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

关键词要点

中华文明以礼乐文明独显，礼是由礼义（观念）、礼仪（行为）和礼器（物质符号）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观念与行为往往依赖物质符号得以彰显。那么贯穿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象征物是什么呢？

10年前，人们一定沉思良久依旧莫衷一是，但对于今人来说，已然不再疑惑。因为现代考古发现提供的物证，让断裂的传统重新获得认同。孔圣“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之叹，以及古之君子为何比德于玉，已不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是的，正如荀子“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仪”譬喻所显示的那样，“玉”及其神话信仰，是中华礼乐文明最早、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性物质符号。至少距今8000年前，“玉”已然从石器时代的泛石信仰中升格为神物，甫一出现即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距今4000年前几乎遍及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逐渐形成一整套以玉质、玉音、玉德为评断标准的价值观，成为中国礼制话语建构中最神圣的物质符号，是个体修身备德（君子如玉）、身份威仪、礼神祭祖和王权神授合法性最佳凭照，从而形成中华文化认同和王权建构最核心的物质符号和“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原型编码”。 ^[1]

这与传世经典中关于玉礼器的神话叙事、君子玉德神话互为表里。《诗》“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有匪君子，如珪如璋”、“佩玉将将，寿考不忘”，从甲骨文“弜将玉鼓”、“奏玉其伐”到《孟子》“集大成者，金声玉振者也”，《礼记》“古之君子必佩玉……行则鸣佩玉之声，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楚辞》“摇佩饰、鸣玉鸾”的女神到汉墓出土帛书，《五行》篇“闻君子之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又有言圣人怀玉的老子，叹璠玙之美赞琏瑚之才的孔子，“植璧秉圭以告”先王的周公，“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的屈原，乃至玉石神话集大成之作《石头记》（《红楼梦》）中由“补天石”幻化而来的“通灵宝玉”，莫不视玉为美德、天命与神圣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玉礼器进入华夏腹地取代陶礼器一枝独秀之时，也迎来了金玉礼器的新型组合时代，然而在礼制话语中，玉器的核心位置始终未能动摇。俗谚曰“黄金有价玉无价”，《管子》“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说的都是玉在国人心中的至高位置。正如清儒所言“自古以金玉为宝，而珠玉亦并称焉”，然而，金之成器必先锻炼而后可以加工，珠之成物囿于其形而不能雕琢以成器，“唯玉之在璞，混然而难知，暗然而莫能辨，蕴之于山，山可以嘉其名，种于田，田可以美其号。不假于火，无藉乎水，是固天地为之孕，而阴阳为之炉也。洎乎剖璞以出，则五采鲜明，如云如霞，五德俱备，为仁为智，望之而焕若其色，触之而硁然有声，则又皆金逊其才，而珠愧无质者也。若夫赏于和氏，切以昆刀，雕而琢之，怀尔藏之，其见重于世也，虽连城不可易，则国邑为之轻，而黄金为之贱。又取象于天也，如合璧之可征，则日月为之光，而明珠为之晦。且于文珠字从玉，而黄金为之玺，下逮珊瑚、玫瑰、琅玕、琥珀之类，靡不假其文，以重其物，而瑞与珍玩之字，亦皆从玉以定名，可知天下之宝，莫大于玉。故周官天府所司，谓之大宝器。矧乎尧舜之时有球琯，夏殷有璜与琖豆、琏瑚。周书言武王得商之佩玉，亿有八万，而《周礼》、《礼记》及《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所载，则又有若镇桓、信躬、蒲谷、圭、璋、璧、琮、琥、璜、衡、冒、几、磬、戚、鬯（玚）、爵、瓒、敦、珮、环、玦、琪、笄、瑱、琫、珌之属，用以昭瑞命，辨等威，敬天地，享宗庙，祀鬼神，明礼乐，治军旅，起权度，彰服饰，慎容仪。而语其大，则有三尺之珽，旧说谓可照天子之明；语其小，则有方寸之玺。后代儒行而望，且可以思王度。然则天下之至尊至贵，又岂有逾于玉者乎”？ ^[2] 总而言之，“古之君子比德于玉，非以为玩物也。典章制度于是乎存焉，宗庙会同灌献之礼于是乎备，冠冕佩刀剑之饰，君臣上下等威之辩，于是乎明焉。唐虞班瑞于群后，禹赐元圭而水患平，成周分宝玉于伯叔之国。三代以来，圣帝明王不宝金玉，而玉瑞玉器之藏，未尝不贵之重之”。 ^[3]

现代考古发现的物证也表明，玉不仅比世人所重的金（含铜）、珠为早，而且绵延不绝，与人类与生俱来之物——身心关系，也是他物无法媲美的。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几大古文明，莫不是从对各类玉石的认识、崇拜和开发使用过程中，催生出对金属矿石可熔铸性认知，从而孕育出最早的人类财富观和价值观，玉石不仅是人类最早的资本符号物，在黄金白银青铜等贵金属成为资本和财富象征之前的文明进程中发挥着潜在的内驱力，而且在石器时代转型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仍在许多文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精神象征作用。个中缘由即在于，玉石是作为神圣之物或神祇象征而被先民青睐的。 ^[4] 对于东亚华夏文明而言，考古学证据表明，玉的尊贵至少有8000年历史，而青铜进入东亚仅有四千年历史，即使在青铜文明最盛之际的商周，玉依旧是天命王权和个体备德的核心圣物。因为铜质不如玉质之坚洁，最主要的是“铜器不宜近身，近身则有铜臭气。玉器最宜近身，近身则生温和气，是以古今人佩玉者多，未见佩铜者也”。清儒所言“吾国文艺之开化，以玉最古，其他皆在其后”是不虚之言。 ^[5]

