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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话竟属汉语北方方言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贵州话竟属汉语北方方言

汉语是汉民族共同的语言，也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汉族人口众多，分布面广，随着人口的迁移，遍及全国各地，与各民族都有广泛接触。各地的汉族，由于移民的时间不同，移民方式、移民地点及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语言渐渐发生变异，久而久之，形成不同的方言。方言是汉语实际存在的具体形式，是汉语在不同地域的变体，人们开始说话总是习学当地方言，长期延续，习以为常，不能脱离当地的语言环境，这就是所谓“乡音难改”。唐代诗人贺知章在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了文字，但不可能统一各地的方言，直到现在各地方言依然存在。尽管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还是本地方言，说的普通话也免不了带有“乡音”，就像广西人说“桂普话”一样。

《汉语方言大词典》

汉语方言极其繁杂，大体可概括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话）、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和客家方言。顾名思义，北方方言主要流行于中国的北部，包括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与汉族的起源和形成密切相关，汉语在这一地区形成、发展，是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语言的一致性很大，使用的人口最多，大约有70%以上的汉族使用北方方言。因为历代的中央王朝多数定都于北方，都以汉语北方方言作为官方语言，于是北方方言成为“官话”。其余六种方言都在长江以南，吴方言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及其毗邻地区，湘方言中的“老湘语”主要分布在湘西南一带，粤方言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闽方言主要流行于福建、广东东部、海南岛、雷州半岛、浙南和台湾大部分，赣方言主要流行于江西北部和中部，客家方言流行于赣西南、粤北、闽西的客家人中。这六种方言与北方方言都有较大差别，很难直接通话。而地处南方的川黔滇方言（即“西南官话”）却与南方的六大方言大相径庭，竟属于汉语北方方言，令人感到诧异。

贵州人很难与说吴语、湘语、粤语、闽语、赣语、客家语的人对话，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可是，与北方人交谈反倒觉得比较容易，贵州人听得懂他们的话，说慢一点，他们也可以听懂贵州话，不过，他们总认为这是“四川话”。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川黔滇方言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是以四川话为基础逐渐演变形成的。有个史实绝对不可忽略，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陕西、河南。周朝兴于关中，建都镐京，后迁都洛邑（今洛阳），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东汉迁往洛阳，西晋的都城在洛阳，隋、唐的都城都在长安。四川地接陕西而近河南，武王伐殷商时势力已达巴蜀，战国时期秦、楚相争，首先在四川建立蜀郡、巴郡及黔中郡，文化上很早便受到关中、汉中及中原的影响。秦统一中国，迁“秦民万家”入蜀。刘备的蜀汉政权在成都建立，汉文化进一步扩大传播。“永嘉之乱”，晋朝南迁，北方流民数万家经汉中入巴、蜀。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流入四川的人更多。唐代“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大批汉族避难入川。南宋时，北方为金、西夏所占，北方汉人逃入四川者不计其数。凡此种种，说明四川与古代汉文化中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批又一批的汉族移民，把北方的汉语带入四川，致使四川话与北方方言比较接近，同属于“官话区”。以四川话为中心向云、贵辐射形成川黔滇方言，即“西南官话”。

贵州与四川山水相连，历史渊源深厚。汉代牂牁郡的移民多来自巴、蜀，三国时“南中八郡”实以四川为中心。唐代管辖“黔南”的黔州都督府设在四川彭水，宋代管辖贵州的夔州路也设在四川奉节，黔北地区的播州宣慰司、遵义府在元、明及清初皆属四川。更重要的是，明、清两代大规模向贵州移民，贵州建省后来自内地的流官不绝如缕，官学、书院传承和传播汉文化，皆以“官话”为准，科举考试促进士人倾心向学，汉文化在贵州广为传播，使贵州成为“官话区”。贵州方言总体上属川黔滇方言，与四川话、云南话大同小异。贵州方言可分为三个次方言区，分布最广的是川黔次方言，包括遵义、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铜仁等，约占全省总人口的80%。黔东南次方言和黔南次方言主要是受少数民族语言及邻省影响，黔东南次方言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大部分县市，黔南次方言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州有三个方言岛，一个是安顺屯堡的“二铺话”，二是天柱远口等地的“酸汤话”，三是晴隆、普安境内的“喇叭话”，这与地域性集团移民有关。

