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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圣地”在贵州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王学圣地”在贵州

余秋雨在《王阳明法书集》的序中写道：“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的哲学家的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守仁）的名字，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警策、简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奇特、宏富，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知名度是其他哲学家无法比拟的。”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理学，树起一座高峰，比之汉唐经学在理论思辨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而王阳明的学说则是儒家学说的最后一个高峰，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导。俯仰古今，儒家学说不断的发展，继孔子、孟子之后，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均堪称一代宗师，各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王守仁《矫亭说》（局部）

王守仁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阳明的学说，不是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不是产生于他那“鱼米之乡”的故乡，而是产生于苍山如海的贵州。“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赞誉贵州山势磅礴的一段精彩的话。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闽粤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海外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其源头，视贵州为“王学圣地”。正如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夫教授所说：“贵州是阳明的良知之学的诞生地，修文的龙场是王阳明大彻大悟并形成思想体系的圣地。”其之所以为“圣地”，是因为贵州是王阳明学说发端的地方，“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的基石，他的开山之作《五经臆说》是在贵州写成的，从而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论体系。王阳明学说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自由讲学的书院，他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就是修文的龙岗书院，《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问答》基本确立了他的教育思想，往后濂溪书院、稽山书院、阳明书院都遵循这一教育原则。他在贵阳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贵阳成为最早传习王学的地方。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从此传遍天下。他一生写了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瘗旅文》和《象祠记》就是在贵州写的。他的诗作，最有真情实感的莫过于在贵州写的《居夷诗》。

范曾画的王阳明先生像

贵阳阳明祠王阳明朝服像

王文成公祠正殿

明朝弘治、正德年间，政治黑暗，宦官专权，宦官刘谨权倾朝野，专横跋扈，陷害忠良。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皇帝刚登上宝座，朝臣戴铣、薄彦微等上疏弹劾刘谨，昏庸的武宗竟将戴、薄等一干人逮捕法办。此事在京城引起很大震动，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愤慨之下，挥笔写了为戴铣等鸣不平的奏章，言辞甚激烈，激怒了皇帝。此事惹下了一场大祸，皇帝下令将王守仁在朝廷上当众责打40杖，然后发配到贵州，贬为龙场驿丞，做一名负责接待过往官员的小吏。次年夏天王守仁由北京启程，先回到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刘谨派人跟踪监视，王自知难脱身，佯作投水自尽，乘机登上一艘商船。不料，船遭到暴风袭击，随风漂流到福建，王守仁上岸后又回到余姚，然后过江西、穿湖广，周折了半年多，于正德三年（1508年）春来到贵州。龙场在贵阳西北的万山丛中，一片荒凉。他由繁华的京城来到这里，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心境自是孤独、苦闷、寂寞、彷徨，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叹，悲歌以抒情怀。歌云：“烟灯暖无家，忧思坐长住。寒风振乔林，叶落闻窗响。”又云，“但闻清猿啼，时见皓鹤翻。中有避世主，冥寂栖其巅。”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乃杂以诙笑。那时刘谨势大，自知无处申冤，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万念俱灰，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唯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礅自誓：“吾惟俟命而已。”

修文王阳明塑像

阳明先生遗爱处

正德四年（1509年）秋，有吏目从京来，携带一子一仆，路过龙场，不幸死于蜈蚣坡下。暴尸荒野，甚是可怜，王阳明悯然泪下，令童子以土将其尸掩埋，人称“三人坟”。王阳明见此惨状，触目惊心，想到自身的处境，更是百感交集，于是悲歌：“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惟则天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写下了荡气回肠的《瘗旅文》，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怒之情怀，如泣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者莫不黯然垂泪。

处于逆境之中，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不觉泪下，“文王拘而演《周易》”给他很大启发，他在驿站边寻得小孤山下的一个岩洞，终日默坐其间，反复玩味《周易》。起初一无所得，“仰而思焉，俯而疑焉”，“茫乎其无所指”。继而思索再三，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感知“天理”与“良心”相通，豁然开朗，“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创立了“心即理”的学说，遂将岩洞取名“玩易窝”，并作《玩易窝记》以述其心境的转变。他终于站立起来，面对惨淡的人生，重新审视程朱理学，因“书卷不可携”，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这一改变，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的窠臼，独立思考，于是著《五经臆说》，强调“不必尽合于先贤”，旨在“聊写之胸臆之见”，以此为立说之基。