也因此，不仅玉的产地勘探、开采、加工、运输、赏玩、鉴别等形成的技术传承，至今依旧是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而且玉石开采、加工、贸易与运输的主要线路，玉器样式特别是玉石所承载的神话信仰与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亦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观念性动力要素和核心价值观的新途径。 ^[6]

那么，如此显赫之“玉”究竟是何物？为何如此牵动东亚先民之心，而成为今人不能忽视之物呢？

一 玉与王、巫、禮——文字编码

迄今所见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金文中，已有相当数量的“玉”字、玉器名（如圭、璋、璧、瑗、环、璜、琮、瑞、琡、玉壴、珥、琅、玗、瓒、磬等）和贡纳、祭祀、觐见、赏赐、宾赠等礼仪用玉制度，以及玉器加工等。 ^[7] 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玉与王、巫（靈）、聖、禮等密切相关。《说文》释“玉”像三玉之连，丨其贯也。《说文》释“巫”（靈）以玉事神，释“豊”（礼）为行礼之器，释“王”为天下所归往，一贯三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丨，虽有望文释义之臆断，但考“王”字取象原型及王之初意，也不无道理。甲骨文之“玉”为“丨”贯穿数玉，金文之“玉”与“王”之差仅在三横之间距。甲骨文之“王”本取象于斧鉞，而新石器时代的大墓皆出玉鉞，为王权象征。20世纪初王国维以甲骨文为据，谓“豊”从豆从珏，以器（即豆）盛玉祭献神灵，“豊”作为行礼之器的意义才得以显现。 ^[8] 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史前“唯玉为葬”的礼俗不谋而合。如良渚文化大墓中的墓主“头戴缀玉羽冠，项佩玉璜，臂戴环镯，左手执钺，右握权杖”。 ^[9] 几千年前的这位王者用自己的体化实践充分地诠释了玉（、）与巫（、、）、王（、、、）之间的象征性认同。《礼记·经解》：“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将玉与王者之“体”和政教权力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

《尚书·顾命》康王登基仪式中，玉礼器占据着绝对核心位置，从玉几、陈玉（越玉、陈宝、赤刀、弘璧、琬圭、琰圭、大玉、天球、河图）、卫士仪仗服饰到秉璋酢祭，再到诸侯敬奉圭币，天下宝玉备具彰显天子威仪和合法权益。而“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邦国”的册命辞的强调表明，成王临终顾命凭“玉几”发命，具有神圣的依照天命继祖体传己体，以“亲亲”承传的方式“扩己”，以延续天命授权。《尚书·洪范》：“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将玉食与王权独尊与天命祯祥等同，则将玉与王权神授的关系说得更直接。从文字编码来看，辟所从之“辛”原形也源自斤斧，与王字取象同源异流，但意义指涉却未变。传说秦始皇用和氏璧改制成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成为历代皇帝革命立国之后梦寐以求或仿制之神器，《汉·旧仪》载汉传国玺凡六，皆白玉螭虎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出土的汉代印玺较多，最精美的是发现于长陵附近的“皇后之玺”。宋《皇朝会典》载中兴御府藏玉玺11方，其中“镇国神玺”（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受命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用语封禅。孔尚任《清宫交泰殿宝谱》载清宫交泰殿藏宝玺23方中亦有“大清受命之宝”一方。

人间王权须源于神圣天命方获得不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需要得到天命眷顾，人间王者必须是有德之圣。故而儒家“即凡成圣”的人格理想得以实现的路径即切磋琢磨以正心诚意，玉音节步以修身备德，体—玉—礼一体而与天地合德，是故君子须臾不可去身者为礼、玉与道。圣王获得天命的征兆则是天降玉瑞，故尧得赐玉版，舜辑瑞颁瑞于群后，禹赐玄圭水患平，禹亲把瑞令以征有苗，赤鸟衔珪命文王伐殷夏启佩玉宾天得《九辩》、《九歌》，成周分宝玉于伯叔之国，圣帝明王莫不宝玉瑞玉器之藏。道家圣人怀玉执契、儒家圣人佩玉振铎、圭命圣瑞等等神话信仰建构，均源于玉乃神灵化身，象征变化莫测、升天入地，种之而生、死而不朽之神力。 ^[10]

虢国国君虢仲墓出土白玉琮，玉质玉色玉沁之美的见证（唐启翠摄于三门峡虢国墓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藏石家河文化玉人（约前2500～前2000年）（唐启翠摄于上博）

