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好马上三线”-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好人好马上三线”是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一个口号，喊得相当响亮。它是一个政治使命，举国上下，集中全力，实现战略部署的巨大调整，把国防工业转移到安全的“纵深地区”，在西部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建设的重心向西部转移，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部搬迁，要求把最多最好的人才，最好最精的设备投入“三线建设”，尽快建立起我国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让原子弹、氢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迅速打破“超级大国”的霸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动员令，一声令下，几十上百万的人到西部去为国防建设献身忘我地工作，无私的奉献，以参加“三线建设”为荣，就像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那种气概、那种激情、那种令人难忘的情景。

“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

“三线”建设这一战略部署的调整，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按照《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援助我国建设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大都安排在“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可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苏联逼中国还债，关系国防的重大项目处于困难境地，而且苏联对我国的工业布置、国防建设了如指掌，若不迅速转移必将受到致命打击。那时中美关系还处于紧张阶段，美国与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结成反华联盟，在我国的东面和南面构成了一个“半月形”军事包围圈，日本、韩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美国飞机轰炸越南，中印边境冲突不断，东南沿海和南部边境受到很大威胁。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三线建设”势在必行，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持续17年时间。

说起“三线建设”，亲历、亲见的人记忆犹新，年轻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三线”是一个战略概念，是国家的高层决策，一般人并不理解。当时，把沿海和沿边易受外来侵犯的地区称为“一线”，把安全的“纵深地区”称为“三线”，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称为“二线”。“三线”地区最初指的是西南和西北，20世纪70年代扩大到甘肃乌鞘岭以东、山西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的西部、广东的北部、广西的西北部，重点是四川、陕西和贵州。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区之一，国家投资和建设规模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四川和陕西。建设的重点是国防科技工业，建立航空工业基地（011）、航天工业基地（061）和电子工业基地（083）。它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修建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与原先建成的黔桂铁路在贵阳形成“十字交叉”，成为西南铁路交通枢纽。为建设巩固“战略后方基地”，中央加大对贵州的投入，除三机部（航空）、四机部（电子）、七机部（航天）安排的项目外，一机部（民用机械）、八机部（农机）、煤炭工业部、水电部、化工部、冶金部、轻纺工业部都在贵州安排重要项目，建设部还调来许多建筑队伍。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搬迁，有的是整个企业迁来；有的是将老厂一分为二，在贵州建新厂，有的是由老厂派人到贵州援建、包建。大量职工由全国各地来到贵州，人数不下几十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是工业移民、技术移民，影响极为深远。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中的人民礼堂

来贵州的“三线人”，主要是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重要工业城市的技术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如北京、天津、青岛、沈阳、上海、西安、成都等城市。他们长期生活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胶东半岛、黄浦江畔、江浙水乡、天府之国，生活在发达城市，突然要离开家乡，告别亲人，到千里之外的贵州山区安家落户，免不了有许多想法，冷暖自知，复杂的心情他人难以想象。那时的人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一声令下，不得不走。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去留之间，思绪纷繁。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乡，这一去，前程如何，心中渺茫，这一去，老父老母，妻室儿女怎么办？这一去，贵州是个怎样的地方，茫然不知。但他们终于走来，为国防建设献身，为贵州开发献身，“献了青春献子孙”，成了“贵州人”。

贵州人今天能坐着火车周游全国，绝不能忘记“三线”时期的修路人。在此期间，铁二局、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第二分院）先后调到贵州，后来又从东北、华北调来两个工程处，他们在一个月内神速地赶到贵州，设计施工队伍达到4.3万人，他们跋山涉水，风餐宿野，在贵州战斗了7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建成了贵昆、川黔、湘黔三条铁路。贵昆铁路穿行于乌蒙山区，地质、地貌情况复杂，铁二局和铁道兵三个师加上民兵共11万人，夜以继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建成了642公里的铁路，打通了工程艰巨的岩脚寨隧道、梅花山隧道、花苗隧道、新窑四线隧道，建起了天生桥特大桥及60座桥梁，1966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川黔铁路贵州段，克服重重困难，打通了凉风垭、娄山关大隧道，架起乌江大桥，一年时间建成通车。1970年开始湘黔铁路大会战，几万铁路工人、30多万民工投入修路，声势浩大，热火朝天，两年修建铁路276公里，隧道、明洞185座，大小桥梁183座，1972年10月在施秉翁塘接轨。贵州铁路，留下“三线人”的足迹，洒满“三线人”的汗水，叫人没齿难忘。

