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论族源
贵州白族大都散居在海拔1400米～2200米之间的黔西北山区。这里属贵州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六圭河等支流沿岸，为云贵高原的突出地带。山峦重叠，沟谷纵横，山地、丘陵、盆地、洼地交错分布，形成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立体气候，水草丰足，森林繁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人口不断增加，经过“返本归原”的“认同”和民族识别，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白族人口约20万。其中毕节市约10万，人口位居该市少数民族第三位。六盘水市、安顺市、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合计约10万人。
白族族源，学界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定论，其中“氐羌说”和“土著说”更受到白族同胞关注。
族源“僰人说”
“僰人”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其书写记录名称之所以作“僰”，则《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僰”是其自称，到后来的唐朝时期又被改写作同音的“白”。
族源“土著说”
白族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和近年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表明，白族不仅是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是这一带种植水稻的古老民族。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土著居民之一，主要有三个支系即民家、那马、勒墨，都崇尚白色。
“土著说”认为白族是云南省的土著民族，源于汉代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与两汉史籍所称的“巂”、“昆明”和三国两晋以后“叟”、“爨”及唐宋史籍所称的“白蛮”、“河蛮”有渊源关系。
“氐羌说”认为白族为氐羌的一支，由西北迁来，与洱海地区的土著融合，又掺和部分汉族，在南诏时期开始形成白族，大理国时期得到巩固发展。
“汉裔说”认为白族是古代楚、蜀的汉人迁入洱海地区后混合而形成的族群。
“多元说”认为白族为多元民族，是由洱海地区的“昆明”、“哀牢”、“白蛮”等不同的族系和不同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民逐渐融合而成。
关于贵州省白族的源流及形成年代问题，也在探索之中。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记载，秦统一中国后所开的五尺道和汉时的南夷道，皆穿过今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区域，今云南省昭通、曲靖，今贵州省威宁、水城一带，已有“僰人”散居。
魏晋时期，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僰人”分布，北起今遵义市，西北至今威宁、赫章，西南抵达今安顺市西秀、关岭以及兴仁和盘县等地，人数多，分布广。当时的“僰人”大多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坝和交通要冲，已发展成为贵州西部地区的先进族群之一。
唐宋之际，大理国的统治区域东方“三十七部”，包括今贵州省西部大部分白族地区。当时大理的不少“僰人”官员，携带妻室儿女，长途进军贵州省西部一带屯驻，故贵州省白族中有一部分是南宋大理国时期从大理迁来的。威宁、赫章、水城、盘县等地的白族张、苏、李、赵、许、钱、杨等姓氏均属当时进入黔西北地区“僰人”将士后裔。
忽必烈于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率军南下，破灭大理政权，白族部分军人受蒙古军重用，组织统领“爨僰军”，向滇东和黔西北征讨，并留居今水城、威宁、大方、黔西、遵义等地，东至湘西一带。这些“爨僰军”“取夷女为妻”，繁衍后代。清朝大学士鄂尔泰等监修的《云南通志》载，元代屯田于乌撒（今贵州省威宁、赫章、水城）的“爨僰军”就有114户。
白族发源地标志——大理苍山
明代初年，善于作战的“僰人士军”，受王朝之命，又进入今贵州省黔西南、六盘水、毕节和遵义等地镇守，少数段、李、张、王、尚等姓氏曾做过明王朝在贵州省的官员，身穿汉服，俗从汉礼，吸收的汉文化逐渐丰富起来。
随着明末清初“改土归流”政策的深化，白族受汉官排挤，几经迁移，最后落脚今贵州省大方、纳雍等地，并且与当地古“僰人”遗裔发展成为今天的段、尚等姓。为避免歧视，白族人攀附祖籍，改族称为汉族或彝族，并从城镇周围迁到交通闭塞，便于防守的荒凉地区落居从业。
从地方志记载看，元、明、清三代，贵州省内遵义、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贵阳等地均有“僰人”、“白儿子”、“民家”或“七姓民”分布。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黔北、黔西北、黔西南和滇、川交界处都有“僰人”杂居。明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说，普安州有“僰人”，诸部落语言不相通，常以“僰人”为通事。又说普定、镇宁、普安都有白族散居，这种分布格局延续到清代末年。
“白儿子”
威宁及滇省有之，俱有宗族，男子多汉人风，业赶驼贸易，女人犹沿苗俗。因汉人赘苗女为家，生子有仍归汉人者，故有“白儿子”之名。非子归汉，其夫归汉，而妇留其子，其子有母而无父，故以“白儿子”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