“玉”作为神圣物，既是沟通天人使者的象征，是“通神”者必备之体饰圣物和法器，也是世俗政权、军权和财权掌控者的象征，王者“身体”威仪和特权之“物”亦成为“王”本身的象征。 ^[11] 这样一种象征性不独以早期的礼仪保存，也被早期的文字编码保留了下来，说明玉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性象征意义远胜于物质意义。

二 石之美者——传统解释

迄今所见最早给“玉”下定义的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开篇名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这一定义从“美”（自然属性）和“德”（社会属性）两个层面概括了玉之为玉，及其与人类文明关系密切的更为久远的另一种更为普遍的物质“石”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体现在礼仪生活中玉石并用而以玉为尊为贵，另一方面体现在造字思维中以玉为佳音、佳形及似玉、次玉之石名的核心义符，如璆琳、琅玕、瑶琨、琼瑰、玫玖、珣玗琪、珉碧等。近代考古学物证证明许慎之言确实不虚，玉器的制作与使用，源于人类长期的石器使用经验。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大陆上的远古先民就开始了对石之美者——玉料的使用，如西藏高原北部的黑河、聂拉木县的亚里以及阿里日土等处发现的细石器，黑龙江克尔伦牧场遗址出土压制石器中即有用碧玉、玛瑙、玉髓、水晶、石英等制作的器物。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绿色蛇纹石玉质工具，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精美玉器兴隆洼、查海玉器的滥觞。而最早的兴隆洼玉玦及其与“聸耳”神话信仰的密切关联，则显示了拣选玉料、琢玉技术的成熟与玉德价值观的形成史远远超乎人们想像。 ^[12]

许慎之前，早有托名孔子“十一德”说（《礼记·聘义》），管子“九德”说（《管子·水地》），荀子“七德”说（《荀子·法行》）。尤以孔子之说影响深远，这是君子“比德于玉”和“无故玉不去身”行为的合理化根源：“君子比德于玉，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并借助“昔者”将“君子比德于玉”推向历史的无限深处，赋予“比玉”、“贵玉”毋庸言说的历史正当性。而考古发现的物证也的确证明组玉佩不仅盛行于两周，如三门峡虢国墓、曲沃晋侯墓、韩城芮国墓等皆出土众多完整精美组玉佩，而且早在公元前6000年先民已开始佩戴精美玉器，而以管、珠、觽、璜、环、璧等组佩在公元前3000～2000年的良渚文化中业已盛行。“玉”，一种身体的附属物，和特定仪式场合的信物，在个体的精神向度和身体控制术的规约下，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形成自我驯化。贤圣老子说圣人“披褐怀玉”，孔子自比待贾而沽的“美玉”，赵简子鸣玉以相以及考古发掘的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清的佩玉就是证据。

“玉德”的实质在于将玉之自然美质（音清、色纯、质坚、光润、通透等）与人之真、善、信、美诉求合而为一，成为社会共同体认同和践行的价值观的核心表征符号。

玉本天生丽质，先贤言玉比德、比圣、比天者，根柢即在于对玉的认知，“玉之为物，坚刚而有润，精密而生辉。为两间拔萃之材，擅万有无双之贵”。 ^[13] 因此，玉几乎成为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玉容、玉貌、玉步、玉液、玉食、玉酒、玉英、玉花、玉女、玉指、玉锦、玉言、玉律、玉文、玉海、玉篇、玉函、玉宇琼楼、玉树临风、玉洁冰清，即便视死如归也要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言之。玉以羊脂白玉最美，举凡洁白之美亦以玉名之，如玉羊（白羊）、玉狐（白狐）、玉山（雪山）等，国之贤良曰圭璋、琏瑚、璠玙，亦莫不以玉为喻。乃至后来出现的黄金白银国际硬通货币也要以玉名之，如黄金之美者曰“璗”（玚，祀天玉也），白银美者谓之璙（《尔雅》云：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镣，本作璙），更毋庸说琉璃、玻璃、琥珀、珊瑚等皆假玉以明其美。

前贤关于“玉”认知经验累积至今良多，至今依旧是鉴玉甄宝者必须修习的秘笈宝典。历稽载籍，可略言如下：

河南省博物馆藏濉阳平粮台战国谷纹玉璧（唐启翠摄于上博）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双龙首璜（唐启翠摄于上博）

因此，玉不仅为生人用，亦为逝者用，还用于天地神人之沟通。故《周礼》载圣人制六器以礼神（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设六瑞以等邦国（镇圭、桓圭、信圭、躬圭、榖璧、蒲璧），组佩以别身份，疏琮璧以敛尸。

