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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西进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南下，西进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的一年，是中国革命发生伟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渡过长江，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就是在这一年，贵州解放了，南下、西进支队接管了贵州。

苏振华，贵州省解放后首任省委书记

杨勇，贵州省解放后首任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

在此之前的1948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胜利，革命形势已成定局。未雨绸缪，中共中央决定，要迅速训练一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党务的干部，为未来2年内，在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作好准备。华北局立即从冀鲁豫边区，抽调了17000名干部，组建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南下，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干部从部队到地方，从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从北方到南方，去执行神圣的使命。

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地区以后，形式发生急剧变化，第二野战军奉命解放大西南。按照“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的作战方针，首先进军贵州。南下支队一部分人去了华东，另一部分加以扩充，组建西进支队，负责接管即将解放的贵州。这一转变，使许多人感到突然，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对贵州的情况知之甚少，听了许多传言，觉得可怕。传言最多的是，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贫穷、落后，不如北方好，不如江西好。有人说，贵州“过去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到贵州要走几千里路，那里有“瘴气”，有“麻风病”，“老蛇多，蚊子比马蜂还大”，如此等等。经过反复动员、解释和个别谈话，绝大多数人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到西南去，到贵州去。

1949年9月25日，西进支队从江西上饶出发，踏上西进贵州的征途。千里行军，一路歌声嘹亮。10月1日到达武汉，正值武汉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人们高举五星红旗，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锣鼓喧天，欢声雷动，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到了湖南邵阳，中央已决定成立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苏振华为省委书记，杨勇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按照贵州省当时的行政建制，西进支队搭起了接管贵州的领导班子，包括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干部及1个省辖市、8个地区的干部配备。成立8个大队，1个大队就是1个地（市）党委、专署、军分区的架子，每个中队就是1个县的架子，贵州有79个县，共建79个中队。人员不足，又从五兵团十六军、十七军转业2480人到地方，将二野军大五分校学员1500人补入，还将曾固、徐健生、伍嘉谟等一批贵州籍干部调到西进支队，共计15000人。

西进支队从邵阳出发，翻过雪峰山，10月初进入贵州。山路难行，上坡下坡就走半天，道路艰险，弯弯曲曲，在悬崖峭壁上行走，有些路段还遭到破坏。西进支队紧跟部队行军，一天要走好几十里。11月14日，先头部队到达贵阳图云关，贵阳大街小巷传遍“解放军来了”的消息。11月15日贵阳解放，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人民解放军列队入城，市民夹道欢迎，欢呼声、鼓掌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人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高呼“人民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西进支队随五兵团进入贵州，按预定方案进行接管。西进支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老红军、有八路，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有南下时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和农村干部，还有江西地下党的同志和南京、上海、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大家为在贵州建立人民政权走在一起来了。那时，贵州人都把他们称为“老干部”，因为他们来自老解放区，无论年龄大小、资历长短，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南下、西进干部，大都说北方话，官大官小都披一件大衣，一律实行供给制，生活艰苦朴素，守纪律，讲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光辉形象铭刻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15000人接管贵州，要建立从省到地区（市）、县各级人民政府，任务十分繁重。按原方案，一大队接管贵阳地区，二大队接管遵义地区，三大队接管毕节地区，四大队接管镇远地区，五大队接管兴义地区，六大队接管铜仁地区，七大队接管独山地区，八大队接管安顺地区。

1949年解放军通过贵阳中华路

解放军进入贵阳

少数民族群众向解放军献旗

当时，贵州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情况异常复杂，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破坏、捣乱，有些国民党军队起义后“反水”，特务活动猖獗，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流氓地痞、帮会及反动会道门蠢蠢欲动，接管建政的艰难程度，简直难以想象。为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保证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确立革命秩序，接管国民党省级各系统、各单位的机构、人员和财产，1949年11月23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会由苏振华、曾固、赵健民、杨勇、徐运北、刘星、秦天真7人组成，苏振华为主任，曾固为副主任。军管会下设军事、民政、建设、财政、文教、市政、公安7个接管部，后又增加工商接管部，按系统进行接管，1个月完成任务。

