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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铛舞、海马舞，古朴雄浑的祭祀舞蹈
铃铛舞
根据彝文文献《什勺丧祭记》、《物始纪略》记载：远古时期的什勺部族在点吐博略（今云南省大理的苍山一带）为先人举行丧祭、跳丧舞惊动了天上的最高主宰策举祖，因而降下了病根与死种。又据《彝族源流》、《细沓把·额索祭母》记载：集彝族先祖与司命之神于一身的阿妣额索的母亲米祖洪则去世了，额索为之举行丧祭并哭祭，为报额索恩，飞禽、走兽、植物、龙、水等的君臣布摩率其民争着竞相替额索祭母，白鹤、杜鹃、野狐、野人、植物的布摩箭竹、动物的布摩野兔等都前去助阵，野人吹奏芦笙、野狐挥动舞帕，龙虎跳起丧舞，场面隆重非凡，报了额索的再造大恩。又据《彝族源流》、《洪水泛滥史》记载：洪水泛滥之后，彝家的再生始祖笃米经策举祖的撮合，在碧谷恳嘎歌场同沽色女、诺色女、布色女对歌对舞，太阳星女、月亮星女、北斗星女、野鹤、野狐、野人等都前去助阵，吹奏芦笙、挥动舞帕，尽情欢跳，热闹非凡，先祖笃慕也因此与沽、诺、布三天女婚配，生下了“六祖”，并传下了彝族歌舞。这是乌蒙彝族铃铛舞起源的最早的传说。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鎏金青铜四人铃舞的形象里，也可找到彝族古代舞蹈铃铛舞的形态。数千年来，生活在乌蒙山深处的彝家，创造了独具特色且自成体系的舞蹈文化，铃铛舞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铃铛舞则浓缩了一系列的丧礼舞，如《曲照》（转灵房）、《勺朵》（摔香舞）、《肯洪呗》等舞蹈。
从铃铛舞的道具与反映的内容看，着的是带有象征武士装和尚武颜色的红色骑马裙，有的还戴竹编的顶系红缨头盔，舞者以红、白、黑、黄来象征四方将领，有着军事舞蹈中战争场面描写的寓意，手持铃铛以示骑马，同时也用铃声来控制舞步。刻画了彝族传统的尚武意识。同时，铃铛舞的内容主要也可以解读为：表现彝族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翻山涉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勇斗豺狼虎豹，然后男耕女作，生息繁衍和大迁徙的壮阔画面。铃铛舞由古代的官场祭祀回归为如今的民间丧祭，场所虽然改变了，但是形式和内容却没有改变。
乌蒙山彝族十分注重隆重祭祀活动。祭祀的时候跳铃铛舞，用舞蹈的肢体语言形式，歌词上反映的对白，表现出对死者的怀念，同时也用叙述的方式给死者开出一条沿历史上老祖宗的迁徙路线去老祖宗的归宿地的路，让死者一路上让开荆棘和毛虫的阻挠，顺利到达老祖宗的归宿地和茫茫星空，摇响铃铛如战马奔驰，震慑挡道者让路。铃铛舞的肢体动作力度很大，伴唱的词曲悲壮感人，为的是表现死者亲属沉痛的心情。有人说铃铛舞的铃声是彝族祖先在战乱中伤亡过大，领头人为安定人心，用马铃铛在手中有节奏地摇响，使后面的队伍相信伤亡人数不多，他们还有再战的能力。而舞蹈过程中的背托动作则表现彝族先祖在征战过程中相互搀扶、艰难前进的过程。
彝族铃铛舞以歌舞的形式承载了历史，蕴涵丰富的彝族历史文化的内容，反映彝族历史上不断往四方迁徙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精神，表现出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铃铛舞所表现的内容也产生变化，从单一的丧礼舞蹈脱颖而出，走上舞台，荣登民族民间文艺演出最高奖“山花奖”的宝座，进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朴雄浑的彝族铃铛舞在铸就乌蒙魂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其应有的价值。
铃铛舞
海马舞是贵州黔西南和六盘水市盘县彝族特有的一种传统舞蹈，表演三人一组，其中一人扮马哥，二人扮烈马，马哥道具为一人高竹竿两端各系一朵红白花，烈马则由马头与马臀两部分分别系于舞者腰间，道具由竹编骨架糊白绵纸做成。表演时，舞者手持马颈，步伐有双脚并跳、踮步跳、变脚跳、自由奔跑等跳法。马哥手中的花棍用作引导烈马作各种舞步，以钹、锣、鼓伴奏。
海马舞在丧事活动中表演，由扮马郎与扮烈马的人组成一队围绕棺材进行表演。
第一圈表演马帮跋涉，意思是告诉亲朋邻里，马帮来了，已请回亡灵入棺。
第二圈表演调遣马队，马郎带领烈马不时朝灵堂叩拜，表示向亡灵磕头。
第三圈表演烈马争斗，情景热烈，表示亡灵年轻结婚时那热闹的场面又回来了，告慰亡灵不要忧伤，高兴而去。
第四圈表演降服烈马，马郎用法器打马表示亡灵已上西天，丢法器表示喂马，休息一会儿还得继续赶路前进。海马舞伴奏以皮鼓为主，辅以钹、锣。鼓点两钟，一种为“乱打”，近似京剧中使用的“急急风”；一种为“齐打”，三种乐器按舞者步伐同时敲击。
据普安地区彝族人传说：孟获之前的历位蛮王都有生啖活人的习惯，是孟获革除这一陋习。孟获善待百姓，且足智多谋，被彝族尊为英雄。海马舞据传是他亲自创作的一套舞蹈，最初名为马舞，由于彝族对自然界的水有着强烈的崇拜意识，遂将“马舞”改名为“海马舞”，并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跳此舞以纪念英雄。
清康熙年间，谢、柳、车、毛等姓氏彝族从云南迁到贵州的普安地区（黔西南和六盘水市盘县彝族居住地），海马舞也随之传入。海马舞源于彝族传统的祭祀活动，后来进入农耕、庆典、节日等活动，并走进了现代的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