中国之玉多在山，而于阗之玉则在河。传世文献所载中国古代产玉之地较多，仅《山海经》记载出玉之山川即达二百五十多处。《书·禹贡》载扬州之域贡瑶琨，梁州之域贡璆，雍州之域贡球琳、琅玕。《本草宏景》曰好玉出蓝田及南阳、日南、庐容水中，外国于阗、疏勒诸处皆善，洁白如猪膏，叩之鸣者是真也。《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以汉朝使者的足迹将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冈相关联。《尔雅·释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今辽东）之珣玗琪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今平阳永定县）之珠玉焉，又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他如周有蓝田，楚有和氏，宋有结绿，晋有垂棘，此皆各具其国之贵品，而他处之玉不能少同者也。《西域闻见录》载叶尔羌河产玉石子大小不一，色亦不同，有如雪之白、翠之青，蜡之黄、丹之赤、墨如黑者，皆上品。最堪上乘的是羊脂朱斑和碧如波斯菜者。另陕西西安、粤之桂林、豫之许州，与夫新疆之莎车、和阗等处，均为产玉之区。而现代考古发掘和地质考察表明，新疆和田、青海、甘肃、陕西蓝田、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独山、汶川龙溪、溧阳小梅岭、贵州、云南、台湾诸地都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某一阶段的玉料产地，与文献所载玉产地分布基本吻合。考古发现的几大著名出玉遗址如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呈现出鲜明“就近取材”特征的同时，也有少量精美玉料可能来自远方。尤其是夏商周王权所青睐的和田美玉，何时何地进入中原，已是当今“玉石之路”考察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一如翁文灏1928年为《〈石雅〉再刊序》所言：“众多金石并非世上各处有产，其矿源仅限于些许专门产地。盖如玉、翡翠、天青石、绿松石之情况。了解某时某矿物在某时期之使用及地域分布乃至对某民族之用途，有时能有意想不到地阐明民族交往和迁移或昔日文明之条件。”而玉石之名亦能揭示其产地和由来。《石雅》作者章鸿钊即从石名洞察其来源，如琥珀之名与希腊文的关系，金刚、水晶、玛瑙、涂石之名与梵文，球琳和琅玕之名与中华民族起源之关系等等。 ^[15]

放眼世界考古和地质勘探，古欧洲之钟情黑曜石，古埃及之钟情绿松石，古巴比伦之钟情青金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大理石、现代欧洲对钻石的热衷等等，唯独东亚大陆的中国始终对温润透莹的玉热情不减。而中国境内不同地质条件所产之玉的玉质、玉色亦各不相同，如辽东红山文化玉器可能就地取材于岫岩蛇纹石玉，多呈莹透的黄绿色；东南的良渚文化玉质较粗，入土易受沁，因此出土玉器多为鸡骨白，临近的茅山山脉和天目山脉可能是其玉料产地，特别是溧阳小梅岭闪石玉；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玉质带褐色斑点者应是就近取材，而质地润透无瑕者则可能来自和田。正是鉴于玉石首先是矿物集合体，不同地质条件形成不同种类玉石的自然属性，很多学者相信古玉的矿物学检测比对可以区分古玉材质和产地，探清东亚大陆不同文化区域玉料来源。因此，多种技术手段如数码显微镜、拉曼光谱、近红外光谱、X射线荧光仪等的联袂多角度复合检测手段，成为近些年来玉石鉴定和玉石之路研究的重要方法。

五彩瑕瑜，忠信见于玉色。考古发现提供的证据表明，生活在东亚大陆的先民，对玉的认识和使用有一个从泛石—彩石—美玉的发展过程，温润绚彩坚透者率先从泛石信仰中脱颖而出，成为先民青睐之物。所谓比德之玉，正是以其五彩瑕瑜孚尹旁达，成为忠信之符征。商周之际和田美玉以其体如凝脂、精光内蕴、坚洁温润之质独占鳌头，成为至美至尊至德的代名词。而实际使用中美玉包含种类十分庞杂，可谓凡石之美者如透闪石、蛇纹石、蜜蜡石、水晶、玛瑙、斜长石、黝帘石、石英、绿松石、青金石、汉白玉等等皆为所用。玉石并用，玉重而石轻，因此玉石的比例，也成为等级标志。《周礼·考工记·玉人》载：“天子用全，上公用尨，侯用瓒，伯用将。”所谓全，即纯玉，尨，四玉二石；瓒，三玉二石；埒，玉石各半。这种现象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墓葬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如最早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也仅限于少数特殊人物墓中葬玉，红山文化中心大墓在每个积石冢或积石冢丘上只设一座，随葬玉器精美硕大、选料讲究、器形独特。 ^[16] 反山12号大墓出土玉器全部为透闪石玉，而福泉山9号墓、浙江海宁荷叶地3号墓、9号墓均玉石参半， ^[17] 陶寺文化早期遗址中，精美玉器只见于首领一类大墓。 ^[18] 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中虢季、虢仲墓中的玉多为和田美玉，而贵族墓中则玉石并用。 ^[19] 可见《考工记》玉器礼制并非空穴来风。

五彩纷呈的玉色也就成为世人评判玉之种类、优劣高下的标准之一。王逸《玉论》言玉之色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纯漆，为之玉符。”陈原心论玉有九色曰：“元如澄水曰瑿（黑玉，《本草》：琥珀千年者为瑿，状如元玉），蓝如靛沫曰碧，青如藓苔曰（青白玉，《玉篇》：音笔，玉管），绿如翠羽曰（音卢，《博雅》：碧，玉名），黄如蒸栗曰玵，赤如丹砂曰琼，紫如凝血曰音璊（《诗传》：璊，赪也，红色），黑如墨光曰瑎，白如割脂曰瑳，赤白斑花者曰瑌（《山海经注》：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此新旧古玉自然之本色也。” ^[20] 如此各色之纯者为冠绝，杂色则次之。玉色兼玉质亦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礼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 ^[21]

