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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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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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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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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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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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百万移民进云贵
元末成千上万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揭竿而起，披着红色头巾，在一片愤怒声中，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曾几何时，金戈铁马、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退回了大漠。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金陵（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新建立的明朝，实际上只有半壁江山，长城外是蒙古的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关东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天山南北是蒙古人建立的察合台汗国。长城以内的地方，中原、关中、江南、江西、湖广、四川早已开发，人烟稠密，而西南的云贵高原此时还是地广人稀。开发云贵，移民实边，历史性地提上日程。
别看朱元璋早年在皇觉寺当过小和尚，登上皇帝宝座后却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全国形势稳定后，首先谋图云南。云南远在遐荒，唐为南诏，宋为大理，明初为元朝所封的梁王匝刺瓦尔密盘踞，朱元璋几次派人招降，梁王自恃地险路遥，不肯归顺。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率领30万大军远征云南。大军自江南出发，经江西、湖广，取道镇远、贵州（今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县），直取云南。偏师由四川经毕节、乌撒（今威宁）入滇，堵住云南出口。两路大军在云南曲靖会师，逼梁王决战。曲靖一战，梁王全军覆没，数月明军即将云南平定，真可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普安卫城垣
云南平定后，朱元璋最感忧虑的是，大军一回，云南又成孤悬。于是沿驿道遍立卫所，令驻军就地屯种，“军食自赡”，大兴“军屯”。“移民就宽乡”是明朝的一大举措，将“狭乡”（人多地少之区）的人口移往“宽乡”（地广人稀之区），一则可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再则可以开发边疆。又兴起了“民屯”，在驻军缺粮的地方实行“开中”，令盐商运粮至边地换取“盐引”（购盐的凭证），然后贩盐谋利，盐商就近招民屯种，称为“商屯”。贵州“不患无地，而患无人”，是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全省军民共148000多户，510000人，其中，军户72200多户，261800多人；民户66600多户，250000人。移入云南的大约600000人，云贵移民超过百万。
贵州建省
贵州建省之前，基本上是土司统治地区，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属湖广，播州宣慰司、贵州宣慰司及乌撒军民府、都匀安抚司、金筑安抚司属四川，普定军民府、普安军民府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属云南，另外还有100多个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
明初数十年间，随着中央政治权力的渗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土司统治的经济基础逐渐动摇，而卫所又星罗棋布地插入土司地区，与之犬牙交错，进行严密的军事控制，这便为“改土归流”创造了先决条件，也为建省创造了条件。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廷于贵州设布政使司，成为全国的第十三个行省。全省当时仅有思州、思南、铜仁、乌罗、镇远、石阡、黎平、新代八府并贵州宣慰使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
