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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会聚，和而不同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多元会聚，和而不同

许多民族在贵州会聚，共同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语言系属不同，文化体系也不一样，构成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在这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中，既有汉文化，又有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来自不同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多种多样，有苗族文化、瑶族文化、布依族文化、侗族文化、水族文化、彝族文化、土家族文化、仡佬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各种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但又都保持自己文化的特点，呈现出“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繁荣景象。这与北方的燕赵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安徽文化等明显不同，那些地域文化虽然原先是“多元”的，但经过长期融合而为汉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汉文化与古老的越文化、楚文化已充分融合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青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新疆以西域文化为特征。贵州文化与云南文化比较相近，但因民族构成不同而各有特点。

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一方面是因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则与贵州的历史发展、汉族移民紧紧相连。汉武帝开“西南夷”，“平南夷（指夜郎）置牂牁郡”，进入一批汉族移民，汉文化源源传入贵州，但汉代移民的数量有限，主要聚居在城邑和军事据点，汉文化呈点状分布，广大地区仍为“西南夷”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纷乱，中央王朝衰落，对西南地区失去控制，牂牁大姓崛起，在“夷多汉少”的情况下，汉族多被同化，“变服易俗”，汉文化的传播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未能继续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处于优势。唐、宋时期，地近川、湖的思州、播州地区在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下，汉族移民又陆续进入，汉文化逐步兴起，这种状况在大量的宋墓中反映出来，但其他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在贵州持续、全面发展是在明清时期，明代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一次“文化大搬迁”，以人为载体，把内地汉族早已形成的农业、手工业、建筑模式和文化习俗带进贵州；清代的“客民”，其数不亚于明代，使“夷多汉少”改为“汉多夷少”，汉族人口遍布全省各地，并深入穷乡僻壤，汉文化传播范围日益扩大。从历史上看来，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与内地明显不同，它不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下来，汉代兴起一阵之后又被“夷化”，经过明、清500多年才“渐比中州”，比内地晚了千余年，而且发达程度与内地有较大差距，只是“渐比”而已，并不完全同于“中州”。

汉语、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明清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量进入才在贵州通行。贵州话属汉语北方方言体系，但并不是直接从中原传入，而是经过四川的中介形成川黔滇方言，即“西南官话”。川黔滇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贵州话与四川话、云南话也有若干差异。汉族人口多，分布广，与各民族广泛接触，特别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许多民族都以汉语为共同的交流工具，而在内部仍使用本民族语言。交流是双向的，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也略通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在语音、词汇上多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黔东话、黔南话与川黔方言有一定差别。汉字自明代以来逐渐推广，对少数民族多有影响。彝族碑刻往往是“彝汉合璧”，土司安贵荣、安国亨等都能写汉字，毕节大屯余氏一门还出了几代诗人。布依族的“摩公书”，实际上是用汉字记布依语音。“水书”中有一部分文字是古汉字倒写、反写的形式。原先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渐习汉字，只是人数不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日益普及。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对汉族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影响最深，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特征。但在明代以前，贵州儒学教育远逊于中原，影响甚微。明朝建立后，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儒学教育勃然兴起，办起了官学、书院、卫学、社学、私塾，并在贵州“开科取士”，人才联袂而起。但儒学教育在贵州推行的时间毕竟不长，受正统儒学的影响不深，人们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因而作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王明阳心学在贵州易为人们接受，继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之后又办起了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学孔书院、鹤楼书院等，以王阳明学说为儒家“正学”，宣扬王学，在全国书院日益官学化的情况下，贵州却兴起自由讲学之风，思想活跃，影响极为深远，与其他地方儒学不同。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植根于汉族的民俗信仰，与道家思想紧密结合，是汉族的传统宗教。道教有一个庞大的神祇系统，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崇奉“三清”（原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天神有“四御”（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还有同掌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五月五镇、四渎四海、山川社稷、渊泽井泉诸神，后来又加入各种神仙、真人、各派祖师及城隍、土地、灶君和民间推崇的许多名人，宫观五花八门，诸如三清阁、三官殿、玉皇阁、真武庙、祖师庙、龙王庙、火神庙等等。宋代道教在邻近川湖的黔北地区已有传播，明代以道教为“敷训导民”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力推行，令卫所及各府州县皆建社稷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设道纪司掌管道教，特别重视“益人伦、厚风俗”的正一道。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道教世俗化倾向日益明显，与人们利益关系密切的神受到重视，武人尊崇关圣、黑神，文人尊崇文昌君，普遍崇奉财神，还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土地公、龙王、雷神、牛王、马王。各地推崇的名人也纳入道教神祇，如四川推崇的“川祖”（李冰父子）、湖广推崇的“禹王”（大禹）、江西人推崇的“许真人”（许逊）、福建和广东等地推崇的“妈祖”、山西和陕西推崇的关圣等等。在贵州，不但各地会馆供奉主神，而且在各地建了许多川祖庙、禹王庙、万寿宫、寿福寺。道教与行会结合，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神，如木匠及泥瓦匠供奉鲁班，铜匠铁匠供奉李老君，织匠、裁缝供奉轩辕，行医卖药的供奉药王孙思邈，唱戏的供奉唐明皇之类。道教与贵州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一拍即合，出现“道巫混杂”的现象。人们不管何方神圣，见神就拜。道教的斋醮法事与民俗结合，广泛开展开路、跳神、还愿、打保福、庆坛等活动。古老的傩祭在贵州长期传承下来，盛行傩堂戏、阳戏，皆以“驱鬼逐魔，消灾弭祸，祈求平安”为目的，并渗入道教的法事。