“玉得五色沁，胜得十万金。”此谚极言古玉沁色首重五彩。玉以五色（青白黄赤黑）为显，然而由于本身质地和入土环境的差异，导致出土玉石器色彩有别于自然之色。前贤辨玉，言未入土者为“传世古”（或“自来旧”），入土者曰“土古”，初出土未经盘玩者为“生坑”，盘玩者为“熟坑”。敛葬之玉为琀玉，红如血则曰“血古”，微红则曰“尸古”，水银沁者曰“黑漆古”（大则成片，小则成块，细则成线，故有通体黝黑者，有浅黄牛毛纹者，有露白点冰片纹者），玉经火则变白，俗称石灰沁，纯白曰“鸡骨白”（白玉质），微黄曰“象牙白”（黄玉质地），微青曰“鱼骨白”（青玉质地）。玉质有粗疏细腻之别，所入之土有咸淡燥湿之异，故凡出土古玉，受沁良多，轻者曰土蚀土锈，重者曰土侵土斑，皆因地气土咬之故。而玉质美者虽受沁极厚，而精光内蕴厚重不迁，盘玩则复归原色。最难得的是玉质至坚至密者几乎不受他物影响，依旧保持原色原质，比如汉刘胜墓出土的和田白玉蝉彷如新制。前贤云西北土燥则玉性不移，江北土干不燥年久每有瘢痕，咸卤地者多腐烂，海滩者色皆混浊，河淤之地多浮光，山岭富矿之地多侵染矿色而不纯净，诸如近铜者色如翠石，近铁者色赤，近水银者为黑，受石灰沁者为白，受黄土沁者色如甘栗，受松香沁者色如蜜蜡，受靛青沁则色如天青。凡玉出土受沁，一色为纯一不杂，两色名曰天玄地黄，三色名三光照耀，四色名四维生辉，五色沁者五福呈祥，五色以上曰万福攸同。沁以五色为最上，四色三色者次之，二色一色者又次之。因为古时墓葬萃集五色土（赤黄白黑青）于一穴者为贵，故五色沁玉亦最贵。 ^[22]

迄今考古所见出土古玉，辽东、西北土燥而玉性不改，尤精美者多完好无损，保持原色；东南湿气重，玉多沁蚀变色，突出者如良渚文化玉器最多鸡骨白。陕西、山西、河南等出土玉器最多的省份，玉器也多因玉质和入土环境而完损各异。个中原因即在于玉石本来就是硅酸盐类矿物集合体，被西方学者称之为Nephrite（汉译为软玉，特指和阗美玉）的闪石玉是钙镁硅酸盐Ca₂Mg₅（OH）₂（Si₄O₁₁）₂，称之为Jadeite（汉译为硬玉，特指缅甸翡翠）的辉石玉是钠铝硅酸盐NaAlSi₂O₆， ^[23] 入土日久，自然与其物质发生化学或物理反应而沁入肌理。不同的地质环境形成不同矿物成分的玉，因此，矿物成分的检测与比对亦被用来确定玉料产地和沁色形成的手段。

好古玉者，尤好怀之胸腹间以人气养之，稍俟变玉则摩挲盘玩，经日累年便会脱胎换骨，犹如人之诚意正心修身备德，日升月恒则可优入圣域，君子比德于玉一因即在此。也正因世人宝玉爱玉，特好古玉，唐宋始仿造古玉者日多，然玉质多美。仿造古玉最难亦最逼真者即在伪造沁色。仿造者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试验各种伪造方法，市面流行的“老提油”、“新提油”、“油炸烩”、“羊/狗玉”等即是， ^[24] 当今仿古利用现代科技，造假之法更是防不胜防。因而鉴宝专家、鉴宝节目和书籍亦成为近日玉石市场众声喧哗之一角。

