，水东、水西（今大方、黔西、金沙、织金县）安氏子弟皆可入学；在今毕节、威宁、赫章县建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司儒学。
清代织金三甲的宝安寺，曾经是白族地区有名的教学点
贵州建省前，毕节境内无管理教育的机构。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后，推行府、州、县、卫、司办官学。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乌撒军民府经钟荐礼上书“府故蛮夷地，久沾圣化，语言渐通，请设学校，置教官，教其子弟，变其夷俗”，获朝廷采纳。明正统八年（1443年），乌撒卫建儒学于城南。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府州县卫司开始设学官管理教育，府、卫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同年，贵州办书院盛行，受此影响，明隆庆六年（1572年），沈闻建文府于毕节城东青螺山，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兵备道陈性学改建为“青螺书院”，为毕节最早办的书院，至此，今毕节境内共办书院1所、官学4所。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随着贵州开科乡试，境内参加乡试生员增多，至明崇祯年间不完全统计，经乡试中举者112人。
20世纪80年代白族地区的小学
清初，由于战乱较多，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平定吴三桂后，政局逐渐稳定，教育得到恢复。清顺治九年（1652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先后兴办的学堂有黔西蛇场（今金碧镇）办的社学；毕节县知县方瑞合创建的松山书院。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改土归流”后，推行府、州、县置办官学兴建书院，在乡间提倡办社学、义学或私塾馆，全地区学堂数量增加，比较有名的有黔西州知州鲍尚忠创办的州义学。清亁隆年间境内着力兴办书院，其数量比以前多，规模比以前大。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全地区增办书院，兴办义学，据不完全统计有府州县学5所、书院15所、义学31所。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自然、数理化新兴学科传入毕节，在维新改良派教育思想影响下，推行京师大学堂章程改办学堂，全区教育发生变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又颁布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要求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城书院改办中学堂；县城书院改办小学堂。毕节县首批将松山书院改办为“求实学堂”，各县也积极作改学准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废科举后，全地区改办小学堂、中学堂结束，大定、黔西开办简易师范，为学堂培养师资，年底统计，共办各类学堂43所。其中：中学堂1所；师范1所；师范传习所3所；高、初两等小学堂14所；初等小学堂24所；乐音学堂1所。
贵州白族对文化教育历来非常重视，崇尚“耕读传家”，“安耕织，远骄佚”。在清代，毕节县人才辈出，如朱昌双华大寨赵润章、赵理凡、赵德高、钱必灿和岔河谢文明均为“秀才”，蔡官屯则有“岁进士”钱在朝、“武举”钱抢元叔侄、赵鸣皋等；普定县有举人、秀才及贡生赵敬台、赵（文）应文、赵国碧、赵华封、谢云九、赵（文）谢光等；大方县则有“武举”段为举、段启文、段逢春、段继成，“拔贡”赵振中，秀才赵依坚、赵凤翔、赵德超等。威宁县金海、蛇街等地李氏、苏氏白族亦有不少秀才。清末民初，大方段炳在县城创办女子师范学校，倡导新式教育，后段炳被选为贵州省临时议会议员；大方赵华则在达溪高坎设学堂，鼓励学生奋力抗日。民国时期，毕节朱昌双华赵振秋、钱琼臣、黄帮英及鸭池镇赵继德、谢恩等被推荐入“官学”，黄帮英后来成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威宁县三道河张氏白族则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十期。普定县讲义寨私塾后转为公学，10多年共培养毕业生200余人。
现今的白族村寨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白族文教卫生均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人才辈出，贵州盘县白族何瑞国教授为华中农业大学博导，是全国动物营养界的权威之一，其科研成果多次受国家科委、农业部和湖北省等表彰。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企业家，贵州普定白族赵松桓为中国十大钢铁公司之一的“水钢”集团党委书记。贵州盘县白族尹志华曾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白族地区尊师重教，毕节朱昌双华大寨赵人达在20世纪80年代即为博士，是改革开放后贵州白族首批高级人才，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的赵人达曾承担“863”计划多个重要科研项目和参与上海磁悬浮列车工程专项研究等，大方县段、谢（祝）、谢（肖）姓白族聚居的东关、大寨、文阁等地就有“才子乡（村）”美誉。据统计，大方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了白族大学生1000余人，博士、硕士生近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