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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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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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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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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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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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远方来了“北方人”和“下江人”
也许是一种缘分，几千里外的“北方人”和“下江人”，抗日战争中为了避难，来到贵州。那时所说的“北方人”，大抵是对东北人、华北人的一种泛称，不管他们是来自东三省还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只要是北方口音，就把他们叫做“北方人”。“下江人”也是如此，凡是从长江中下游来的人，管他是江苏的、浙江的、安徽的、江西的，一概称为“下江人”。“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确是一种缘分。佛家说：“诸缘聚会，名曰和合。”
二十四道拐
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了抗日大后方，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当时，铁路遭到破坏，长江被日本封锁，到西南唯一的通道就是公路。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省际公路都在贵阳交会，人们从湖南或广西进入西南，到重庆、成都、昆明，都必须经过贵州，贵阳成了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西南公路管理局也由长沙迁往贵阳。那时国际援助的物资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从越南河内经广西、贵州到重庆，另一条路线就是从缅甸仰光经滇缅公路、滇黔公路、“二十四道拐”、贵阳到重庆，后来修建的“史迪威公路”（印度密支那到云南）也走这条道路。贵阳在西南的地位，有如日内瓦之于欧洲，故有“东方日内瓦”之说。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人们就被迫离开可爱的家乡，流亡，流亡。逃难的人，扶老携幼，颠沛流离，哪里安全就到哪里。到了武汉，武汉失守；到了长沙，长沙告急，唯一可以避难的地方就是西南，别无选择。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许多机关、学校、企业都迁往西南。农业部、农林部、水利部的许多部门迁到贵州，甚至珠江水利局、导淮委员会、淮河水利工程局、农业部农田水利工程处都迁到贵州。迁到贵州的学校，有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广西大学、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还有几所国立中学和10多所军事学校，连中华民国海军学校也迁到桐梓。迁到贵州的企业也不少，有银行、商号、兵工厂及各种工厂。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企业职工和学校的师生，组成一个西迁的庞大队伍，纷纷迁到贵州。更多的是逃难的人，他们没有组织，流离失所，也没有确定的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哪里能安身就到哪里住下来。逃难的人中，有富商也有贫民，有文化人也有流亡的学生，有工人也有农民，无依无靠，盲目流动。过境的难民，椐《战时贵州过境难民统计表》的不完全统计，1937～1946年就有70多万人，其中有侨胞3万余人。长沙失守后，湖南、广西的难民涌入贵州，仅马场坪救济的难胞就有4万多人，经甘粑哨往黔东及黔西各县的约7万人，流向贵阳方向的约3万人。
桐梓海军学校旧址
迁到贵州的国立湘雅医学院
贵州设有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分会、贵州省救济难民委员会、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贵州省紧急救侨委员会、贵州省各界救济归国难侨委员会、入黔难民安置委员会、贵州省救济战区难民临时委员会、贵阳市协济战区文化人委员会、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贵州分会等组织。在独山、都匀、麻江、平越（今福泉）、贵定、龙里、贵阳、遵义、桐梓、金沙、毕节、三穗、剑河、天柱、榕江等处设立难胞服务站，沿途设有招待站、食宿站，救助难民，转运鳏寡孤独，还帮助他们在当地自营谋生，给文化公教人员介绍职业，培训技能，设收容所教养儿童，帮助这些难民渡过难关。贵州人都是各个时期的移民，从不排外，热心帮助难民，许多人便留了下来，大部分住在城镇，以省会贵阳最多，其次是遵义和安顺，公路沿线的城镇，如独山、都匀、马场坪、贵定、龙里、清镇、息烽、桐梓、铜仁、天柱、榕江等都有许多难民留下来。贵阳在1937年只有12.13万人口，1945年猛增至28.45万人。遵义城区，抗战前只有5.79万人，1945年增至8.83万人。其他城镇的人口未见记录，但抗战时期全省人口增加60万左右，包括内迁机关、学校、企业的人员家属和留下来的难民。