三 玉：礼仪核心用物——考古学证据

礼仪遗物如同呈堂证据供人重构失落的历史记忆。距今约3万～1万年间，西伯利亚、中国华北、日本等地出现穿孔石饰。旧石器时代晚期，小型石器的用料已开始集中于石英、玛瑙、燧石等石之美者。一般认为距今1万年左右，玉器已经萌芽，然以琢磨所成玉器普遍出现则是在距今8千～7千年间。也即约8千年前，精美之玉已从石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亚大陆的珍宝。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版图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7千余处，比较集中分布地区为辽河流域（兴隆洼、查海—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等）、黄河下游（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等）、黄河中上游（仰韶—庙底沟二期—豫陕晋龙山文化，甘青马家窑—齐家文化），江淮地区（北阴阳营—薛家岗—凌家滩）、长江下游（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华南石峡文化玉器（琮璧钺玦）、卑南文化玉器（锛凿矛镞玦珠镯璧环）以及西藏卡若文化玉器（斧锛刀镞璜珠等）。集中出土玉器区域与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和古史传说中的东夷、三苗、吴越、华夏等部落集团活动区域大致吻合。 ^[25] 而出土玉器的基本布局及传播呈现出整体和局部的“北玉南传”、“东器西进”（信仰、器物与技术）和“西玉东输”（资源调配）特征。 ^[26] 北方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距今约8200～7200年）墓葬和房屋遗址中精美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等是迄今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器，另有斧锛凿等玉质工具，是其后赵宝沟文化（斧钺玦）、红山文化（斧钺凿璧、玦形龙、勾云形器、象生动物、玉人等）、小河沿文化（钺、锛、璧、环、镯、璜等）、小珠山文化（斧锛凿、璧、环、锥形器、牙璧）等的直接源头。而小珠山文化玉器器类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密切。黄河中上游地区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老官台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稍后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文化遗址中发现少量形制简单的玉器（距今约6000～5000年间）。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中晚期，“唯玉为尊为葬”达到鼎盛，从北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玉器制作普遍兴起，器类更丰富多样，除了早期流行的玦、璜等物外，斧、钺、璧、琮以及龙、龟、鸟、蚕等宗教象生器普遍出现，典型的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斧、钺、璧、琮、环、管、珠、玉人）、凌家滩文化（斧、钺、戈、环、璜、玦、管、镯、璧、玉人、鹰、刻纹玉版）等。距今4000年前后，《周礼》所载“六器”中的圭、璧、琮、璋、璜类礼器，在黄河流域开始陆续出现并汇聚在同一文化遗存中，甘肃齐家、山西陶寺，尤其是陕西神木新华、石峁遗存中玉礼器的集体出土，呈现出史前中国的统一要素。 ^[27]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约3900～3500年）出土圭、璋、斧、钺、戚、刀、戈、环等，上承龙山文化，下启商周，被考古学界视为夏文化代表。殷商早期（距今约3600～3300年）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商城等出土玉器种类和数量较少（主要有璧、璋、柄形器、戈、铲、璜等），但突出特点在于出土玉戈形体较大，如盘龙城出土一件玉戈长达94厘米；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3046年）玉器以安阳殷墟出土最为集中，种类、形制、纹饰和工艺达到高峰，和田玉开始成为王室用玉主流。西周早期玉器器类、造型、纹饰和工艺基本沿袭殷商晚期，中晚期独具一格，尤以凤鸟纹柄形器、大型组玉佩、圭璋和圭（戈）璧组合为显要特征；至春秋早期始，玉器种类、纹饰开始转型，玉戈渐被玉圭取代，玉琮数量越来越少，比较常见的器类是璧、璜、圭、璋、珑、琥，春秋晚期纹饰涡纹、榖纹始兴，至战国中晚期而成主流纹饰，延续至汉。秦汉玉器基本沿袭战国晚期风格而至汉中期有略变，礼玉、葬玉、祭玉、饰玉、陈玉、器皿、避邪玉等，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

玉之为用，式隆于天子，而典重于国家。不独出土玉器，出土甲金简帛文献和传世文献均有礼仪用玉记载。《周礼》有五十余职官参与玉的勘探、采集、贡纳、鉴别、管理、朝聘、丧葬、祀享、典藏等事物，与玉相关的“名物”七十余，无论是日常冠服玩好，还是朝觐聘问丧葬、祭神敬祖等礼仪中，“以玉用事”几乎贯穿在每一职官职掌中：“天官”设“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王斋则共食玉，大丧共琀玉，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内府、外府、内府、职内以及太宰、九嫔等皆职掌相关玉礼器或祀神享先王或用于朝觐聘丧赠礼仪；“地官”设“掌节”专司守邦国者所用“玉节”；“春官”大、小宗伯、典瑞、外宗、司几筵等均有玉器之掌，“典瑞”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六瑞以等邦国，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珍圭以征守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治兵守璧羡起度，疏琮璧以敛尸；“夏官”大驭、巾车、弁师、戎右、职方氏、怀方氏等掌供各类玉器；“秋官”有小行人职掌“六币”以合诸侯之好，“职金”掌管贡赋，冬官缺失，所补的同类性质的《考工记》有“玉人”之职专攻各类玉器鉴别和制造。当然《周礼》所载用玉制度最详，然而最能支持其所记的考古物证却是秦汉之际的用玉制度，比如“六器”，迄今所见最接近的是西安北郊联志村出土玉器；再如“圭璧以祀日月”的证据来自烟台芝罘阳主庙和甘肃礼县鸾亭山祭祀遗址，证明《周礼》所载用玉制度并非周制，而是秦汉之际的用玉制度。