“屯军”是按军队编制的集团性移民，一律编入卫所。“卫”大致相当于师一级建制，一般辖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额定5600人。卫所官兵，终生为军，世代承袭，不能脱离军籍，逃亡者必须“勾捕”回军。为使官兵安心戍边，必须携带眷属，全家男女老少一同起解，未婚者由官府予以婚配。军人及其家属，统称“军户”，“所”管的不止是一千或一百兵丁，而是一千或一百军户，故称为千户所、百户所。军士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亦兵亦农，实际上是穿军装的农民。屯田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驻军之地设“堡”，屯种之地为“屯”，合称“屯堡”。贵州设有24个卫和2个直隶千户所，共有屯堡1200多个，星罗棋布，千屯遍列于原野。
众多的屯堡，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都消失，但在地名上却流下深刻的印记。人们只知安顺、平坝一带有许多屯堡，却不知繁华的贵阳市昔日的屯堡比安顺、平坝更为密集。贵州卫设在贵阳城西南的卫坡（今都市路西段），贵州前卫设在大西门，两卫共有百余个屯堡。要寻找当年的屯堡，须知屯堡命名方法。以地名堡的比较明显，如龙洞堡、青岩堡、花仡佬堡（花溪）、洛湾堡、老雅关堡（即大关）、尖山堡（又称尖山屯）等。以“官”字命名的堡最多，诸如程官、沈官、曹官、郝官、窦官、陈官、朱官、李官、彭官、孙官、汪官、马官、周官、盛官、傅官、石官、孟官之类。它们都是以百户官姓氏命名，后人有所不知，将“官”改成了“关”，如孟官变成孟关。有的屯堡，干脆以开屯百户官的名字命名，如袁方堡、秦棋堡、刘士连堡、胡朝堡（今湖潮）、杨眉堡、朱昌堡、陈亮堡。以当地出产物或特征命名的也不少，如斑竹园堡、李子园堡、杨梅堡、大酸汤堡、小酸汤堡、上卖糕堡、下卖糕堡等。明代清镇设有威清卫和镇西卫，建县时取威清卫的“清”字和镇西卫的“镇”字，命名为清镇县。这里堡屯的命名有所不同，以千户所名称加以屯堡的番号，如中千户所第八屯称“中八”（今中八农场），“后五”即后千户所第五屯，“左二”即左千户所第二屯，“右三”即右千户所第三屯，如此等等。其他各地屯堡的命名，大体与此相类似。
这些屯军，大都是跟随朱元璋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一带起义的“红巾军”，有些是在战争中被收编的“归顺者”，还有些是发配到贵州“充军”的罪犯。几年前，南京电视台来平坝天龙镇拍纪录片，拍摄江南移民到贵州的“屯堡人”，还寻找南京巨富沈万三的后裔。据说，沈万三是个很有名的富商，明初捐资修建南京城门，后来得罪了朱元璋，朱元璋将沈家发配到贵州，贵州的沈家多半是沈万三的子孙。不难想象，那些由江南、江西迁到云贵的人，离开了水乡泽国，来到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的远方，真不知有多少艰难、多少辛酸、多少眼泪，可惜目前还没有人把这么悲壮的故事拍成电影、电视剧。
“军户”在往后的岁月中，渐渐融入其他汉族移民，有的还与少数民族通婚。唯独安顺一带的屯军，后来演变为“屯堡人”，这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卫所、屯田并非贵州特有，明代建卫300多个，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大城市都设过卫所，如北京的上直卫、南北京卫，南京的留守卫、虎贲卫、龙骧卫、飞熊卫、水军卫等，天津有天津卫、广州有广州卫、武昌有武昌卫、成都有成都卫，昆明有云南左、右、中、后等卫，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贵州二十四卫、千余屯堡，大都不存，为何独有安顺一带屯军的后裔演变为“屯堡人”，还保存着古老的文化习俗？说是集团性移民文化易于传承吧，那么，如此众多的屯军和屯堡文化为什么没有保留下来呢？有人用“封闭”来作解释，可是，安顺一带，自元以来就处在西南大道上，是“滇之喉，黔之腹”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奥秘至今没有揭开，可谓是“千古之秘”。
初见到“屯堡人”时，还以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却自称“老汉人”。最使人感到奇特的是妇女的装束打扮。她们的长发挽在头顶，梳成三绺，插着长簪，称为“三绺头”，据说这是安徽凤阳一带农家妇女的打扮，名为“凤阳头”，人们便称之为“凤头鸡”。女子出嫁时，要修眉毛，剃前额，绞去脸上的汗毛，佩戴各种银饰。青年妇女额头上都扎一条白色布带，到了老年便改成大襟长袍，衣长至脚踝，袖口宽大，衣襟和袖口都镶花边。系着一块大围腰，腰带特别讲究，上有花纹。最奇特的是她们的那双脚，腿上缠着绑腿，穿的是尖头平底布鞋，有的绣花。这大概是因为她们是劳动妇女，始终保持着大脚板，即使在缠足的风气下，她们也没有缠成小脚。
“屯堡人”穿的是明代服装吗？带着这个问题去查看《明史·舆服志》，结果并不相符。明代的等级分明，皇帝、皇亲国戚及朝服姑且不论，这里只谈军士、庶民衣服。卫所军士穿的是红袢袄，长齐膝，窄袖，内实棉花，骑士穿对襟衣，便于骑马。庶人初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男女衣服用绸绢、素纱，不得用金绣、锦绮、绫罗，更不许用黄色，首饰只能用银饰，庶人帽不得用顶，农夫衣用绸、纱、绢布，戴斗笠、蒲笠，衣襟长过手，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椿宽一尺，袖口五寸。民妇穿浅色围衫，礼服用紫
