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及以后
鉴江出土青铜兵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淘金活动的兴起，清水江及其支流的河床沉沙中便不断有这一时期青铜器发现。最新的一次是在2010年11月于清水江支流鉴江中发现的3件青铜斧。据不完全统计，清水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物已近200件，以兵器为主，另有少量工具和装饰品等。兵器有剑、矛、钺、戈、镞等，工具有斧、铲、刮刀、鱼钩等，装饰品有带钩，乐器有錞于。其文化来源，受有楚、巴和土著三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以宽格青铜短剑和不对称形青铜钺为代表，这类器物广泛分布于沅水流域，其中的宽格青铜短剑或以为系湘西濮人所遗，贵州境内已发现2件，均较完整。由于此前缺乏相应的发现，这批青铜器的出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盘塘遗址战国墓葬以及溪口商周时期遗址的发现，或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江内青铜器的来源问题。根据最近掌握的材料，战国秦汉时期清水江流域人群的活动已逆江而上渗入今台江一带，因此，在清水江流域发现该时期的遗址对于该时期人类发展迁移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清水江出土这么多的青铜兵器，其来源可能有如下几种。首先，可能是战争的原因造成的，该区域出土青铜兵器具有中原、巴蜀、滇、越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可能是不同族属的人在战争的过程将武器掉入水中，留存至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河流的两岸有较多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地，在河流冲刷破坏的过程中将墓地中随葬的器物冲入河中。也有可能是由于祭祀的原因，远古的部落生活在河边，他们崇拜水，以水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在同外部进行的战争中击败敌人，将敌人的兵器投入水中以祭祀自己民族的图腾，希冀获得再次战争的胜利。
但我们在清水江调查相当长时间，在很长的水域内未发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存在，而出土青铜兵器的种类比较繁杂，不仅仅有楚文化的性质，还有越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性质存在。可能这批器物来源于战争缴获，是同巴蜀、越以及滇文化战斗而产生的。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从其俗，以长之。” [1] 清水江东接沅水，战国时期应属楚国西南境黔中地 [2] 范围，战国时期庄蹻入滇可能就是沿沅水接清水江西进，最后再进入云南。在此期间，他“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在他的军队里有着巴蜀文化或滇文化的青铜器物也是很正常的了。
远眺清水江
盘塘遗址M5头龛内出土陶豆同湖南楚墓中出土陶豆相似，该墓葬年代应为战国，其余墓葬这批墓葬的形制与湘西战国时期楚墓相似。坡脚遗址发现两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每座墓均随葬有一件滑石璧，石璧形制、纹饰相近，从葬制、葬俗和随葬器物看，比较多地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
通过墓葬出土情况可知，清水江流域战国时期也有少量楚墓存在，但未发现同时期遗址，可见楚文化对该流域的影响也比较弱小，这些墓葬也可能同“庄蹻入滇”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兵器出土于险滩内，多数可能与船只失事有关，或也有可能是楚国攻打清水江流域土著文化以扩大领土的战争行为所遗留。
至东汉末年时，因为五溪蛮对抗朝廷失败，大量蛮族通过沅水，或翻越武陵山进入贵州，同当地土著居民相互战争，在文化中融入蛮族文化特征。
宋、元时期，当地依旧以土著居民为主，少量外来人口占据的区域，出现了沿沅水而上的迁徙，制瓷技术进入清水江流域并迅速发展起来。
明、清时期，大量的木材沿江进入湖南，而外来文化也迅速进入清水江腹地，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新的融合。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线索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截至2010年时，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基本上厘清了清水江流域的文化序列，该流域同湖南湘西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上具有相当大的共性，可以把该区域文化看作湘西地区各个时代文化向贵州少数民族区域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一定变异的地方性文化，而清水江，则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
[1]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王燕玉：《贵州省疆域沿革考》《贵州史专题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