两汉是目前发现玉器量最多、质最优、器形最多变、地域广泛的时代，绝世精品多出自诸侯王墓，已发现上百座诸侯王墓出土玉器数千，主要有祭祀玉器（圭璧戈钺，文献多在以圭璧为祭，但出土实物较少，山东荣城曾发现汉武帝时代祭日璧圭璜一组）、葬玉（玉衣、九窍玉塞、玉握、璧敛、漆棺镶玉、珠襦玉柙、玉具剑、带钩、玉印、玉人、玉质器皿等）、辟邪厌胜用的刚卯、严卯、司南佩，陈设用玉熊、玉马、辟邪、仙人奔马等，预示着玉器逐渐从神坛走向世俗日用。玉具剑、玺印取代了商周玉瑞如圭璋的功能。虽然魏晋隋唐文献多载有璧琮璜圭玉带等玉用制度，但目前考古发掘玉器更多佩饰和玉带饰。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物有玉戒、扣、兔、金镶白玉镯、金釦白玉盏等，何家村唐代窖藏玉器（玉杯、玉带銙、镶金玉镯等）是目前出土最多的唐代玉器，李贞墓出土一套玉佩饰由云形珩、璜等七件玉器组成，与周汉玉佩大不同。南京南唐李昇墓出土二十八片玉哀册、洛阳出土唐哀帝玉哀册，以及西安、杭州出土隋唐“步摇”等，均显示出不同以往的用玉风尚。宋元时期玉器之用开始商品化，禽兽花卉童子主题尤受青睐。辽金玉器以“春水”、“秋山”最具特色。出土的明代玉器相对较多，如早期的南京汪兴祖墓、山东邹县朱檀墓、安徽嘉山李贞夫妇墓（朱元璋姐姐姐夫）、江西朱权等墓出土带板、玉圭、砚、笔架、牌、人物、鹿、凤等，中期南京徐俌夫妇墓、上海浦东陆琛墓出土带板、冠簪、人、鱼、蝉、牌，晚期北京定陵万历皇帝墓、江西朱翊鈏夫妇墓、上海宝山朱察卿墓、南京沐睿墓等出土玉器较多有带板、玉圭、冠饰、碗、花式杯、组佩、首饰以及仿古玉爵、觚、壶、卣等。明代玉器器形种类丰富，用玉范围十分广泛，纹饰多寓意吉祥的花卉禽兽和文人画，玉业昌盛，造就了一批身怀绝技的工匠，如陆子冈就是其中最负盛名者。清中期乾隆时代，通往新疆的玉路打开，治玉业再次繁荣昌盛，出现了北京、扬州和苏州三大宫廷制玉作坊。常见的清代玉器有玉礼器玺、册、圭、璧、圭璧、磬、朝珠、翎管、扳指、玉带、玉佩、铃、钵、杵、五供（炉1、蜡台2、花觚2）、佛教七珍八宝等，文房用玉如镇纸、笔筒、笔架、笔洗等，陈设所用山子、插屏、如意、佛手、罗汉、菩萨、杯、碗、瓶等，服饰佩用冠饰、香囊、带钩、簪、耳环、戒指、手镯等以及众多的仿古玉器簋、鼎、尊、壶、爵、匜、卮、圭璧、刚卯、严卯等等，纹饰多寓意吉祥的花卉禽兽。

这样一种生时佩饰、祭祀和珍藏，死则以玉为葬，并以玉为神圣、王权、身份威仪象征和辟邪法器的礼制，虽经魏晋隋元之低谷，仍然持续不断延续至晚清，而生时佩饰用玉的时尚，至今犹存。可以说，经过8000年的承传与积淀，玉的材质、器形、类型、纹饰等具体形式变化颇多，但对“玉”具有灵力的观念始终不变，深深地嵌入中华礼乐文明肌理，成为不可替代的核心象征物。

四 玉人之工——技术遗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孟子》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蠲必使玉人雕琢之。”《考工记》所载著名五工之一“设刮磨之工”即专攻玉石，又专设“玉人”之职掌攻玉制器之事，玉器形制、尺寸、纹饰、功能等是迄今所见最详备的记载。然而具体如何治玉却失之载记。考古提供的物证表明，治玉工艺的历史可能比玉的发现还要悠久。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打制、磨制石质工具的经验，无疑是琢玉工艺的基础。由于玉多蕴藏于山地岩脉中，鲜少外露，即便偶有崩落，也深藏于璞，表面看来与常石无异，著名的卞和献玉故事就是最佳的注脚。先民正是在各种选择、打制、磨制各种可用石材中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某些石头里的秘密，并进而发现了这些“石中之石”比其他石头更为美丽更为坚洁，继而发现其不同于常石的特征：有玉之璞精光内蕴，有经验者则会发现。回到卞和故事，卞和的识玉本领应是当时王室“玉人”的基本技能，然而两代楚王手下的“玉人”，虽然掌控着鉴玉甄宝的话语权，却似乎都已丧失基本技能和慧眼，导致指玉为石刖人双足的悲剧。幸亏第三代楚王有一种姑妄信之的精神，宝玉终于破璞而出，所制玉璧，十五城池而难易主，可见其贵，更传中国第一块象征天命王权的传国玉玺就是以此璧改制而成的。透璞识玉的本领，应该说是琢玉工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今的“赌石”高手依旧拥有这种慧眼。

