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会籍贯免歧视
“僰人”悬棺葬
贵州白族返本归原部分，从汉史志及以往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梳理出基本线索，即从“僰人”开始，到“西爨白蛮”，到“爨僰军”，到“民家”（七姓民）这么一个过程，由今四川宜宾到滇东黔西之地，到大理洱海区域，又返回到贵州西部定居至今，尽管历史时空上有缺环，其基本线索是清楚的。其间又有古老“龙家”和明代以后“南京人”的流入，可谓是典型的多源合流的人们共同体。然而无论从谱书记载，还是在民间的口碑中，都发现有大量的所谓“南京籍”和“江西籍”的传说，兹叙几例如下：属返本归原的盘县白族李姓的族谱，是贵州白族中修得较早并续修过几次的谱书，从中可看出李氏门中人才辈出，有很深的汉文化底蕴。翻阅李氏谱书，总离不开“南京籍”的影子。修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秋月的李氏家谱载：“吾先祖成梁公，万历间数败土蛮，有功于国，神宗十年，封吾祖宁远伯……宦游大理，以镇边夷，数年间贵公命阳公留守大理，吾贵公赵氏与隆公回籍南京，隆公无室，先贵公而行，路闻清兵之乱，落业贵阳属黄果树……贵公携家眷，亦闻途次甚是不宁，兼听梁公八十四岁告老罢职，不知存亡，难以回乡，只好改祖归田，落业旧普安撒马哨，因落业于善营（今旧营）。”谱中有宦游大理之说，又有回籍南京之载，暗指族“根”在南京，在大理期间是“宦游”而已。二次续修家谱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中秋日序言说：“木本水源，物理则各有其情，春露秋霜，人心岂忘于分道……吾祖籍南京之应天府珠市上全牌坊。”直言李氏家族源于南京。四续家谱载“世传祖籍系滇之大理府，以武侯征蛮而散离四方者有矣，第世远年湮，邈不可据，所云双僰儿，概非束王子姓邑则大理籍之说不荒矣，然予之初祖李贵公乃光明嘉万时人，不知何自而流寓，于旧普安撒马哨，遗有旧塜焉，闻叔曾祖、叔祖际春，才宇辈尝往祭扫，因以为起祖焉，后资澜公续谱又谓祖籍南京，不知何据而云然，兹且记之。”所记还是断不清楚，似情系云南大理，却不得不提及南京。再看威宁“七姓民”之家谱。威宁小海镇之响水村“七姓民梁子”的苏氏墓地谱碑记有该家族的迁徙过程，但字迹不清，录文经苏氏族长修正，全文于下：“我族太古荒远难稽，或曰七闽族，或曰民家族。总之，即蒙古利亚之一大世族也。溯夫原籍，系南京应天府白马街柳树巷珠市桥四方井大石板为记。呜呼！沼吴风冷恨难攀，烈祖开滇春长，谁敢叩兴王之马？慨自大明洪武年间，我族由滇入黔，初来乌撒，始祖苏公住于宰羊坡（今威宁城内），历数传延至我万明老祖公，方领致化里毛拖庐等处地方，特下乡卜居于勺一都水井之上。而居此时，约在明末清初，公乃娶李氏，生承寿；寿娶李氏，生国兴；兴娶李氏，生荣春；春娶赵氏，为时所迫，移居东川夜模卡，生友仁；仁娶杨氏，流落他乡，徒莫奈何！故春、赵杨三祖寄厝东邑并归葬。惟吾曾祖友仁带领绍东祖父及祖母杨氏复回原郡，乐业本乡。二祖母杨氏，鲁甸阿钩寨人氏。绍东娶杨氏，生永光；光娶张氏，生定国；国娶二张氏，生德斌；斌娶高、张氏，生德昌；昌娶张氏，生定一；一娶李氏，生德富。因明末事变，宗谱为燹。所失嗟予不文，所知有限，其后螽斯庆而瓜瓞绵敬。”
黔西北白族村寨
碑左侧记有“中华民国十七岁戊辰正月立，嗣孙苏定国敬述于水井头上祖茔山中”。碑右侧记有“下乡历代宗支表”，可惜风化，不获录之。