同一天，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贵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秦天真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汪乃贵任司令部司令，参加接管的只有110人，半个月接管工作完成。贵州省委进驻贵阳，于12月3日经中央批准由13人组成，苏振华为书记，徐运北、曾固为副书记。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杨勇任主席，曾固任副主席。从1949年11月10日至1950年3月，接管了国民党在贵州的1个市政府、8个专员公署、74个县政府，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开启了贵州历史的新纪元。西进支队是贵州人民政权的创建者，其成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贵州第一代各级领导干部。

贵州解放后，五兵团的主力奉命入川作战，仅留十七军五十师负责接管和警卫。各种反动势力乘机互相勾结，胁迫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土匪武装暴乱，全省有31座县城遭到袭击和占领，不得不暂时放弃20个边远县，包括铜仁地区的石阡、印江、思南、沿河，毕节地区的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水城，遵义地区的道真、正安、务川，镇远地区的锦屏、雷山、剑河，独山地区的荔波、黎平、从江、榕江，安顺地区的紫云等21个县。1000多党、政、军干部和民主人士、积极分子、征粮干部遭到杀害，金沙县委书记李旭华、镇远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富海、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等都在与土匪战斗中壮烈牺牲，解放军运输队遭到土匪伏击，死伤153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十六军奉命回贵州剿匪，五兵团兼贵州军区，各军、师兼各地军分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一年浴血奋战，消灭土匪19万人，控制全省广大地区，“二次解放”边远县21个县，重新建立人民政权。西进干部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为保卫人民政权立下不朽功勋。

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萧国宝烈士陵园

接管工作复杂而艰巨，首先面临的是粮食问题，维护交通路线，保证城市人口用粮，供给过境部队，打击奸商囤积居奇，派人下乡征借粮食。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食盐、粮食、煤炭、棉纱，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保证人民生活。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在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调整工商业，安排失业人口，迅速恢复、发展生产。最令人难忘的是禁烟禁毒、改造妓女、收容乞丐，将千百年的陋俗，一扫而光。在农村，开展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

南下、西进干部，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要在刚解放的贵州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中央对此已有考虑，特别从东北、华北抽调一批熟悉情况、与群众有联系的贵州籍干部回到贵州，而且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曾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秦天真任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省委特别强调培养本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通过革命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及各种干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并经过实际锻炼成长起来，共同担负起建设贵州的艰巨任务。干部们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街道，发现许多积极分子，建立若干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学联和居民委员会，对建政、接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发展党员，使党组织不断扩大，并在城市、农村中扎根。团结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当时是做得很好的，许多人回忆起来都很佩服和感动。西进干部成了他们的亲密朋友和革命引路人。

也许，这些南下、西进的干部，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顾虑和不解，渐渐地，他们了解贵州、熟悉贵州、热爱贵州。虽说他们时常想起故乡、思恋故乡，但更恋贵州，他们的青春年华在贵州度过，这里是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是他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有许多朋友和同志，有许多难忘的往事和牵挂，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贵州。老同志苗春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故乡难忘啊！嘴上时常念叨家乡，梦中也常常梦到家乡，那毕竟是出生之地，童年时期、青年时期的许多趣事，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挥都挥不去。当年父母兄弟洒泪送我南下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故乡的亲人、故旧也常常勾起我对故乡的怀念与回忆。特别是人到老年，更有一种游子思乡的亲情浮现脑际。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人生旅程有几个50年？我的大半生都献给了贵州这片土地。我从未因到贵州而后悔，几十年的工作与生活，使我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革命使他们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大半辈子的工作与生活使他们离不开贵州，这些“外乡人”渐渐融入“贵州人”，“飞鸽牌”变成“永久牌”。他们的子女生在贵州，长在贵州，最值得回忆的人和事都在贵州。这批“老干部”，来时是只身一人，现在是儿孙满堂，当年的15000人，现在是好几万家。尽管初来时人数不多，但作用不小，解放贵州、建设贵州都有他们不朽的功劳。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