据现有的考古证据，新石器时代早期治玉工艺应该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合作的治玉手工业。兴隆洼、查海遗址出土的精美玉玦可谓物证。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5000年前，治玉工艺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28] 治玉工序有采玉、开眼（破璞）、解玉、钻孔、掏膛、打磨、镂刻、抛光等步骤。所用工具有石器（斧、凿、锤等）、皮革、竹、木、骨、解玉砂等，而在原始琢玉工序中，解玉砂是非常关键的中介物，而某些质地更为坚硬的石质工具则成为治玉工具，因此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在非机械化时代的史前治玉工序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解玉、钻孔和镂刻，更不用说红山文化遗址中被称之为“马蹄形器”的椭圆且优美弧形的掏膛式穿孔技术了。红山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各种精美玉器的同时，伴随着发现的还有石质工具、玉磨具和玉芯等；江苏武进寺镦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璧上铺有一层砂粒，其中硬度高达7度的石英石占30%～40%，被专家视为史前玉工使用的解玉砂。从东北的红山文化玉器、东南方的良渚文化玉器到西北的齐家文化玉器上，都无一例外地遗留着或线截割或片截割痕迹，专家试验后推测当时的解玉工艺有两种：皮条带动解玉砂的线割或竹木片、石片等加解玉砂的片割技术。江苏丹徒磨盘墩良渚文化遗址及附近一些地点出土的大量细石器中有许多黑色燧石（黑石英）钻头，硬度可达7度，高于墓葬出土玉器硬度，经考古工作者试验证明，将这些钻头装上木柄，再用人力在玉料上钻孔是完全可行的。江苏句容丁沙地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阴线雕刻工具261件，质料为燧石、黑曜石、石英、水晶等，大多都有锋利的尖部或弧状的刃部，且器表有多次打击修理的痕迹，结合良渚文化玉器上闻名中外的繁缛且精美细腻的纹饰，这些工具应该用于镂刻的。玉人正是巧妙借助解玉砂、水、石钻、竹木骨管等工具的配合，解玉、掏膛和钻孔。不同产地、质地的玉料，不同随地取材的加工工具以及技术传承，使得史前几大著名玉器中心呈现出不同的钻孔和纹饰特征。如红山文化玉器多呈“钻孔”（俗称“牛鼻孔”），典型器多为有瓦沟纹的神秘肖生动物；良渚文化玉器多双面对钻，典型器为有精美繁缛且神秘纹饰的璧、琮、钺及锥形器、冠形器等；西北的齐家文化多呈单面钻（俗称“喇叭孔”），典型器为素面无工的璧、琮、多孔大玉刀。这些不同的地方风格玉器，大约在4000年前渐渐汇聚到中原，如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文化玉器、石卯玉器等即呈现出多元一统的特征。河南二里头偃师遗址出土大型玉兵器也带有典型的承上启下特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俗语点醒世人，治玉工艺与琢玉工具改进间的密切关系。所谓“三分手艺，七分工具”，说的都是工具之重要。新石器时代主要治玉主要依赖石质工具。商周时期，铜工具尤其是铜砣具的使用，使得复合形态的玉器制作成为可能，不仅能准确、细腻地表现物象形态，而且使得镂空与纹饰结合，变化自如、栩栩如生，可谓带来了治玉切割、钻孔、研磨、镂刻等工艺革命，迎来治玉业第二高峰，奠定了以后3000年的治玉技术基础。考古发现了多处王室百工作坊，其中即有玉作坊遗址，如安阳殷墟商代制玉作坊遗址、陕西周原西周治玉作坊遗址等。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众多精美象生玉器和玉簋，代表了商代治玉工艺水平。周承商，治玉技术稳中有变娴熟有加。春秋末铁器工具出现和用于治玉工艺，尤其是适用于精工细作的小件铁工具的使用，如琢制纹饰用的掖、撞、勾、撤等的小工具，勾面纹用的薄刃口勾砣，打长孔用的细长铤等，带来第三次治玉变革，也是划时代变革。春秋战国玉器开始向深浮雕工艺发展，造型与纹饰都更加细腻、逼真、规整、匀称又千变万化，纹饰上，一改单一风格，谷纹、蒲谷纹、涡纹、卷云纹、夔纹、龙凤纹等繁而有序、变中有恒，线条流畅圆润，活环套接技术炉火纯青（如曾侯乙墓出土活环玉佩），达到了质优材美工美器美多美合一的境界。明清至近代制玉工艺在古代文献中有详载，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有详细的琢玉图和文字描述，清李澄渊《玉作图》琢玉过程全图展示了捣沙、开玉、扎、冲、磨、掏膛、上花、打钻、透花、打眼、木、皮等十几道工序，这道工序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使用。而铁工具用于治玉也延续至20世纪50～60年代，才被更先进的工具取代，如60年代兴起电动传动的现代磨玉机，70年代钻石工具的使用，90年代以来电脑雕刻、激光雕刻技术的运用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制玉效益。然而，琢玉的主要工艺技术仍然依赖手工劳动，因为玉器制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因材造器。

综上，玉的发现和使用是中华礼乐文明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参与者、见证者，它是物质而又超越物质，成为真、善、美、仁、义、礼、智、信、德、道等诸多核心价值理念的化身和象征。因此，从远古开始，即与人类宗教信仰、政治权力、身份等级、经贸物资、军事等活动密切相关。因玉之宝贵和难得，璞中识玉和治玉技术亦成为秘而不传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拥有此项技能者亦成为特殊人物；也因人之贵玉，故唐宋以来，随着供需增长，五花八门的仿古玉兴起，并愈演愈烈，且看当下举国上下古玩市场、鉴宝节目之兴盛，足见一斑。故而鉴玉甄宝的技能，无论是传统的目测手感还是当下的先进仪器检测，业已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