民国时期的威清门
中国警察与美国士兵在大十字岗亭
贵阳人口剧增，过往人员络绎不绝，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旅馆多，茶楼酒肆多，服务行业多，街市店铺鳞次栉比，车辆人流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不但有本地人经营的各种商业，还有外地迁来的许多商号，如华康百货店、亨得利钟表店、四福绸布店、福兴荣绸庄，还有上海国货公司，后来改组为贵阳中国国货公司。商业股份公司多达数十家，如贵阳交易介绍股份公司、中兴汽车服务股份公司、贵州物产动销分公司、贵阳大孚股份公司、和丰裕实业公司、贵山贸易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联益贸易商行等等。盐业运销特别发达，除官办的盐务机构而外，在贵阳还有中和盐业股份公司、中国新民盐业股份公司、仁记中华盐业股份公司、大业盐号、永合祥盐号、新记盐号、裕记盐号等。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
金融十分活跃，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大银行和邮政储蓄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农本局都在贵州设有分支机构，广东、广西、湖南、昆明四家地方银行也在贵州设立分行，各地迁来的商业银行有15家，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天津的金城银行，湖南的复兴实业银行，四川的美丰银行、聚兴城银行、亚西实业银行、利群银行、大川银行，重庆的大同银行、福钰银行、商业银行、和成银行，云南商业银行、云南益华商业银行、昆明商业银行、云南兴文银行，贵州成立了贵州银行、贵阳市银行和聚康银行，还有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贵阳成为金融中心。
从上海、南京、汉口、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迁来100多家工厂，带来了大量机器设备、资金和人才，内迁的技术人员约为1.2万人，还有大量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促进了机械、电力、化工、纺织、卷烟、水泥、印刷等行业的发展。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贵州省政府合办贵阳电厂和贵州矿物局，开发汞矿、金矿、锑矿，还设立水力发电工程处。最大的企业是贵州企业股份公司，自办梵净山金厂、贵州炼油厂、贵阳建筑公司、贵州玻璃厂、贵州化学工厂、印刷所、陶瓷厂和贵阳营业处，合办中国机械制造厂、中国煤汽车营运公司、贵州煤矿公司、贵阳电气公司、贵州水泥公司、贵州木业公司、大兴面粉厂、贵州烟草公司、贵州火柴公司、贵州制糖公司、贵州缫丝公司、贵州油脂工业厂、贵州矿产探测团、贵州物产陈列馆，还投资兴办中国内河航运公司、贵阳民生工厂、贵州银行、中国国货公司、西南垦殖公司、贵州水利林牧公司等15个企业，成为贵州最大的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后来成为贵州工业发展的基础。马王庙修车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汽车修配厂，设备由美国进口，有美国及外地工程师和技工，每年大修汽车480辆，还制造多种汽车配件。爱国华侨王振相等开设贵阳中南橡胶厂，公路总局在美国援助下建立贵阳车胎翻修厂，贵州从此有了橡胶工业。卷烟工业也兴于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烟草公司的前身是汉口迁来的中国青年协记烟厂，金筑、南明、华湘等烟厂也是外地人创办。李葆和创办的中国煤气机械厂于1939年由武汉迁来，在汽油紧缺的时候还研制出木炭汽车，称为“葆和式”、“胜利牌”，为抗战运输作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按美国设计制造出我国第一批飞机发动机，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开端，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大都是由外地招来。
大批学校迁来，大量外地学生及文化人，促成了贵州战时文化的高涨。贵阳文通书局编委会聚集了全国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精英，如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苏步青、茅以升、皮作琼、李书田、乐森
文通书局出版的《学政大经》
