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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与天文
天文学和占星术在实际天文活动中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犹如天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对孪生姊妹，既互相依存，又彼此影响，在矛盾运动中交融组成了古天文学史的灿烂篇章。占星术虽然在形式上只是对某些天象作出吉凶的预告，但它却要求占星家认真地考察天象规律，中国的天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因果的循环中缓慢地发展着。因此，古代的星占活动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有趣的事实：占星术实际只是进行有效的天文研究的一种神学外衣。这可以通过一个事例来加以说明。
《魏书》记有这样一则著名的故事：在后秦国君姚兴去世的前一年，北魏皇室天文机构的负责人太史报告说，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天晚上忽然亡失，不知去向。北魏皇帝拓跋珪听后大惊，于是召集所有有学问的人，让他们与太史一起探讨。大臣崔浩深通天文星占，他信心十足地推断：以日辰推算，庚午那天晚上和辛未这天早晨天有阴云，火星消失一定在这二日之内。庚与未都是秦国的分野，辛又代表西方，现在姚兴割据西秦旧地，所以火星肯定是到秦国去了。当时崔浩的这番话并没有人相信，他们讥讽崔浩，认为天上的星亡失了，人怎么可能知道它的去向，真是痴人说梦。崔浩笑而不答。过了80多天，火星果然在井宿出现，由于它处于从顺行到留又到逆行的盘回运动中，因而看上去像停在了井宿。当时秦地大旱，赤地千里，谣言民谚广为传布。第二年姚兴死了，第三年后秦灭亡了，于是人们深深钦佩崔浩的学识，并把他的这次星占视为神占。崔浩之所以能成功地预报火星运动，原因在于他不仅知道火星的轨道，而且知道火星有顺、留、逆等各种复杂的运动状态，所以他能预言火星向西顺行并将停留在西方天区，这实际只是对天象作了适时的预报。至于人间吉凶祸福的应验，则更主要的是基于崔浩本人对后秦情况的了解而作出的一种可能的附会。
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与天文学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仅中国古代的天文著作大都是星占著作，而且早期的天文学家也肯定都是占星家。历代官修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篇章，大都充斥着星占学的资料和理论，尤其是历代《天文志》（或称《天官书》《天象志》《司天考》等），其中绝大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看做经典的星占学著作。古代的天文学者，其中著名的人物像高辛氏时代的重、黎，夏代的昆吾，殷代的巫咸，周代的史佚、苌弘，春秋时宋国的子韦、郑国的裨灶，战国时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昩、赵国的尹皋和魏国的石申，还有后代的张良、京房、张衡、诸葛亮、陈卓等，这些人都是集天文学与星占学于一身。裨灶根据“有星出于婺女”的天象断言晋平公的死期，三国东吴的占星家吴范更以他每占必应的巧术博得了孙权的器重。
吴范曾经预言，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将得益州。其后不久，吕岱自蜀中还吴，在白帝城看见刘备部众离落，伤亡过半，以为没有什么战斗力。孙权以此事责问吴范，吴范却说：“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事情果如吴范所言，刘备在甲午之岁的五月逐走了刘璋，自领益州牧。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也深通占星术，《旧唐书·李淳风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得到一本《秘记》，书中预言唐代三世之后，将有一位女主代有天下。太宗向李淳风询问此事，李淳风说：据臣推算，这个征兆已经出现了，此人也已降生，而且现在就在宫内，过不了30年，当有天下。果如李淳风所言，太宗三世之后，那位14岁即以美貌被太宗召入后官的才人武则天做了皇帝。
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西汉末年的刘歆。刘歆在天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是历史上有名的天文学家。他根据《太初历》，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编制成《三统历》，并最早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但刘歆更热衷于政治，最初他是王莽的积极支持者，并借用各种天象为王莽篡汉制造舆论，因而深受王莽赏识，官至王莽朝国师。后来刘歆又转而反对王莽，并与一班人密谋诛杀王莽。众人皆主张立即举事，只等刘歆最后决定，但深信占星术的刘歆，却坚持一定要等到金星出来才能行动。结果，金星尚未出现，事情败露，刘歆等被处死。由于笃信占星术而丢失性命的，刘歆可谓是第一人。
在今天人们的眼中，似乎历史上总是存在着激烈的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一个科学家不能同时是一个术士，实则不然。毕竟，真正严密的、成体系的现代科学是最近几百年才产生的，在此之前的古代科学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难以超出当时的历史条件。古代知识水平较低，很多事情古人无法用知识来解释，只能归之于神灵或命运。这种双重身份的现象在天文学家里尤其多。因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在进行天文学研究的同时，基本都在做星象学或星占学的研究，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星占服务。
我们也必须承认，抛开占星术的迷信成分和神秘色彩，古代占星术确实需要精确的观测和计算。正因为如此，占星术又推动了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科学遗产。
首先，占星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观测记录，尤其是关于天体异象的记录。在占星家看来，日月五星如果每天正常地出现在天空，这本身没有什么占星的价值。但如果天空突然出现一颗彗星，或是某个星座中出现一个新星，就非同小可，它将预示着某种征兆。出于这种需要，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占星家们都日复一日地记录着天象观测资料。
其次，占星术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坐标系。由于占星术需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凶吉，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所发生的位置进行确认，于是便出现了中国古代有关“三垣二十八宿”和各种天官的划分。在传世的占星术著作中，各种星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者特别关注的部分之一，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星表和星图都与占星术有关。
最后，占星术还为后世的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即解决年代学问题的宝贵资料。由于占星术对奇异天象十分关注，越是罕见越是惊人的天象就越被赋予重大的占星意义，在占星术的文献中也就留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占星术又相信天人感应，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与当时的一些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由此，后世的史学家根据各种文献记载进行推断，便可确定一些原本模糊的年代。
总之，星占学由于要了解各种天体的运动规律，因而在早期，它对推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把自然天象视为上天的警告和人间祸福的征兆，从而在根本上淡化了人们对这些天象的发生原因等问题的深入探索，以致最后终于成为束缚中国天文学发展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