贵州话与普通话的差异，还在于词语上的某些不同，如果仅按普通话的声调仍用贵州的俗语，听起来怪怪的，令人感到别扭、可笑，譬如“”（粪便）、“水凼凼”（积水坑）、“蒙猫猫”（捉迷藏）、“旮旮头”（角落）、“犟拐拐”等。姚华在《黔语》中“以今证古，以俗征文”，对280多个贵阳方言词语追本溯源，认为多是古语，且“习语于北”，如“屙屎撒尿”、“王婆婆故事多”、“文绉绉”、“龙门阵”、“怄气”、“瞌睡”、“背时”、“黑臆臆”等都有出处。譬如“屙屎撒尿”，古人云：“屎曰屙，溺曰拉，亦曰撒”，明人陈汝元《金莲记·寄生草》有“屙屎撒溺玄中窍”之句。“王婆婆故事多”出自平书、小说、传奇，“妪多王婆”，故有此语。“苗条”为窈窕的俗字，元曲常用，《西厢记》中有“苗条一团儿是娇”。古人谓“坐而假寐曰瞌睡，谓头颠撞如磕也”，《牡丹亭》有“为甚瞌睡在此”之句。古人谓不走运为“背时”，宋代常用此语。古人谓“生忿曰怄气”，《三元记》中有“教人气怄难生受”之句。贵阳人把儿童捉迷藏的游戏称为“蒙猫猫”，即《僧了尘集》四字联中的“蒙猫猫迷”，“迷”即捉也，蒙着眼睛唱：“猫猫迷，董董场，放出猫儿拿耗娘。”或唱：“蒙猫猫，拿耗子，拿得到吃猫饭，拿不到吃猫屎。”

也许是风土人情的缘故，许多常见名词，贵州话大不同。譬如人体的器官，贵州话称身体为“身子”，头为“脑壳”或“脑袋瓜”，脖子为“颈根”，额头为“脑眉心”，脸为“脸包”，眼球为“眼睛珠”，眼睫毛为“眼杂毛”，嘴为“嘴巴”，舌为“舌头”，下颚为“下巴”，胳膊为“手膀子”，肘为“手倒拐”，拳头为“砣砣”、“锭子”、“手锤子”，手掌为“手板”，手指为“拇指”，肋骨为“肋巴骨”，肚子为“肚皮”，乳房为“咪咪”、“奶奶”，大腿为“大把腿”，脚为“脚杆”，小腿为“连包肚”，膝盖为“髁膝头”，如此等等。称小麦为“麦子”，大麦为“老麦”，稻子为“谷子”，玉米为“苞谷”、“玉麦”，大豆为“黄豆”，马铃薯为“洋芋”、“土豆”，番薯为“红苕”、“白苕”、“地萝卜”，南瓜为“荒瓜”，番茄为“毛辣角”、“洋海椒”，辣椒为“辣角”、“海椒”，鱼腥草为“折耳根”，向日葵为“葵花”，栗子大的称“板栗”，小的称“毛栗”，野蒜称“苦蒜”等等。老头称“老者”，小孩称“娃娃”、“小崽”，女孩称“姑娘”、“妹仔”，懒汉称“懒猪”、“懒鬼”，土匪称“棒老二”，小偷称“贼”、“偷儿”，流氓称“烂崽”，乞丐称“叫花子”、“拿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也许是一种智慧，能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表达得生动、贴切，令人回味无穷。譬如，用“裹搅”一词表达纠缠不清，用“弯酸”表达做事不爽快，用“牵翻”表达调皮，用“门槛猴”表达见不得大场面，用“人来疯”表示小孩子见客人来了就耍赖，用“孤拐”表达暗中设计谋整人，用“毛焦火辣”表达焦急烦躁的心态，用“麻敷”表达蒙骗等等。有些词语很形象，给人很深的印象，例如“拿起脚就走”，把牙齿外突的嘴形叫“苞谷嘴”，把常流鼻涕的人叫“鼻涕龙”，把老是教不好的人叫“白胆猪”，把突然发作的举动叫做“发羊痫疯”，把巴结讨好叫“舔肥”，把鬼点子多的人叫“烂肚皮”……有些词语暗含人生哲理，如“鸡多不下蛋，人多就懒”，“君子动口说，牛马动蹄脚”，“人穷怪屋基，饭怪筲箕”，“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心中无冷病，哪怕吃西瓜”，“有心开饭馆，哪怕大肚汉”，“不是乌骨鸡，墨都染不黑；要是乌骨鸡，洗都洗不白”，还有“屎胀挖茅厮”、“公鸡屙屎头节硬”、“豆腐盘成肉价钱”、“久走黑路要闯鬼”、“鸭子死了嘴壳硬”等等。或许是受四川话的影响，“斩圆子”的话特别多。如“三十夜的公鸡——命不长”，“天上落豆渣——捡了大便宜”，“叫花子玩鹦哥——苦中作乐”，“半空中挂口袋——装疯（风）”，“光屁股坐田坎——夹凝（泥）心重”，“老妈妈纺棉花——一手一手来”，“米汤泡饭——还原”，“两个汤圆下锅——二冲二冲”，“坛子里头捉乌龟——手到擒来”，“鸡脚神戴眼镜——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茶壶里煮汤圆——有货倒不出”，“歪嘴婆娘照镜子——当面丢丑”，“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耗子爬秤钩——自称自”，“猫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癞蛤蟆打呵欠——口气不小”，“四季豆米——不进油盐”，诸如此类的歇后语，虽然听去有些土俗，但比喻恰当，一语中的，记得住，传得开，语言生动活泼，颇有乡土气息，有很强的生命力。