织金财神庙

佛教与汉文化充分交融形成汉传佛教，实际上已成为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在唐代已传入贵州，主要在黔北地区，开凿乐山大佛的海通法师就是播州人。明朝建立后，“教化”以儒学为主，辅以佛、道，佛教在贵州兴盛起来。在贵州宣慰司及各府设僧纲司，大力推广佛教，卫所及府、州、县皆建有佛寺，还深入土司地区。此时巴蜀佛教颇盛，尤以禅宗的临济宗最为突出，倡导佛教“不避世俗”、“教禅一致”，提倡禅宗与净土合流。明末清初，四川高僧避难，大量进入云南、贵州，促成“滇黔佛教大盛”。贵州的高僧多是临济宗“天童派”弟子，开辟了梵净山、飞云崖、白云山、西望山、黔灵山等佛教名山，建立许多佛寺。清代贵州佛寺遍及全省城乡，贵阳城内城外就有佛寺162座，遵义府属各州县共有佛寺270多座，就连新开辟的“苗疆六厅”也建有许多佛寺，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与汉族民俗结合紧密。入清以来，儒学与佛、道交融，“三教合一”的倾向日益明显，道观中供佛，佛寺中也供道教神祇，出现了许多“三教寺”，仅贵阳就有“三教寺”25座，在同一寺庙中同时供奉孔子、太上老君、释迦牟尼、观音。镇远中和山上，有青龙洞、紫阳洞、中元洞、万寿宫、观音殿、吕祖殿、紫阳书院，是“三教合一”的典型。

黔灵山弘福寺

镇远中元禅院

黄平飞云崖

贵州的汉族来源广泛，各个时期皆有所不同。汉代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巴蜀，魏晋及唐宋的移民多来自中原，明代的移民主要来自江南、江西、湖广，清代、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移民则是来自全国各地，以邻近各省较多。移民往往把家乡的地域文化带进贵州，多种地域文化聚合，呈现出汉文化的多样性。前面提到的“会馆文化”就是不同地域文化在贵州的展现，会馆建筑风格各异，供奉各自尊崇的神祇，集会时以家乡话交谈，用诗词楹联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还演出家乡的地方戏。地方戏形成于清代，以戏剧的形式集中反映各地独特的民风民情、艺术追求和精神风貌，由于贵州各地移民都有，清末以来许多地方剧种陆续传入贵州，抗日战争时期达于鼎盛。早在1913年，南京的“乔玉琴京戏班”即来贵阳演出，建立“黔舞台”，抗战期间“厉家班”、“管家班”、“朱家班”等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搭台唱戏，民间成立“京调会”、“会文票社”、“榴社”、“青年国剧社”等10多个京剧业余戏班，拥有许多票友。因京剧在贵州有社会基础，后来组建了贵阳、遵义、安顺、毕节、铜仁等京剧团。川戏于光绪年间传入贵州，先后出现了“草台班”（秦和班）、“天曲班”、“洪泰班”等戏班，活动遍及全省，以贵阳、遵义、桐梓、湄潭、毕节最盛，极盛时有15个川剧团，是贵州最流行的地方剧种，后来保留贵阳、遵义和毕节3个川剧团。北方的评剧、浙江的越剧、河南的豫剧，于抗战期间传到贵州，滇剧流行于兴义、兴仁、盘县等地，湘剧（辰河班）及木偶戏流行于铜仁、镇远、思南等地。

明清以来，汉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但并未因此改变贵州“多元文化”的格局，各种文化“和而不同”，互相兼容，保留着各自发展的空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仍然继续发展。贵州地形复杂多样，各种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的民族，在贵州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空间。且因山川阻隔，各种民族文化在某一地域保存和发展起来，与周边的文化面貌互不相同，出现“十里不同风”的状况。

“多元会聚，和而不同”是贵州文化的特征，在这里，多种民族文化同时存在，与汉文化互相交融，少数民族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而又保持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汉文化“共生共荣”。贵州的汉文化，总体上与全国是一致的，但因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民族状况诸种因素，同中有异，与内地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是汉文化，贵州不寻常”。就其历史发展而言，汉文化虽在汉代已传入贵州，但并没有持续下来，期间有一个较大的断层，直到明清时期才持续全面地发展，发展程度与内地有较大差距。由于贵州的汉族移民来自四面八方，汉文化来源广泛，实际上是多种地域文化在贵州聚合，同样表现出“多元”的特点。汉文化在流播过程中，在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自身也受到多种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多元性，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出来，儒、佛、道“三教”逐渐合一，道教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互相渗透，出现“道巫混杂”，近代又传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样是“多元聚合，和而不同”。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