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有一个对清水江流域民族构成重大影响的事件,即苗族“中支”西迁。《战国策·魏策》:“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霸王之业,不从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不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1]
文中所涉及的就是苗族西迁的一段史实,在中支黔东南《苗族古歌》里,关于“迁徙史诗”,被题名《跋山涉水》(nanqxebjitbil,直译为“沿河跋山”)“……中路黔东南支系,其所受压力主要为自然压力,即土地、粮食和人口的压力……例如平原沃土渐为他族强者所蚕食占有……于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苗族中支这一方,于不知不觉中便已败北而退出原地。而这一支系的迁徙,为时不短(一说十三年,一说十年)。”
[2]
中路黔西南这一支,根据古歌反映,可以设想为以洞庭湖边平原地带为起点,从“沅湘之间循陆路上行。……即今巫水(古雄溪)、水(古
溪)与原浆上游清水江汇合处,曾有过犹豫和抉择,最后才选定稻花河。”
[3]
其迁徙进入台江一带的黔东南腹地,重新获得了肥沃的土地和安定的生活,后来发展成为黔东南地区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世居民族。
清水江流域的天柱、锦屏一带,因为居住有比较强大的土著民族,在苗族中支迁徙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其受到了先进的楚地文化的影响,该时期清水江流域文化主要以江东溪口遗址第七层到第九层为代表,该遗址出土遗物以陶片和石器为主,另有少量铜器。陶片较为细碎,以夹砂红褐、灰褐和灰白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灰陶和红陶。陶片纹饰种类丰富,装饰手法有刻画、压印、拍印和戳印等,多种纹饰组合使用是其特色,计有弦纹、方格纹、圆圈凸点纹、水波纹、橘皮纹、竖条纹、“Z”字纹以及少量绳纹等,多施于器物的颈肩部。可辨器形有罐、大口缸(器壁较厚)、豆、鼎、钵、器盖、纺轮、网坠等,以厚壁大口缸最为常见,亦最为典型。石制品分石锤、石片、石砧和石器等。石器多打制,磨制者较少。部分石球有局部磨平现象。出土的1件四孔石钺制作较精。铜器出土较少,计有箭镞3枚、钺1件和少量碎铜渣,主要出于七层中。
遗址内出土的陶器于器形和纹饰等方面,与酉水流域的湖南永顺不二门遗址所出者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但厚壁大口缸等却不见于不二门遗址,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据此,其年代笼统而言应在商周时期,而从地层中已有青铜器出土看,其年代主体可能处在两周之际,早可至商,晚抵战国。与上述两地相似的文化因素,近年在沅水的另一支流贵州锦江流域亦有发现,反映出商周之际沅水上游地区人类的交互活动及其文化的趋同性。
[1] 《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王治新:《苗族迁徙史诗与“三苗”源流问题》引自《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贵阳第1版,第257页。
[3] 王治新:《苗族迁徙史诗与“三苗”源流问题》引自《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贵阳第1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