贵州方言在语法上与普通话差异不大，但词法、句法、虚词有自己的特点。构词的重叠结构相当频繁。名词重叠如“刀刀”、“盆盆”、“坛坛”、“罐罐”、“汤汤”、“水水”、“刷刷”、“筛筛”、“刮刮”、“尖尖”、“凹凹”、“弯弯”、“曲曲”，三字格形式的如“起串串”、“光胴胴”、“犟拐拐”，复数常用“些”，如“娃儿些”、“老者些”等。动词的重叠，如“一跳一跳的”、“要哭要哭的”、“歪起歪起的”、“鬼喊鬼喊的”、“干扯干扯的”，还有“坐到坐到就睡着了”、“走啊走啊就到家”之类。形容词的重叠形态常用四字格，表示颜色的如“红彤彤的”、“白生生的”、“绿油油的”、“黑漆漆的”、“灰普普的”；形容人的如“蛮楚楚的”、“神撮撮的”、“皮扯扯的”、“洋崴崴的”、“脏兮兮的”；表性状的如“烂朽朽的”、“新崭崭的”、“长甩甩的”、“硬邦邦的”、“甜蜜蜜的”。还有些比较特殊的重叠方式，如“矮胖（māng）矮胖的”、“酸臭酸臭的”、“二昏二昏的”、“倒大不小的”、“倒公不母的”、“倒憨不痴的”、“笨头笨脑的”、“怪眉怪眼的”、“花眉花眼的”、“死眉烂眼的”、“瞎眉瞎眼的”、“花口花嘴的”，等等。

语气通过语境、语音最能感受方言的特色，贵州话的语气特点突出，数量多，往往是一词多用。贵阳话常用的语气有嘛、罗嘛、罗喽、喽嘛、舍、哈、倒、的话、的些、么、得、啊、呵、哦、嘞、的、了、嗅、呢、下、参等。遵义话有沙、嘎、嘎哇、嘎嘛、够、咯、嗝、也、耶、哇、蜗、么、得、来等。都匀话有讲、嚯、呐、啊些、那些呢、来去、罢了等。锦屏话有嘎、啊、呵、嘞、嗝、噢、呃等。通过这些特有的语气词，大体就可分辨是哪里的话，譬如贵阳人用“哈”来表达和缓的语气，“是他哈，不是我”是申辩，“过年来玩哈”是邀请，“这房子是新盖的哈”是揣测，“看到你哈，就像看到你妈一样”是表达亲切。遵义人说“沙”，“娃儿家要听话沙”是一种劝说的语气，“我看不到，拿过来点沙”是一种要求语气，“去沙，好耍得很啦哇？”有嘲讽、责怪之意。都匀人用“讲”来作强调，如“讲他出去老是没爱关门”，用“呐”来表指责，如“早的时候忙玩，天黑才来赶作业呐！”同是表请求，贵阳人说：“走喽嘛。”遵义人说：“我要跟你一路去嗝！”同是反问，贵阳人说：“他都不怕，还怕你么？”遵义人说：“他都不怕，还怕你嗝？”同是陈述一件事，贵阳人说：“饿了就吃罗嘛。”遵义人说：“饿了就吃嗝。”总之从语气的运用上，可以感知方言的差别。

语气词往往一词多义，在不同的语境、语意下表达不同的意思和口气。例如“嘛”，用于陈述句末借以加强肯定语气的，如：“我是去过的嘛，不信你去问他。”用于疑问句末则有追问、反问的意思，如：“你走哪里去嘛？”“这么吵闹，我咋睡得着嘛？”用于祈使句末，表示要求、期待、敦促、劝阻，如：“你走慢点嘛！”“不要哭嘛！”有时也含有责怪、警告的意思，如：“跳嘛，床都跳垮了嘛！”“老跟不三不四的人玩嘛，总有一天要倒霉。”还可表示同意、认可，如：“走就走嘛，我还怕么？”“大就大点嘛，没有什么关系。”“咯”用于陈述句末表肯定语气，如：“墙要倒了咯，不走远点嘛。”用于祈使句末表达提醒、警告之意，如：“娃儿家吃烟不好咯！”用于疑问句末表示不确定的语气，如：“这个人我好像看到过咯？”在实际语言中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语气变化，难以名状。

贵州话与南方的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差别很大，而与汉语的北方方言同属于一个体系。与普通话易于沟通，但语音有差别，词汇不一样。同属川黔滇方言，又与四川话、云南话有所不同，特别是语气词的使用。贵州话内部，黔东南、黔南方言因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与川黔方言有某种差异，在川黔方言中，黔北与黔中又有所不同。这一切都与汉族移民的情况有关，移民的时间、移民的多寡、移民的方式都有影响。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