屯堡人的服装
屯堡妇女的鞋
屯堡妇女头饰
屯堡人说的话，连当地其他汉人都觉得有点奇怪，语言学上称之为“方言岛”。屯堡人多是聚族而居，以某一大姓为主而间杂其他姓氏，所以这一带以姓氏命名的屯堡不少，如吴官堡、蔡官屯、高官屯、夏官屯、小张官屯、张家庄、郑家屯、鲍家屯等。据说，加“官”字的是军屯，其余为民屯。屯堡人多在内部通婚，这与他们的文化习俗、家族来历、心理状态有关，因为通婚范围有限，往往是世代通婚。《金氏家谱》说，金、梁两姓，“其先自江南同时来黔，亦世代姻娅”。他们“且耕且战”，以务农为本，男耕女织，精耕细作，安顺白菜、韭黄、慈姑、山药出名恐怕与此有关，鲍家屯的“鲍拳”流传至今，说明他们经常习武。“屯堡人”很会做生意，《安顺府志》说：“卫人勤于耕作贸易，不事奢侈。”因为来自江南文化发达区，“人知读书科贡”、“耕读为业”、“诗礼传家”蔚然成风。查明代方志，平坝卫建有卫学及4所社学，举人有卫兰、金荣、赵伦等7人；普定卫“诗书礼乐不减中州”，有卫学和社学，出了赵侃、汪大章、梅月、梅和四进士，举人多达90余人。
清咸丰《安顺府志》
屯堡古风犹存，来到这里，时光仿佛倒流几百年，回到早已逝去的明代，走进屯堡人家，堂屋正中是“天地君亲师”位，人们以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行为准则，敬畏天地，尊师重道，孝顺父母，家庭和睦，邻里相亲。人多信佛，特别敬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每年三月、六月、九月都有盛大的观音会，妇女们手持佛珠，唱起悠扬动听的佛歌。屯堡多建佛寺，著名的如天台山的伍龙寺，云山屯的云鹫寺。寺庙供奉神祇，往往佛道混杂，除观世音、地藏菩萨而外，还有玉皇大帝、关圣、五显、汪公，乃至牛王、马王。庆五显是屯堡一大盛事，设坛供奉“五显光华”，配祀药王、土主，有大放兵、扎火墩等仪式。迎汪公热闹非凡，汪公是隋唐时期徽州人汪华，屯堡人视他为保护神，每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前后，将汪公从神坛上请下来，用神轿抬着走街串巷，经过的各家各户，都要燃香点烛，供祭品，放鞭炮。每年的正月和七月，“屯堡人”都要演地戏、跳花灯。地戏多是武戏，演员戴着面具演绎古代英雄故事，富有神秘感。花灯是民间广泛流行的演唱形式，演员只有“幺妹”和“堂二”，内容多是风流才子和民间趣事。这是为了娱神娱人，祈求风调雨顺，消灾祈福，人寿年丰，六畜兴旺。
民间所谓的“调北征南”指的是屯戍的军户，而“调北填南”则是指“移民就宽乡”的民户。来贵州的军户和民户大体相当，军户26万，民户25万。民户是由府、州、县招徕的移民，由官府发给种子、耕牛、农具，安置在空闲的土地上耕种，3年内不征赋税，3年后起科，每亩征粮一斗。因贵州荒地多而人烟稀少，内地有大量少地、无地的农民，为了谋生，结伴而来，蜂拥而至。来贵州的多是四川、湖广、江西及中州移民，与军屯多是江南之民不同。嘉靖《思南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每遇荒年，川民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1511年）流入境者更多。传闻今年（指嘉靖九年，1530年），流入境者络绎道途，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而“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范姓数家土豪，各拥佃户千户，皆亡命巨盗也”。他们“成群结队，亲戚相招，有来无去”。
明嘉靖《思南府志》
那时贵州虽有驿道相通，但山高路险，道路崎岖，翻山越岭，行旅艰难。王世性在《黔记》中写道：“晃州（今湖南晃县）至平夷（今云南富源）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高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鱼。”道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走于峭壁之上，翻一座山往往要走半天，难怪王阳明有“连峰际天合，飞鸟不通”之叹。当时，由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至播南（今遵义）九驿，播南至贵州（今贵阳）五驿，共五十驿，须走50天，更不要说中原了。何况，这些移民既无车马，又缺盘缠，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若不是生活所迫，怎会远离家乡来贵州开荒屯田呢？
民屯不像军屯那样有严密的组织，他们不是集团性移民，而是亲戚相邀、邻里相约的自由移民，他们没有固定的屯地，而是散布在广大农村，所以一般不易察觉，往往被人忽略。
军屯和民屯公属两个系统，军屯属卫所，而民屯属府州县。明代的卫所自成区域，政区与府州县严格分开，因此，在卫所区域内的多是军屯，并且都标明某屯某堡。民屯由府州县所管，人口一律编入里甲，称为“民户”，屯田之地为“汉庄”，与“苗寨”明显区别。譬如贵阳附近的贵竹长官司及贵定的平伐司，入明以来移民与日俱增，“皆系流寓子孙”，与土民不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改设为新贵县，编户十里，1800多民户皆为民屯。这与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明确分开，清初撤卫并县时，将此二卫屯地改设贵筑县，贵阳的百余屯堡都在县境。镇远卫与府、县同城，而镇远卫、清浪卫（今镇远清溪）所属的永定堡、宁远堡、平阳哨堡、革儿哨堡、硃砂哨堡、靖边哨堡、镇夷哨堡、平蛮哨堡、得胜哨堡皆一一注明，而镇远县的“汉庄”是民屯。“云山八寨”中云山屯、雷屯、吴屯显然是军屯，而本寨、张庄、竹林寨、新寨、小山寨是后来出现的民屯。