从苏氏碑文中，可略知白族苏氏祖先之迁徙过程，尤其是苏氏从威宁宰羊坡下乡后的迁徙路线。但碑文所载前后矛盾。细心辨析，则不难发现苏氏家族源于大理，所谓“南京应天府白马街柳树巷珠市桥四方井大石板为记”纯属附会之说。
远眺白族大寨
返本归原的钱氏家族认为，“入黔始祖钱仁峨，原籍江南应天府（即南京）十字街杨柳巷。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朱元璋诏令傅友德、蓝玉、沐英统领大军征讨云南，钱仁峨以职随征。云南平定后，沐英留镇云南，仁峨公随同留镇。十二月，诏奉征南功臣，仁峨公封征南将军，礼部颁发印信、朝笏，戍守乌撒（今威宁）。”“壬午年（1402年），朱棣登基后，株连甚广。仁峨公无心仕途，要想返回原籍已不可能，经过颠沛流离，最后择地而居毕节蔡官屯。”后代子孙繁衍生息，除居住在毕节外，还迁居于大方、黔西、纳雍、织金、赫章、水城、清镇、安顺等地。据此谱书，白族钱氏迁徙入黔，脉络清楚。然考白族“七姓民”张、苏、李、赵、许、钱、杨中之钱氏，赫章窝奔一带的钱氏是早在唐、宋之际即在乌撒活动的白族先民，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尚不可轻断，要进行个案调查。
关于“江西籍”的说法，在白族谱书及传说中也时有所见。
居住于贵州西部的一些民族均说原籍属南京应天府或江西吉安府，尤以前者居多，如黔西北的汉族、白族、彝族中的部分都有祖籍南京应天府或江西吉安府的说法。这在一些民族中则是谬误，如在彝族中的传说几乎是附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则当作具体分析，汉族中的某些姓氏来源于南京，但从黔西北范围看，汉族有南京籍、江西籍、山东籍、江苏籍、湖广籍、四川籍，不可笼而统之，古代的南京和江西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口迁徙到贵州。但明代对贵州的强化统治，外籍流入贵州的汉民不少，并且汉文化是强势文化，成为少数民族仰慕和追求的主流与正统，附会之说由此产生。后来科举制度中的一些规定及民族歧视政策，进一步深化了附会说，大量被录入家谱，以讹传讹。因此，上述各族认为他们的祖籍的说法应作具体分析。贵州的白族除“南京人”来自南京外，均不属南京籍，白族其他部分于明洪武年间后“由滇入黔”也是不符史实的。
不少白族将自己祖籍说成南京，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即明初包括南京在内的东南汉族大量迁徙云贵，并且在云贵地区占据统治地位，显得高贵，某些白族人将自己祖籍说成南京，并改族称，可避免歧视，甚而备感荣耀。于是违心地将自己的祖籍说成南京，留给后人一笔糊涂账。当然，也有部分家族不知祖籍，只能人云亦云。
白族“七姓民”从威宁下乡有四五百年，正是明初、中期所谓“南京应天府”和江西来的汉人大量迁徙到黔西北地区之年代。这样白族的被逼下乡和汉人的迁徙到来时逢同一，于是造成假象，白族本身及其他民族便误认为白族属洪武年间由南京入贵州。年长日久，以讹传讹到现在。
今威宁、赫章一带彝族中广为流传的“罗举不是彝，罗举不是汉，罗举是彝族的皇帝”的说法，很能反证白族苏氏碑文和民间认为白族来源于南京而且是洪武年间来的错误。罗举被认为是彝族的“皇帝”，只能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除此时期外，这种语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