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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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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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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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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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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最先走进夜郎的汉人
在黔北、黔西北、黔西南及黔中，还有滇东和滇东北，分布着许多古老而神秘的墓，因为墓的封土既大且高，当地人都把它们称为“大坟包”。沉睡两千多年，人们一直不知墓里埋的是谁，直到近代考古兴起以后才将谜底揭开，知道这就是“汉墓”。这些墓的时间是汉代，与当地土著民的“南夷墓”不同，都是汉族墓葬。汉墓是汉族移民进入夜郎地区的历史见证，墓中埋葬着许多宝物，隐藏着诸多陈年往事，能引起我们对汉武帝“平南夷（夜郎）置牂牁郡”的历史记忆。
威宁中水出土的玉器
威宁中水出土的青铜箭镞
西南古国分布图
夜郎自大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使到了滇国，滇王问汉使：“汉朝与我孰大？”后来汉使到了夜郎国，夜郎王也问了同样的话。滇国、夜郎国国王因为与外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道他们的领地只有汉朝一郡之地那么大，故有此问。后来便以此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来形容骄傲无知、盲目自大。
人们只知“夜郎自大”的典故，却不知汉朝原先也不知道夜郎，是枸酱引出了夜郎。那是在距今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凭着强盛的国力，开疆拓土，向北、向西、向南扩大版图，谓之“开三边”，这便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秦皇汉武”。当时在南方有个“南越国”，地域辽阔，现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都是它的地盘，不属汉朝所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汉武帝“先礼后兵”，派了一名叫唐蒙的使者去游说南越王，南越王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南越人多地广，离汉朝遥远，不肯归顺。看来唐蒙的南越之行将是无功而返，可是突然出现转机。唐蒙在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吃到了一种名为“枸酱”的食品，商人告诉他说，枸酱是蜀地（今四川）所产，贩运到夜郎后，通过牂牁江（珠江）转运到番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唐蒙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想，既然夜郎有水道可通南越，何不从夜郎发兵，浮船牂牁江，攻其不意，直取南越。汉武帝对他的计谋拍案叫好，认为是“制越一奇”，于是派唐蒙出使夜郎。枸酱是何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引出了夜郎，引出了开“西南夷”设置郡县的种种事。
古夜郎国范围
红点为经专家考证发现与夜郎有关的部分地点
“平南夷置牂牁郡”极富戏剧性。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反，汉朝一面派大军从湖南、江西发起正面进攻，另一面便暗中发夜郎兵击其背后。也许是歪打正着，派到夜郎的汉军还未出发，南越就被攻破了。来到夜郎的汉军，便顺手牵羊，乘机将且兰灭掉，迫使夜郎王入京朝贡，轻而易举地设立了牂牁郡。“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从此被纳入汉朝版图，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随着汉军的步履，汉族移民源源进入牂牁郡。新设的边郡，首先要派兵力驻守。起初，驻守边地的士卒，每年更换一次，称为“更戍”。这种戍边之法有许多弊端：一是士卒往来更换，路途劳苦；二是戍卒一年一换，无长久戍边之心；三是道远路遥，山川险阻，运输粮草极为艰难。后来采用了晁错的“守边备塞”之法，将“更戍”改为“屯戍”。在要害地方，建城邑、筑堡寨、修房舍，让军队驻扎守护，居有所安。又在附近开垦田土，发给农具、种子，让士卒耕田种地，军食自赡，安居乐业。为了使他们长期驻守边疆不思故里，使其男婚女配，“生死相恤，坟墓相从”，死后就地埋葬，这许许多多的汉墓群，大抵就是当年汉军屯田戍守的地方。上述汉墓的分布，基本都在牂牁郡境内。
