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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静沙滩竟成全国知名的文化区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僻静沙滩竟成全国知名的文化区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湄潭，学者们亲临沙滩考察，惊讶地发出感叹：“沙滩不唯是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的文化区。”沙滩名声在外，而地方却很小，只是在遵义县属的一个僻静村落。然而，在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竟成了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出现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些了不起的人物，还形成一个冠冕全贵州的文人群体，想不到，在黔北山中的一个小村庄，竟会放射出如此的奇光异彩。

沙滩是遵义县新舟镇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坐落在清澈的乐安江畔。沿着江边的小径走去，便看见前面的那座山冈，古柏荫翳，藤蔓缠绕，崖下碧波回为深潭，在丛林掩映的地方，从前有一古刹，原名沙滩寺，后因佛教临济宗破山大师的高足丈雪通醉在此开法，取“遏人心之江河，有如禹之随山排决”之意，更名禹门寺，被称为“第一清净土”。暮鼓晨钟，引来无数禅和诸子，引来许多高人韵士。过了禹门山，只见平畴一片，缘水逶迤，层峦环秀，乔木幽篁四时苍翠，墟落上飘起炊烟，这便是闻名遐迩的沙滩。遥想当年，黎氏一族，聚居于此，与邻近的郑、莫两家，朝暮往还。井灶数十，东犬西吠，篱舍交错，书声琅琅。

在乐安江东岸的子午山麓，安葬着一个文化名人，墓碑上刻着“郑珍君之墓”。躺在这里的，是一位淡泊人生而学识渊博的文化巨人，他是一代经学大师，是深究《说文解字》的巨擘，是桐城派后期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冠绝一时，直推倒一世豪杰”的诗人。他总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推其为“天下府志第一”。子午山就像是一把地造天设的安乐椅，端端正正地坐落在原野上，侧边有一湾溪水，涓涓细流，名为藻米溪。在溪旁，郑珍为了守护母亲的坟茔，建起了一座“望山堂”。这是一处玲珑剔透的江南式小园林，周围有松崖、柏岭、梅垓，园内有紫竹亭、柑廊、乌桕轩、四香亭，中间有一池荷花，还有一所藏书5万卷的“巢经巢”书屋。就在这“四窗静缘，山鸟无声，树影湖光，晃漾闲涌”的环境中，郑珍整整度过了20个春秋，他朝耕暮读，直读到“霜重夜深白”，直写到“月斜林际黄”。他在这里“读书扫俗学，下笔如奔川”，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他把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经学著作，定名为《巢经巢说》，把他情才并茂的诗文收入《巢经巢文集》、《巢经巢诗钞》、《巢经巢诗钞后集》。他所著的《说文逸字》和《说文新附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精深，多有发明、见解。

沙滩三杰

遵义沙滩

遵义沙滩全景

《巢经巢遗诗》

近代学者章士钊先生，对此十分感慨，他在《访郑篇》中写道：“西南两大儒，俱出牂牁巅。”这里所说的“西南两大儒”，指的就是郑珍和莫友芝。莫友芝，字子偲，遵义府学教授莫以俦之子。他在去子午山二里之遥的青田山，结庐著书立说。莫友芝的根底在“汉学”，他与郑珍同出于乃父莫以俦先生门下，又经恩师程恩泽点拨，在金石和目录版本学上堪称一家，所著《郘亭见知传本目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书，至今仍是古籍研究必读之书。他深通声韵、训诂，又是诗人、词家，散文也写得很好，颇得曾国藩赏识。他去世时，曾国藩曾写了一副深情的挽联，上联是：“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坊桥头，书肆定交，早钦宿学。”下联是：“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说到诗，沙滩是一片诗的海洋，诗人、词家比肩继踵，出口成章，以诗对答，倘若把他们的诗汇总起来，恐怕有好几十部。郑珍和莫友芝都是晚清“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郑诗已如前说，莫友芝的诗收入《郘亭诗钞》和《郘亭遗诗》，卓然成家，诗名远播，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黎氏一门，诗人辈出，黎安理有《锄经堂诗集》，黎恂有《岭石斋诗钞》，黎恺有《石头山人诗钞》，黎兆勋有《侍雪诗钞》、《石镜斋诗略》，还有黎兆熙的《野茶岗人吟草》、黎兆祺的《息影山房诗钞》、黎汝怀的《黎虚甫诗稿》、黎汝谦的《夷牢溪庐诗钞》。郑珍之女郑淑昭，是黔中少有的女诗人。黎兆勋和莫友芝把明代及清初贵州人的诗，搜集整理为《黔诗纪略》一书。黎汝谦、莫庭芝和贵阳的陈田，又将清代贵州人的诗，集为《黔诗纪略后编》。两书前后光辉交映，展现了贵州诗歌的风采。