贵州的民屯比军屯稍晚，大都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以后迁入。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黎平等府，四川、湖广、江西移民较多。嘉靖《思南府志》记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长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趋于浮薄。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实。”思南府地未设过卫所，多是民屯，其民“务本力穑”、“唱歌耕种”，而“士尚文学”、“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彬彬矣”，“汉民尚村，婚娶、礼仪、服饰体制与中州同”。
贵阳府“郡人多自中州迁来，服食器用，节序礼教，一如中州。士秀而文，民勤而务本，崇儒术，重气节。渐渍文明之化，易兵戎为城郭，变刁斗为桑麻”。省城贵阳，“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士为多，世家巨族率敦民节，士习彬雅，人户栉比鳞次，承平日久，渐习繁华”。贵阳城中，嘉靖年间有“官民杂役五千九百四十八户，三万七百四十四丁口”。住在城里的人并非屯户，有官有民，所谓“杂役”系指匠户，包括木匠、石匠、泥水匠、铁匠、铜匠、金银匠、织匠、染匠、屠户、裁缝、厨师等百业工匠，世代充役，编为“匠户”。他们起初是在官府及场局服役，有一技之长，后来以纳银代役，自设作坊，招收徒弟，推动城市手工业发展。城中还有许多商贾，城内外设有14个坊市，北门外人烟稠密，商贾辐辏，逐渐形成街市，故明末新建外城。
《徐霞客游记》
人口流动是一种进步现象，改变了“重土少迁”、“老死不出乡里”的凝固、封闭状态。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过多固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人口过少则缺乏开发的力量，移民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明代移民的主体是“屯民”，他们是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农民，开垦土地，发展农耕，在农业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促成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发。移民的到来，使大量荒山变成良田，史书记载，卫所屯田94万余亩，民田130多万亩。移民把中原、江南等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耕技术带到贵州，以屯田作示范，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引进新的农作物，饲养家畜家禽，发展种植蔬菜水果的园圃，逐步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农业生产在“渐比中州”的高一个层次上发展起来。明末，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他感到十分惊讶，兴奋地写道：“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麦冲东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他特别注明：“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撬矣！”
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改变了贵州的文化面貌。贵州文化的兴起，与明代教育有很大关系，办起了卫学、府州县学、宣慰司学、书院、社学、私塾，朝廷还在贵州开科取士，贵州人有机会参加全国的人才选拔，人才联袂而起，“比于中州”。别的不说，唐诗、宋词中没有一个贵州人，而明代有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的孙应鳌，有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的杨龙友，有被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使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吴中蕃……贵州古建筑的经典之作，不少是明代的，如贵阳的甲秀楼、文昌阁，遵义的海龙囤，安顺的文庙，平坝的天台山伍龙寺，福泉的古城、葛镜桥等等。
贵阳龙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