“移民实边”是汉朝的一大举措。军伍不足，发巴蜀罪徒、死囚及奴婢充实边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充军”。但牂牁郡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荒山荒地，有限的军屯难以开发，地方贫穷，财政难以支撑，于是又采取“募豪民，田南中”的政策。以爵禄鼓励“三蜀”（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合称“三蜀）大姓率农民，到牂牁郡开垦，将田赋纳于郡县。在汉墓中我们发现若干印章，有“巴郡守臣印”，有“郭顺之印”、“毕赣印”、“毕宗印”、“张光私印”、“谢买印”，还有“樊千万”、“赵千万”、“臣王千万”等印章。“巴郡守臣印”不用说是官吏的印章，郭顺等的私印章虽没有头衔，但也是有名有姓的大户人家，而“樊千万”、“赵千万”之类印章，特别铸上“千万”二字，是炫耀自己家财万贯。
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一律编入户籍，而夜郎各部落的人口，皆由部落酋长统率，无户籍，无赋税。两汉究竟迁入多少汉族移民呢？《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牂牁郡“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县十七”。到了东汉，移民又有较大增长，《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这个统计数字虽不敢说精确，但自牂牁郡设立以来，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而且与日俱增，却是不争的事实，为数众多的汉墓就是证明。
巴郡守臣印
巴郡守臣印
《汉书·地理志》
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东汉稻田模型
兴义交乐汉墓出土的水塘稻田模型
巴、蜀是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比周边的“西南夷”要高得多。从巴、蜀移入的汉人，来到这片空旷的地方，仍然按他们在家乡习以为常的农耕方式进行生产，无形之中把巴、蜀的先进技术带到了夜郎地区。在兴义交乐汉墓中，出土了两件“水田池塘模型”，陶制的圆盘用泥条隔开，仿佛是一道堤坝，下有水道相通。坝的一边是水田，刻画着许多稻禾。另一边是池塘，养着鱼和田螺，还种植莲藕和菱角，反映出当时水田农业兴盛的景象。更精彩的是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那件“水塘稻田模型”，陶盘的半边是长着荷花、菱角的池塘，塘中有游鱼，塘边上还站着一只小鸟，一派田园风光。在黔西县罗布夸汉墓中，发现了陶猪、陶羊和陶公鸡，陶猪低头行走觅食，体形肥硕，头大且长，四肢粗短。有人说它很像赫章的可乐猪。铜质的戈、矛、刀、剑是他们的随身武器，铁质的铲、斧、锤、凿是他们常用的工具。不难想象，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作异客，生产方式一如既往，死后还把这些东西带进另一个世界。
在安顺宁谷汉代遗址中，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村落和房屋遗址，有5条水沟和6个灰坑，有木牍木楔、木枋等建筑构件和为数颇多的绳纹瓦、筒瓦，还有车轮瓦和云纹瓦当，有一件瓦当上还印刻着“长乐未央”字样。令人感到惊喜的是，遗址南边发现了5座陶窑，陶窑由窑门、火膛、窑、烟囱、窑顶构成，窑边还有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及几何纹花砖。赫章可乐西汉墓中，掘得一件“干栏”式房屋模型，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有柱、拱、板、枋及栏杆，下层有碓、杵。这种房屋楼上住人，楼下安放碓杵和饲养牲口，人居楼上可以防潮，可以防御野兽侵袭，适合于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有利于生产、生活。陶井、陶轱辘、吊桶井架、陶碓，再现农村面貌，陶灶、陶蒸、陶壶、陶釜及碗、钵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平坝马场出土了一件东汉的硬陶罐，上面刻有“永元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字样。漆器也传了进来，清镇玡珑坝汉墓出土的朱绘雷凤纹漆耳杯和清镇新新桥汉墓出土的朱绘夔纹海潮漆纹盘，都是用麻做胎，黑底朱绘，铭文上注明“元始三年”和“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