沙滩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之乡，郑珍、郑知同、莫友芝、莫庭芝、黎庶昌等人的书法都很精湛，其中又以莫友芝的书法名声最大。清代中叶，书风丕变，书法家们从汉魏碑刻中引发出一种新颖的美感，前有何绍基、赵之谦，后有翁同龢、莫友芝、康有为。莫友芝的书法，熔铸碑刻，自辟一途，笔势灵活，气韵洒脱，蕴含着一种瑰奇之气，在清代堪称一家。

沙滩还孕育了外交家黎庶昌，他是清朝派出的第一批外交官之一，做过英、德、法和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四国使馆的参赞，游历了欧洲各国，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西洋杂志》，使中国人看见了西方文明的曙光。他在清末做过两任驻日公使，与日本朝野文士唱和，以文字之交开展外交活动，其诗收入《黎星使宴集合编》和《黎星使宴集后编》。黎庶昌的散文也写得很好，颇具桐城派刚劲、简洁的风格，著有《拙尊园丛稿》6卷。在日本期间，搜集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集为《古逸丛书》200卷，对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他的侄子黎汝谦，曾充任清国驻日本神户领事馆官员，后任清朝驻横滨领事，翻译过《华盛顿传》。

《郘亭诗抄》

《古逸丛书》

《拙尊园丛稿》

一个不起眼的山村，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学者和诗人，出类拔萃，影响一个时代，人才之盛，超过一县、一府，的确是个奇迹。如果说，这种现象产生于文化深厚的中原，或者是江南水乡、天府之国，那倒不足为奇。“奇”在它产生于远离中国文化中心，文化兴起比中原要晚一千多年的贵州；“奇”在贵州文教在明代兴起后仅三四百年时间；“奇”在它不出现在省城、府城，而是在一个僻静的山庄；“奇”就奇在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乾嘉之学、古典诗词已近尾声，而沙滩竟成绝响。沙滩文化勃兴的根本原因在教育，倘若没有良好的教育，沙滩只能是一片荒漠的“沙滩”，没有文化，便没有学者和诗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儒学为根本。明清时期，教育与科举并为一途，读书人须经科考才能“进学”，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然后做官。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束缚思想、限制人才的桎梏，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名落孙山，而高中进士、状元的人，不少是“高分低能”。沙滩的文士，大都到举人为止，中进士的只有莫与俦和黎恂二人。莫与俦不以“读书做官”为然，认为读书应“以立身为本，穷经为务，决裂名教为无耻，科举俗学为末务”，做了三年知县后，便请改为教职，专心治学和从事教育。黎恂超凡脱俗，尝对人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辞官回乡读书，教诲子弟。在他的倡导下，教育与仕途分道，走上了“读书治学”的道路。在沙滩，教育与文化紧密结合，传承中国的古典文化，学术以“汉学”为宗，做诗以“宋诗”为本，书法熔铸汉魏碑帖，在全国独树一帜，以致成为“清代中叶全国知名的文化区”。