他针对程朱理学坐而论道、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行总是受着某种意识支配，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心中的打算，产生某种念头只是行的开始，把它贯彻在行动中才能完成这一认识过程，“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他反对把“知”与“行”截然分成两件事，认为知行“合一并进”才能获得真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动。倘若无知，“懵懵然任意去做，必然是‘冥行妄为’”，做错了也不知道。倘若“茫茫然悬空去思索”，不肯着实躬行，结果必然是“终身不知”。这一学说，击中了程朱理学的要害，开启一代新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阳明是一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的结束。”

初到龙场，无依无靠，自取柴薪，汲水做饭，心乱如麻，恍恍惚惚不可终日。居住既久，夷人父老常来与之亲昵，见其居室破烂不堪，于心不忍，遂“伐木为材”，七手八脚地为他构筑新居。居室虽然简陋，但可避风雨，王阳明心中自是高兴，乐在其中，喟然而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于是题额为“何陋轩”，作《何陋轩记》以自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王阳明落难的日子，势利小人落井下石，某官派人到龙场百般刁难，侮辱阳明先生，此事激怒了当地夷民，拔刀相助，将肇事者痛打一顿，然后赶出龙场。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彝族），久闻王阳明先生大名，甚为景仰，常派人馈赠米、肉、鸡、鸭，又“重以金帛鞍马”，与王阳明成莫逆之交。龙场人民对他的无私援助，使他的心灵受到很大震动，深感夷民最可宝贵的就是纯朴、善良，他们有如“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然其俗尚陋，但“无损于其质”。他认为“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在《象祠记》中，谈到象初“不仁”，作恶多端，后经舜感化，改恶从善，认为“使知人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坚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

王阳明手迹《何陋轩记》局部

王阳明手迹《象祠记》局部

王阳明手迹《象祠记》局部

贵州是王阳明绝处逢生的地方，使他渡过了人生的难关，给他以新生的力量和奋斗的勇气，给予“悟道”的灵感，悟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构建起他的哲学体系。贵州成就了王阳明，一个光辉的思想在此诞生。王阳明发挥了儒家学说的精要，与“正统”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王阳明敢于“离经叛道”，毫不掩饰他的学说是“异端曲说”。他给儒学注入生命的活力，创立新说，张扬个性，倡导独立思考，著实践履，倡导一种不受封建礼教羁绊的“狂者胸次”，敢为人先，敢于进取，敢于创新。他强调“圣人之心”可与“凡夫俗子之心”相通，“人人皆可为圣人”，具有平民色彩和某种民主意识。

学术有成，于是聚徒讲学，在龙场创立龙岗书院，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聘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他把哲学思想与教育结合起来，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八字方针概括了他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开启了自由讲学、独立思考、教学相长的新风。王阳明对此感到欣慰，心境由悲凉转为喜悦，写了《诸生来龙岗》、《与龙岗诸生夜坐》、《春日花间集示门生》等诗，诗中写道：“闲来聊以二三子，单来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机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遗从教真。”他的首批弟子就在贵州，他在《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等16人，其余学生“未能尽列”。

王阳明在龙场首创龙岗书院，重教兴文，“修文”之名由此而得。他所修的不仅是一地之文，而且是全省之文，影响极为深远。在此之前，贵州只有3所书院。而此后的书院多达20余所，许多书院都以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为楷模，传承王阳明的学说和教育思想，如贵阳的阳明书院、正学书院、渔矶书院，思南的为仁书院，都匀的南皋书院，清平（今凯里）的学孔书院和山甫书院等等。在全国书院日益“官学化”的情况下，贵州的书院独树一帜，仍继续发扬自由讲学之风。王阳明学说在贵州日渐传播，形成“黔中王学”，孙应鳌主张“以仁为宗”、“用世为本”，李谓主张“学贵修行”，马廷锡提倡“静坐”、“反观”，继承王阳明“鼎革创新”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君子亭

王阳明在贵州三个年头，于正德五年（1510年）离开贵州。他与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友谊深厚，三次致书安贵荣守土安民，并受安贵荣之托，有感而作《象祠记》。万历年间，安贵荣之裔，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在阳明洞崖壁上题有一首怀念阳明先生的诗，感慨之余，又在洞口崖上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七字。“遗爱”二字，寄有深情，它是深切的爱，无限的爱，永恒的爱。贵州人民对阳明先生爱之切，情之深，立祠以祀。嘉靖十三年（1551年），巡抚贵州监察御史赵锦在龙岗书院旧址建阳明祠，乾隆年间改名王文成公祠。就在这一年，巡抚监察御史王杏，又在贵阳白云庵建阳明祠，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将阳明祠迁往扶风山麓。贵阳城东的君子亭，实因纪念王阳明而建。许多地名都因王阳明而起，如修文县、龙场镇、阳明洞、阳明祠、阳明路、王守仁路、阳明广场等等。王阳明恩泽贵州，贵州人民永志不忘。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