贵州的话剧运动蓬蓬勃勃，令人瞩目，唤醒了沉寂的高原。贵阳有沙驼剧社、“达德学校戏班子”及民教、青光、黔灵、华生、青年、力行等若干业余剧社，大夏大学有狼火剧社，遵义有浙江大学剧团、铁犁剧社和步兵学校的血痕剧团，军医学校有话剧社，许多县都成立话剧团。在剧院、学校、街头、农村都有话剧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一类短小精悍的街头剧最能激动人心，话剧成为抗日救亡激流中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1944年熊佛西、叶子夫妇同田汉、欧阳予倩、洪琛、夏衍等在桂林举办“西南戏剧展览会”，之后带领“西南文化垦殖团”到遵义，演出了《寄生草》，熊佛西为导演，叶子、邱玺、冷若西等都参加演出，掀起遵义话剧的高潮，熊佛西夫妇在遵义居住下来。当时许多外来剧团都在贵州活动，最令人感动的是流落贵阳街头的“孩子剧团”，30多个孩子住在难童收容所里，田汉、安蛾夫妇把他们组织起来演戏，演出了《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等话剧，天真烂漫，情感真挚，看了的人莫不泣下沾襟。
时代的怒潮激起坚毅的、沉雄、悲壮的歌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大吼声”，千千万万人的声音汇成了“全民族大合唱”。筑光音乐会在劳军会上，演唱了《追悼阵亡将士》、《武装保卫中华》、《流亡三部曲》、《热血歌》，贵阳山城顿时沸腾起来。上海来的励志管弦乐队在贵阳演出“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1943年5月，贵阳举行了“千人大合唱”，参加的有1500多人，他们都自比“八百壮士”而感到自豪。放声歌唱，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从城市到乡村，从儿童到老人，从学校到工厂、机关、街道，以大夏大学歌咏队、浙江大学歌咏队最为活跃。大家同唱一首歌，那就是抗战歌曲，中国人民的伟大战歌。
绘画在抗战期间非常繁荣，特别是漫画。“牛鼻子”（黄尧）的漫画引起轰动，冯玉祥将军写道：“我们感谢抗战，在抗战期间，我们不仅看到了‘牛鼻子’下乡，‘牛鼻子入伍’，‘牛鼻子杀敌’，而且还要抗战到底，一定会看到‘牛鼻子’走到鸭绿江边，‘牛鼻子’在富士山头与日本被压迫民众痛饮胜利酒。”牛鼻子觉得“贵阳城很有诗意，尤其是四环净白的城墙，配合着啷啷啷驮马铃儿的声音”，他兴奋地描写贵阳，画了100多幅贵阳风情画，题为《漫画贵阳》。丰子恺在贵州画了许多有诗意、有人生、有生活的漫画，深受孩子们喜爱。马一孚在赠丰子恺的诗中写道：“天下儿童识姓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在贵阳举行画展，他画的骏马都是飞奔活跃、壮实健美，给人“无限的热力，这种热力使你兴奋，让你鼓舞”。在贵阳举办画展的还有叶浅予、叶一鹤、沈逸千、张安治、赵少昂、关良、尹瘦石、梁鼎铭等等。那时，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国宝都搬迁到安顺华严洞，1944年4月13日起，贵州省立艺术馆与故宫博物院在贵阳举办了“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展出从晋迄清的书画200多幅，科学路上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展示了中国书画的风采，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
文通书局出版的《漫画贵阳》
“牛鼻子”黄尧（左二）
八年抗战中，贵州“门招天下客”，不论是“湖南伢子”、“江西老表”、“老广”，还是远道而来的“北方人”和“下江人”，“来的都是客”，在贵州都能找到安身之所。“南腔北调”，“五湖四海”，抗日的人，心心相印，万众一心，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尽管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人到贵州便结束了流亡的生活，和热情好客的贵州人和谐相处，免受轰炸、屠杀、欺凌。贵州为中国保存了许多名牌大学、文化科技精英，保存了国宝，同时又促进贵州“战时经济”、“战时文化”的高涨。对外乡逃难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对贵州人来说，或许是“因祸得福”，使贵州经济、文化得到一次大的提升。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大的复员”，机关、学校迁回原地，但有些机关并没有走，例如农业改进所长期留在贵州，外地来的专家教授有的还留在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继续工作。工厂大都没有迁走，贵州企业公司所属的几十家企业一直保留到贵阳解放，42、44兵工厂后来发展为矿山机器厂，大定航空发动机厂有一部分迁往台湾，另一部分在贵州解放后迁往成都。有钱的人自然要回到南京、上海、汉口、广州，但平民百姓在贵州有了谋生的职业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传了三代四代，变成“贵州人”。贵阳人口“复员”后走了2万多人，遵义走了1万多人。这些人除了在户籍上填有他们的祖籍而外，说话能与贵州人沟通，他们的子孙干脆说贵州话。生活习俗渐渐接近，再也没有陌生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