沙滩文化植根于儒学正宗，注重“做人之道”和“穷经析理”。做人之道不离“中庸”、“忠恕”，淡泊人生，不图功名，不把心思用在那些无用的八股文和试帖诗上，潜心研究儒家要旨和经义。为了“穷经”，治学以“经学”为务，继承乾嘉学派的学风，严守“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在考据、小学（古文字学）、金石、版本、目录学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在“文以载道”、“诗以传言”的原则下，写出了许多有风骨、有个性的诗文。沙滩人才联袂而起，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兴盛。这里的教育与正统的“官学”截然有别，读书之目的不在于“做官”而在于“做人”，治理不在于“应时”而在于“求真”，教育不是孤立的学校教育，而是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广泛、深厚、缜密的教育网络。

家庭教育是沙滩教育的根基，从小抓起，注重身教言传，潜移默化，自幼养成良好的品性和学习风气。家庭教育实际上是儿童的第一所启蒙学校，父母、兄长、亲友的言行举止、思想情操，为人处世，使他们受到濡染，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对往后志向的确立，操行的端正、智力的启迪产生多方面影响，成为教育的良好开端。黎氏定居沙滩，便树立“耕读为业，诗礼传家”的家风，黎氏家训说：“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寮，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黎恺著《教余教子录》，从立身处世、读书治学教诲子弟。郑珍为守母茔，在子午山麓建望山亭攻读诗书，终身不忘慈母教诲，将母亲生前的言行、德操、训导写成《母教录》以示子孙。莫与俦晚年在诗中写道：“老来不记旧卿相，独记先辈之高风。”子弟身受其“道德文章”而成才。郑、莫、黎三家都以“诗礼传家”，家风严正，家学渊源深厚，薪火相传，人才不绝如缕，孕育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

沙滩的教育，民间化色彩浓厚，重在家塾与书院。黎氏入黔始祖黎安理，首先在沙滩禹门寺静室中创办家塾，取名“振宗堂”，他和他的儿子黎恂、黎恺以毕生心血教育家族和邻里子弟，还聘绥阳宿学杨实田来此执教，生徒多达百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才，故有“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的民谚。莫与俦任遵义府学教授期间，创办了湘川书院，其宗旨是“学校者，人才之根本；人才者，学校之光华”。书院以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为本，重在培养人才，人才的多少与高下，是衡量书院办学的重要标准。莫与俦学有精专，热心教育，著有《示诸生教》四篇，强调“端趋向”、“黜浮华”、“薄荣利”、“固穷约”，表现出不同流俗，倡导学术的教育思想，郑珍、莫友芝皆出其门下。郑、莫、黎三家学者，或就读书院，或在书院讲授，互为师友，造就人才。

沙滩是一个文化的沙滩，读书向学的氛围很浓。郑、莫、黎三家都是书香门第，结为姻娅，互为师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沙滩，有黎恺的“近溪山房”、黎兆勋的“姑园”、黎兆祺的“息影山房”、黎庶焘的“慕耕草堂”、黎庶昌的“拙尊园”，还有郑珍的“望山堂”和莫友芝的“青山草堂”，书香气息笼罩着这座文化山庄。黎恂辞官归来，带回数十箧图书，在沙滩建起“锄经堂”，有大量典籍供人阅读，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乡间藏书楼。距锄经堂百余步，有一个“古梅丛桂相因依”、“缘水春深鸥鹭训”的别墅，这里常有文人聚首，互相唱和，人们便把这个诗意盎然的地方题作“藏诗坞”，涌现出许多诗人和词家。沙滩虽小，但“篱舍交错，书声琅琅”，充满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气氛十分重要，使人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受到熏陶。倘若没有“振宗堂”、“锄经堂”、“藏诗坞”、“巢经巢”、“拙尊园”这些文化传播中心，沙滩只能是一片荒漠的沙滩，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更不会产生学者和诗人。

时过境迁，“西学东渐”，文化发生转型。近代教育兴起，知识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经学、诗词渐渐不受社会关注，“废科举，兴学堂”，宣告古代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教育的兴起，沙滩文化的光辉也渐渐暗淡下来。它像是天上流星，划破长空，百年兴盛之后忽然陨落，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或可称为“沙滩现象”。沙滩文化的勃兴使人感到惊喜若狂，而沙滩文化的式微又使人感到太多的遗憾，在惊喜与遗憾之间，引发出许多思考，特别是我们的教育。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