铁路修到苗家寨

歌曲《铁路修到苗家寨》

贵阳南站

北京、天津、保定、大连、沈阳、哈尔滨、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100多个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奉命迁到贵州，七八万人带着妻室儿女在贵州扎根，建起了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80多个企业，以革命精神树起了一座丰碑。在这些职员中，有2万多科学技术人员，不少来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是“尖端”科学技术的精英。他们把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搬迁到贵州，仅金属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就有19300多台，还有许多数控铣床、车床、坐标镗床、电子计算机及高科技测量、检验设备。高科技破天荒地进入贵州，电子计算机、雷达、导弹、85破甲弹、1970年首台涡喷发动机、我国第一架歼6飞机，以及几百种航空、航天、电子部件都含有“贵州制造”，为国防现代化做出宝贵贡献。国防现代化，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

1966年沈阳飞机厂职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旧址（大方县羊场镇）

011生产的歼击机

贵航生产的歼教7型飞机

但局外人怎能知道他们创业的艰辛呢？说是搬迁，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厂房，初来的人住在工棚里，有的还住在农民家，白手起家，盖厂房，架电线，安装机器设备，一切都靠自己。为了保密，国防工厂都进大山、钻山洞，离城市很远，连人带厂都住在深山之中。那时强调“先生产，后生活”，职工宿舍多是“干打垒”（煤渣砖砌成的简易房屋）、“大板房”（用预制板修建的房屋）和“筒子楼”（房间在过道两侧，大家共用厨房、厕所）。住房供应紧张，粮食、菜油、猪肉定量供应，大多数生活物品凭票购买，许多家属只好开垦种菜，自己养猪。工厂自成体系，商店、医院、学校及各种设施“小而全”，人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文化大革命”时停课，小孩只好在家劳动、玩耍、自学，父母是唯一的老师。然而，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人们精神焕发、情绪饱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创造，表现出一种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令人敬佩。

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旧址

“三线建设”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在西部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贵州倾斜，机械、冶金、化工、煤炭、电力、轻工都有较大发展，新建、扩建1000多个企业，大中型企业100多个。机械工业异军突起，在贵州形成磨切磨料、低压电器、仪器仪表、精密光学仪器、轴承5个工业基地及一批骨干企业，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基地不少是由上海迁来扩建而成，例如遵义的长征电器公司的11个厂是由上海负责内迁，贵阳的仪器仪表公司7个厂是由上海迁来扩建，新天光学仪器厂也由上海迁来，仅机械行业从上海迁来的职工就有约3万人。原上海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葛民治在回忆中写道：“内迁——这个不寻常的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至今还有着动人心魄的含义。它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内迁大军告别父母，携妻带子，全家革命，从繁华的工业发达的地区浩浩荡荡奔赴深山荒野；它意味着满腔热血的拓荒者在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内地，在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想象的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并且‘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祖国内地经济的巨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确，许多上海人都在贵州成家立业，儿子儿孙扎根贵州，他们在家说上海话，出来都能流利地说贵州话，原先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变成“不怕辣，辣不怕”的主。

“三线建设”改变了贵州的工业布局，使老城市焕发青春，新城市拔地而起。这一时期迁入贵州的人口大约有18万，仅贵阳就有3.6万。贵阳、遵义发展为工业中心城市，安顺、都匀、六盘水、凯里等则是兴起的工业城市。凯里原先只是一个民族地区的小县城，随着湘黔铁路的开通，083在此兴建10余个电子工业企业，迅速发展为一个以电子、轻工、建材为主的工业城市，1983年撤县建市。别看六盘水现在是贵州西部的中心城市，在40多年前这里还是偏僻、荒凉的地方，它的兴起与六盘水煤矿的开发密切相关。根据“三线建设”的部署，在攀枝花铁矿与六盘水煤矿之间实行“钟摆式”运输，建立钢铁联合企业，从1965年起建设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沉睡千万年的煤矿得到大规模开发，六枝矿区、盘县矿区、水城矿区先后建成23对矿井，修建了贵州第一座坑口火电站，接着又建水城钢铁厂、水城水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10多年时间变成一个工矿城市，1978年成为贵州的第二个省辖市。许多矿区，如水城大河镇、汪家湾镇、大湾镇、观音山镇、老鹰山镇，六枝的平寨镇、木岗镇，盘县的盘江镇、火烧铺镇、洒基镇等，都是因煤矿开发由村庄变为城镇。为了开发这“西南大煤海”，煤炭部从河北、山东、山西、华东调来地质勘探、设计、施工队伍，先后约3万人，他们不适应这里的高寒阴湿的气候，穿棉衣、披蓑衣、戴斗笠，在荒山野岭工作，没有房子自己盖，没有电灯点蜡烛，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只能手工操作，吃的是杂粮、蔬菜，日用品都要从外面运来，但他们意志坚定，吃苦耐劳，终于使“荒山变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