安顺宁谷汉代陶窑遗址
“长乐未央”瓦当
如果说我们对那时汉人的衣着、习尚感到陌生的话，不妨看几件陶俑。兴义交乐汉墓出土的抚琴陶俑最为传神，一个文人雅士双膝并拢，席地跪坐，一手抚古琴，另一手拨弄琴弦，他双目略闭，面带笑容，感情投入，优雅自如，若有所思，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而不散之感。他头缠平巾帻，身披右衽宽袖衣，内穿一件圆领衫，这大概就是当年汉族文士的着装吧。黔西县罗布夸汉墓出土的三件舞乐陶俑，使人想见汉代人喜爱歌舞的风尚，一人弹筝，另一人手舞足蹈，其乐无穷，穿的也是圆领长衫，惟妙惟肖，生动活泼。
可乐出土的干栏式陶屋
可乐出土的画像汉砖《出行图》
兴义交乐汉墓出土的抚琴俑
威宁中水汉墓出土的飞鸟形铜带钩
看来，那时的人很喜欢打扮，头上戴发钗，衣上有带钩、扣饰，手上戴戒指、手镯，还喜用金、银、玉石、琥珀、玛瑙、水晶、绿松石作饰物。带钩是铜做的，出自威宁中水汉墓的牛头形、飞鸟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都很精致，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有一件同劳比五铜澡盘是西汉元始四年（4年）所造，产地是益州同劳县，“比五”是盘的周长，是用来洗手的。人们经常“窥镜自视”，以正衣冠，用的是一种磨光的铜镜，光亮照人，有一件铭文铜镜，上有“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祥，宜古市，长保二亲”等字。照明镜上有“杨君好皎光见美择作配”的铭文。日光镜上铸有“见日之光，长不相忘”字样。还有四乳铜镜、星云纹铜镜等。
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中原、巴蜀文化在牂牁郡传播。富贵之家把死者生前心爱之物随葬，如今成了珍贵文物，展现汉文化的风采。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东汉铜车马，一匹高头大马拉着一辆有篷的双轮车，马的造型生动，昂首挺胸，鬃毛耸立，马尾上翘，张口嘶鸣，一只前脚上提作奔跑状。做工精致，使用浇铸、锻打、延展等工艺，用扣接、焊接、铆接、子母扣套合等方法将各种部件组合成型。交乐出土的铜铸连枝灯，构思奇特，灯座中心是一个称为“玄武”的怪物，突兀长出一株树，两条龙沿树干盘旋而上，树梢和树枝上都有圆盘形的灯盏，枝上还塑有朱雀、鹦鹉和乐人，乐人或蹲或跪，在灯架上吹箫、唱歌。清镇玡珑坝出土的铜龟灯，做工精巧，乌龟形象逼真，龟背上坐着一个人，人的头上顶着一根灯杆，富有浪漫色彩。水城黄土坡出土的龙首铜釜，将釜柄铸成一个龙头，是龙文化的象征。交乐还出土了一件提梁带盖铜壶，长束颈，鼓形腰，足为喇叭形，腰上有一对兽面衔环铺首，首上套着一根“8”字形的链条做提梁。
兴义万屯出土的东汉铜车马
货币已在牂牁流通，汉墓中常见的有五铢钱，大帛五十、大布黄千等。交乐出土了一只五铢钱铜碗，碗底正中铸有五铢钱纹。赫章可乐东汉墓中出土的摇钱树残片，叶片多为圆形方孔钱，钱的边缘有人物、车马图案，人物有的回首顾盼，有的持兵器械斗，有的吹笙、跳舞。松桃木树出土的一铢钱纹虎钮
交乐出土的带盖提梁铜壶
松桃木树出土的西汉虎钮 11 22 于
交乐出土的摇钱树
戍边的屯军都按军事编制，将军领五“部”，部之下为“曲”，曲下为“屯”，以屯长领屯军，称为“部曲”。久而久之，部曲演变为将军的私家兵丁，成为依附军官的农奴。移入牂牁的汉族大姓，凭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不断扩张势力，仿照“部曲”制度，将依附的人变为家丁奴仆，接纳成他们保护的“荫蔽户”，控制一些部落而成“渠帅”。军官、大姓与当地土酋结合，形成一股地方势力，是为“牂牁大姓”。西汉末年，公孙述割据巴蜀，牂牁大姓龙、傅、董、尹及功曹谢暹，不愿归附公孙述，而派使者绕道番禺江，千里迢迢地朝奉东汉政权，受到光武帝嘉奖。这件事表明，大姓在牂牁郡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本是汉族移民，在意识上仍忠于汉朝。
牂牁大姓中涌现出一些人物，如平夷傅宝历任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夜郎尹贡号“南州人士”，而毋敛的尹珍则是走向中原第一人。尹珍，字道真，在东汉明帝、章帝时，因仰慕中原文化，不远万里到中原求学，从著《说文解字》的大家许慎学五经，又从名重一时的应奉学图纬，学成后回乡教授，“首开南疆之学”。尹珍之前，牂牁尚未建学，他能跟从名师大家做学问，想必是有家学渊源，这是因为大姓都来自文化兴旺的“三蜀”地区。贵州人对尹珍十分崇敬，崇尚他热爱文化、热心办学的精神，建尹道真祠，供奉不绝，还以他的名字命名“道真县”。
汉儒尹道真先生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